9月1日，北京家長方圓興奮地發了一條朋友圈：“新學期，新氣象！‘雙減’後的北京小學生可以8：10到校，比之前推後了約半個小時。不要小看這半個小時，它讓家長和孩子們早上更加從容，體驗感極佳！小變化折射出美好的生活，社會的進步就是在這一點一點的體驗中感受到的。”

　　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雙減”政策），明確提出要全面壓減作業總量和時長，減輕學生過重作業負擔，提升學校課後服務水準，滿足學生多樣化需求，同時全面規範校外培訓行為，校外培訓機構不得佔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大力提升教育教學品質，確保學生在校內學足學好。

　　開學前一天，方圓所在的北京給全市的中小學生制定了一張新的作息時間表，小學上午上課時間一般不早于8:20，中學一般不早于8:00。

　　“雙減”下的首個新學期，不僅是北京，全國不少地方都給中小學生及家長送上了一份開學“大禮”：孩子早上上學的時間推遲了，可以多睡一會兒了；下午放學的時間也錯後了，家長們不用再“翹班”接孩子了；孩子們不用再做那些機械性重復性的作業，晚上不用熬夜了；越來越多的孩子週末不用再坐在培訓班里加入“內卷”的大流……

　　今年的新學年確實與往年不太一樣。

　　不過，“雙減”政策並不是簡單的調整學校作息時間，甚至也不僅僅是給學生減負，其目標是構建良好的教育生態，而最終目的是建設高品質教育體系。“雙減”政策是關係到教育方方面面的複雜工程，而當前教育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也是多年積累而成的，顯然，要想達到“雙減”政策的最終目標，教育還面臨著諸多挑戰。

　　一路狂奔的校外培訓能否真正“熄火”？

　　這些年來，校外培訓已經成為義務教育階段學生負擔的重要來源。

　　“我們每五年都會做一次全國少年兒童發展的研究，結果發現，孩子的學習壓力越來越大了。”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艷説，2005年填答問卷的少年兒童基本都是‘90後’，2015年填答問卷少年兒童就是‘00後’了，“結果顯示，‘00後’週末課外補習的時間是‘90後’的3倍，2005年時孩子們週末補課時間是0.7小時，到了2015年時就變成2.1小時了。”

　　成倍增長的學習時間背後是成倍增長的培訓市場規模。

　　2018年年底教育部召開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介紹，截至發佈會召開之前，全國共摸排40萬所校外培訓機構，其中存在問題的機構有27.3萬所。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梳理教育部官方數據發現，當年全國共有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的總數為21.38萬所。也就是説，全國培訓機構總量已達到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總量的2倍。

　　校外培訓快速擴張的背後是資本的“狂舞”。

　　“2013年我曾對那些培訓機構創辦人説，‘如果你們僅僅依靠提高分數是很危險的，是沒有未來的’，那些人的回答是：‘如果我們不依靠提升分數，就沒有現在。’”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説，資本更看重的是眼前。

　　資本裹挾著校外培訓機構、機構裹挾著無數孩子和家長，與教育本質漸行漸遠，這成了義務教育之痛。

　　因此，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校外培訓負擔是本次“雙減”的重中之重。

　　中央的“雙減”政策提出要堅持從嚴治理，全面規範校外培訓行為。而各地方版的“雙減”政策則對此進行了更為詳細的部署，以上海市為例，要求從嚴審批培訓機構、嚴格機構投融資、嚴格限定培訓時間、強化培訓內容管理、嚴格機構收費管理、加強從業人員管理、完善培訓機構監管，不再審批新的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重新審核並統一登記為雙重管理的非營利性機構；對原備案的線上學科類培訓機構，改為審批制，對已備案的線上學科類培訓機構，按照標準重新辦理審批手續。

　　不過，一味地“收緊”並不是最根本的解決辦法。

　　“現在只是推倒了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雙減’政策對校外培訓的影響究竟能達到什麼程度，還有待觀察。”儲朝暉説。

　　在專家看來之所以要“有待觀察”是要看校外培訓存在的根源是否還在，“培訓亂象的根源是考試的評價標準過於單一和學校間依然存在著不均衡。”儲朝暉説。

　　這幾年我國一直在對考試和評價進行著改革。

　　幾天前，教育部印發的《關於加強義務教育學校考試管理的通知》提出，要準確把握考試功能、大幅壓減考試次數、規範考試命題管理、合理運用考試結果、完善學習過程評價、加強學業品質監測、健全管理監督機制等要求。“義務教育階段的考試主要發揮診斷學情教情、改進加強教學、評價教學品質等方面功能，除初中學業水準考試外，其他考試不具有甄別選拔功能。”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説，要合理控制考試難度，嚴禁超課標超教學進度命題。

　　不過，專家們認為改革的力度還不夠。

　　“很多人認為我們的教育評價已經在改革了，其實我們改的只是考試。”儲朝暉説，教育評價改革應該包括考試改革、招生改革和考試招生管理體制改革三個層面。但是，多年來改革一直停留在考試層面上，對其他兩個層面沒有過多的涉及。

　　有專家認為，正是因為如此，靠刷題迅速提高分數的校外培訓就有了市場。如果單一的評價標準還在，就意味著唯分數論的“土壤”還在，那麼，就意味著讓一路狂奔的校外培訓徹底“熄火”依然是個挑戰。

　　校內教育能否從此有了底氣？

　　治理了校外，那麼校內呢？

　　首要的，也是“減”。

　　中央“雙減”政策明確提出，要全面壓減作業總量和時長，減輕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健全作業管理機制，合理調控作業結構，分類明確作業總量，提高作業設計品質，加強作業完成指導。不得要求學生自批自改作業，嚴禁給家長佈置或變相佈置作業，嚴禁要求家長檢查、批改作業。

　　各地在中央“雙減”政策上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更為具體的措施。上海提出嚴禁對小學一至三年級進行全學區、全區範圍的任何形式的學科統考統測（包括學業品質監測）；嚴禁對四至八年級進行全區範圍的學科統考統測；各區若要進行學業品質監測，每學年不超過1次，且只能隨機抽樣監測，隨機抽取的學生比例不超過本年級的30%。

　　浙江省提出以“五項管理”（中小學生作業、睡眠、手機、體質、讀物管理——記者注）為抓手，推進以“減作業、增睡眠，減補習、增運動，減刷題、增實踐”為重點的減負行動。

　　北京市則提出，小學一年級堅持“零起點”教學，學校不得組織任何形式的招生、分班考試，嚴禁劃分重點班、實驗班；提高課堂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在校學習效率。

　　7月份，教育部提出要推行課後服務“5+2”模式，即學校每週5天都要開展課後服務，每天至少開展2小時，對家長接孩子還有困難的學生，應提供延時託管服務。全國各地很多地方在新學期開始了“升級版”的課後服務。

　　學生的作業少了、考試少了、學生都回到校園了，那麼之後呢？

　　“減”並不是“雙減”政策的根本之意，正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書記李奕所説，“我們不僅要‘治亂、減負、防風險’，更要‘改革、轉型、促提升’。”

　　當學生都回歸到校園，對學校教育的挑戰才剛剛開始。

　　一位中學團委老師這樣描述“雙減”政策出臺之前的情景：“我最怕組織放學後的活動，一場籃球賽一會兒被家長接走一個、一會兒被家長接走一個，都是上課外班的。”

　　不過學生和家長的理由也很充分。

　　“這幾年我在學校從來沒有聽懂過物理課，老師就按照自己的節奏講，沒聽明白也找不到老師。課外班不一樣，自己有做得不對的題，老師比我還著急，總是抓住我讓我改錯。”北京一名初中生王峰説。

　　對學校教學來説還要迎接更多更大的挑戰。

　　“如果學校教學品質不好，在新的需求下，義務教育階段的校外學科培訓依然有可能死灰複燃。”儲朝暉説。

　　因此，提質增效，從根本上滿足學生多樣化的教育需求，確保學生在校內學會、學足、學好才是把學生留住的底氣，才能真正發揮學校主渠道、主陣地的作用。而增加這種底氣的關鍵，“在於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育是否能達到優質均衡，教學品質、效能是否得到有效提升。”儲朝暉説。

　　“雙減”政策出臺後，為了教育資源更加優質均衡各地紛紛進行了嘗試。

　　李奕介紹，從新學期開始北京市將大面積、大比例推進幹部教師輪崗。凡是距退休時間超過5年，並且在同一所學校任職滿6年的正、副校長原則上應進行交流輪崗；凡是距離退休時間超過5年，並且在同一所學校連續工作6年及以上的公立學校在編教師，原則上均應進行交流輪崗。

　　北京市匯文中學的李寶萍是一名資深的英語骨幹教師，去年開始到集團內到垂楊柳校區輪崗，負責初中、高中英語組的教學指導工作。她不僅要聽課、評課，還讓身邊的老師們到自己的課堂聽課，提供示範。通過一年的努力，分校學生的英語成績又了顯著的提高。

　　事實證明，當輪崗常態化、制度化之後，確實能成為均衡校際差距的有效措施。

　　不過，有專家指出，輪崗真正做到常態化、制度化依然存在很大的挑戰，其最大的挑戰就是各地依然存在的“強校”“弱校”“優質校”“普通校”的差別。“現在學校還能分出三六九等，只要這種等級存在教師輪崗就會遇到阻力，而且學校之間的差距越大阻力就會越大。”儲朝暉説。

　　“雞娃”的家長能否徹底“偃旗息鼓”

　　校外培訓機構得到了治理、學生的校內負擔減輕了，那麼“雞娃”的家長是否就可以“躺平”了？

　　“之前孩子班上基本90%都在補課，我們當然也補，如果不補就會落後。”廣東省東莞市的李女士説，她的孩子現在上初一。暑假的時候，她給孩子報了線上的數學班，“雙減”政策出臺後，李女士説要“等等看”，“如果大家都不能補的話也好，孩子學習壓力的確很大。”

　　不少家長跟李女士相同保持著觀望的態度：一方面慶倖國家終於出臺政策治理讓孩子越來越累的校外培訓，另一方面也在隱隱的擔心僅靠學校否能讓自己的孩子在跟別人競爭中脫穎而出。

　　不過也有些家長態度比較“激進”。

　　北京的家長陳冉有個上小學三年級的兒子，從孩子很小起陳冉就讓他在一家著名英語培訓機構學習，“雙減”政策出臺之後，她便在家長群裏發了這樣的文字：“終於不用上培訓班了，孩子可以有快樂童年了。”沒想到，很快有家長回復：“小明上了普高，小紅上了職高，他們都會有美好的未來嗎？別傻了，只要高考還在，人家的孩子能上清華、北大，你家孩子不能？”

　　這樣的言論一齣，群裏原本輕鬆的氣氛立刻沒有了，一些家長們開始商量著如何“攢班”。

　　這就是傳説中的劇場效應。在劇場看電影，前排的人站起來了，後面的人能不站起來嗎？結果是，大家都站起來了，誰都不敢再坐下。

　　家長的觀念亟須轉變，要站在孩子終身發展的角度上來看待教育，而不是只把目光關注到一個知識點、一次考試上。

　　中央的“雙減”政策也提出要完善家校社協同機制。進一步明晰家校育人責任，密切家校溝通，創新協同方式，推進協同育人共同體建設。教育部門要會同婦聯等部門，辦好家長學校或網上家庭教育指導平臺，推動社區家庭教育指導中心、服務站點建設，引導家長樹立科學育兒觀念，理性確定孩子成長預期，努力形成減負共識。

　　不過，僅有政策條文還不夠。還要在家長心目中真正樹立起對政策的信心，其實家長的疑慮是政策是否能真正落實到位。這就要求各地能將“雙減”政策分解得更加細化，制定出更具有針對性的完善細則，讓家長們對政策放心。

　　“轉變家長的觀念的同時後續的政策一定要及時跟上。”孫宏艷説，“雙減”之後有了時間，“想幹什麼”和“能幹什麼”還是有區別的，“都説孩子們可以多運動了，但是他們能到哪運動？哪能讓孩子科學安全的運動？這些問題都應該迅速解決。”（應採訪對象要求，學生和家長均為化名）（記者 樊未晨 實習生 蘇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