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佳在《山花爛漫時》中飾演張桂梅

　　“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巔俯視平庸的溝壑。”國慶前夕，以“七一勳章”獲得者張桂梅為原型的電視劇《山花爛漫時》在央視圓滿收官，平均收視率、到達率、忠實度三項指標均在同期熱播的所有劇目中位列第一；豆瓣評分9.0，為2024年國産電視劇評分最高。

　　傳統英模劇往往難以與年輕化審美趣味相契。然而，《山花爛漫時》卻能夠收穫不同年齡段觀眾的一致讚許，實現市場與口碑雙贏，得益於創作者從人物塑造、敘事手法和主題蘊涵等方面都展開了創新性探索，在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找到了平衡點，為張桂梅校長譜寫了一首情真意切的當代“咏梅”詞。故事文本由此及彼地觀照到眼下更加宏闊的社會現實，兼顧了時代銳度、現實厚度與思想深度。新時代英模劇創作“向現實紮根，向藝術生長”的破題之道可由此劇窺見一二。

　　形象破題：

　　將取材于生活的“這一個”血肉豐滿地還給生活

　　電視劇中的英模人物往往肩負著樹立榜樣、引領精神、凝聚力量等重要使命，但耀眼光環的疊加使其容易陷入“偉光正”的創作窠臼，喪失來自平凡生活的真實與動人。張桂梅從傳奇中走來，《山花爛漫時》卻並未因此對其進行“奇觀化”塑造。她不同於《追光的日子》《鳴龍少年》等劇集中不走尋常路的“麻辣教師”，而是始終保持著老一輩教育工作者簡單樸素的風貌。飾演者宋佳完全顛覆了以往留給大眾的熒屏印象，從造型到神態舉止一比一還原了張桂梅飽經歲月風霜、倔強而篤定的真實形象，與華坪這片大山裏的熱土完美融合。

　　該劇也沒有受困于教師形象的模式化創作，而是伴隨著張桂梅多重身份立場的展開，在瑣碎紮實的教學耕耘中彰顯其獨特的人格魅力。作為女高的領頭人和主心骨，她督促學生分秒必爭，提前設定遠大目標來開闊視野、激勵人心；當建校遭遇資金短缺之困，她亦能放下知識分子的驕傲倔強，“厚著臉皮”與馬副縣長、周局長、昆明企業家們靈活週旋，四處化緣，無不體現“曲線救國”的謀略膽識以及背水一戰、志在必得的決心；而作為“張媽媽”，面對女孩們青春期遭遇的種種問題，她則表現出潤物細無聲的溫柔與寬容，呵護著學生們的敏感情緒：説服寧華正確認識並接納自己的身體變化；不唯升學率論，充分尊重蔡桂芝對人生方向的選擇；對家庭破碎、性格孤僻的高材生辛欣以平常心視之……不同身份和立場的騰挪展現了張桂英多個性格側面，多棱鏡般折射出英模人物豐富的人性光彩，展現其作為“人”的趣味。

　　英模形象的典型化歸根結底，是要將取材于生活的“這一個”血肉豐滿地還給生活。《山花爛漫時》不僅著力刻畫張桂梅其人，還溯源其身後的生活環境與社會關係，用豐富的現實語料夯實人物的現實質感。張桂梅之所以辦免費女高，一方面源於在華坪民族中學執教期間看到了這裡的女孩們求學的現實困難與熱望，另一方面，在她因親人離世積鬱成疾，幾近自我放棄的時候，以阿麗為代表的華坪婦女捐款捐藥，懇求她活下去教娃娃們知識，讓她重新找到了活著的意義，再次堅定了人生的目標——華坪女性給了她第二次生命，她就立志永遠做華坪女孩們的希望。

　　在華坪女高起步階段，資金短缺、教師辭職、教學陷入停滯，酒鬼父親頻頻鬧事倒逼女高001號穀雨做了第一個逃兵……這些理想與麵包之間的激烈碰撞，一次次成為讓張桂梅束手無策的難關。她對富養學生、窮養老師的管理方式進行深刻的反思，在穀雨退學事件中吸取教訓，身體力行地領悟到教育在於傳道、更在於育心的真諦。高尚的品行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在現實荊棘的羈絆與拷問之下鍛造出來的。由此，我們不僅看到鮮活立體的當代教育英雄，更能從具體事跡中看到其何以為英雄，體會其精神成長的律動。從人物塑造上來看，該劇側重於描摹女性富足飽滿的精神世界，為現下國産劇“女強人”形象的構建提供了新的思路。

　　敘事破題：

　　在豐富的現實素材中挖掘戲劇性

　　英模劇一般以真人真事為創作基礎，具有鮮明的紀實特徵，但不意味著一五一十地複製現實。《山花爛漫時》最令人驚喜的是，既沒有為了所謂“好看”強行製造衝突、編造懸浮的情節，厚重嚴肅的題材也沒有變成創作枷鎖。創作者致力於在豐富的現實素材中挖掘戲劇性，以輕快風趣的筆觸書寫女高人改變命運的不易。

　　比如，升旗、宣誓等是最難生動表現的戲劇部分，女高首次升旗的靜態情節在播音設備接觸不良、學生認字不全等小插曲的打斷下變得一波三折，以恰到好處的喜劇色彩淡化了説教意味。更重要的是，劇中描寫宣誓，也致力於闡釋為何宣誓：或為了留下辭職的老師，或為自己和同學加油鼓勁。女高建設的捉襟見肘呼之欲出，更進一步説明瞭大山的女孩需要接受文化教育、開拓眼界的必要性。誓詞在劇中已經不再是空泛的口號，而是女孩們對命運和封建思想字字鏗鏘的宣戰，實實在在達到了“熱血漫”般震撼人心的藝術效果。

　　再如為了搶在南中學生之前吃上飽飯，女高開啟“衡中”模式，將時間規劃到分秒以內，激昂的音樂節奏與快速的蒙太奇剪輯使女高姑娘們的行動更加緊鑼密鼓。搶飯、搶廁所更像一場攻下戰略高地的戰役勝利，也是山村裏女性生存境況的縮影——連溫飽都需要拼盡全力捍衛。正因如此，女高柳暗花明的步伐隨之加快。

　　該劇沒有刻意渲染悲苦，也沒有因苦中作樂使女高人治學、升學的千難萬難表現得過分輕巧，一派“樂景”仍難掩嶙峋殘酷的現實。張桂梅用工地謀生的艱辛讓柳細鶯的男友知難而退，巧妙化解早戀危機；姚小山上門招生被村民們當作人販子追打，最後説服寧華入學的原因不是免費學習，而是能賺生活費。如張桂梅所説：“我們在和紮根千百年的宗法觀念對抗。”看似輕鬆詼諧的細微情節實則點染出華坪農村物質生活與思想觀念的雙重貧困，隱晦地揭示了女性試圖通過學習知識走出大山的重重阻礙。由女高建設延伸到基層工作，副縣長馬永強與縣教育局局長周善群是劇中的喜劇角色擔當，無論一頓滑肉就點頭立項，還是信心滿滿地求助90年代的“老同學”申請辦學資金卻屢吃閉門羹，幽默而犀利地刻畫了基層工作者展開教育扶持的兩難處境。馬、週二人不擅左右逢源的體制內生存法則的另一面，恰恰是與張桂梅如出一轍的赤子之心，一邊擺困難講實際，另一邊用笨拙卻無比真誠的方式表達對女高的關切。

　　《山花爛漫時》通過舉重若輕的講述方式，在還原現實冷峻面貌的同時賦予其樂觀積極的情感底色。“以樂襯哀”的反向敘述極具趣味性地全面開掘女高建校的現實本質，精準捕捉微末細節的暖意與詩意，向觀眾輸出正向的情緒價值，讓紀實故事更加“好看”也更為“耐看”，充分體現了創作者的用心與匠心。

　　思想破題：

　　兩段誓詞體現精神力量的傳承與感召

　　看過該劇的觀眾都不會忘記劇集中的兩段誓詞。

　　當女高陷入困境，張桂梅召集教師中的黨員面向黨旗重溫入黨誓詞，以紅軍當年長征的決絕與英勇來激勵大家面對如今教學中一個又一個難關。張桂梅在新聞訪談中講述的這一幕被復刻在螢幕上，成為全劇的淚點與燃點。黨旗、入黨誓詞和張桂梅時刻佩戴在胸前的黨徽，共同凝結成一代代共産黨人血脈中紅色精神的象徵。

　　如果説，張桂梅言傳身教是革命精神在新時代轉譯的媒介，老師們集體創作的“我是高山”則是這種精神力量的時代注腳，具有與時俱進、活水般奔騰涌動的自我革新意識。“我是高山”的宣誓在劇中多次出現，凝結著華坪女高人強大的精神內核。劇中每次宣誓的境況都有所不同，從連字面意義都不明白，到成為撐不下去時候的精神支柱，“我是高山”與第一代女高人的命運緊密纏繞，如同一根系于女高人之間的紐帶，傳遞的既是在生活夾縫中奮力綻放的生命力，更是以張桂梅為代表的教育工作者熾熱的初心與神聖的使命感。

　　劇集結尾處，考上師範大學的穀雨放棄大城市的廣闊天地，毅然回到女高接力教學，接過了張桂梅的大喇叭，帶著新一代女高人吟誦相同的誓詞，意義卻有所變化：以往女高精神象徵著絕處逢生的轉機，如今則是女高滌塵心靈、澡雪精神的“定海神針”。從受教的學生變為育人的老師，顯然是對傳承這份初心與使命感的積極回應。

　　女高事跡與女高精神誕生於華坪農村閉塞封建的極端環境中，在新時代語境下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典型性與非凡的感召力。面對利益至上、個人主義、“躺平主義”等價值觀的異化和消極情緒，女高人“不破樓蘭終不還”的堅決無畏以及“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的樂觀主義精神如同一劑強心針。革命精神力量的傳遞不僅發生在劇中的女高校園，跨越代際隔閡，還能跨越時空，與螢幕前的青年群體産生共鳴，體現當代思想啟蒙的重大意義。這也是該劇作為一部嚴肅的主題性創作能夠跨越受眾圈層，獲得市場高度認可的重要原因。

　　（作者分別為：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教授、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視聽專委會秘書長戴清，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博士生石天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