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焚城》劇照
當前，國産電影票房産出與熱門檔期排片綁定程度較高，但電影《焚城》避開暑期檔、國慶檔等熱門檔期，選擇在影院流量相對較低的11月份上映。同期幾無更具市場競爭力的國産片與之對壘，勇闖淡季檔期的《焚城》自然能夠獲得良好的曝光度。可是，多數觀眾被短視頻破壞的日常觀影習慣尚未重新建立，影片能否取得令人驚喜的市場回報，甚至推高非檔期時間的票房“天花板”，雖未見定論，卻可知困難重重。
為了調動國內票房市場的“脾胃”，《焚城》嘗試了港風+大片的創作模式。江志強監製、劉德華主演、潘耀明執導的核心創作組合，以及一眾港片“黃金配角”的出鏡，基本構成了港風、港味的保障。影片號稱“華語首部輻射災難電影”，全片特效鏡頭超過2000個，按照江志強的説法，他試圖通過大製作來重新喚起觀眾對港片的興趣。
從成片效果來看，《焚城》的災難敘事，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新的香港城市影像表達，但影片過於濃重的類型程式味道，也在限制著這部港風災難片的試錯效果。
災難片試錯：“東方之珠”遭遇輻射危機
按照危難發生的現實可能性高低差異，可以粗略地將災難片劃分為兩類。
一類是諸如《絕世天劫》《後天》《2012》一般的科幻災難片，這些影片呈現的世界性危難發生概率較低，僅僅是一種偶然性偏差的幻想。受到電影工業化水準和計算機圖形技術起步較晚的限制，國産電影中的科幻災難片數量有限。上世紀90年代，《大氣層消失》與《毒吻》兩部作品，都是在生態災難的科學幻想中，呈現不加節制的人類行動對環境的負面影響。近年來，《流浪地球》系列與《獨行月球》等作品立足“近未來”的世界危難幻想，依照本土大眾眷戀故土的情感態度提出守土求生式避難方案。
另一類災難片以已發生災難的復現與高概率禍難的預演為敘事核心，諸如《緊急迫降》《中國機長》《救火英雄》《烈火英雄》等作品，講述中小空間或某個地域危機來臨之時的集體合作與人性光輝。
《焚城》的獨特之處在於，影片中由核輻射引發的地域性災禍看似與大眾生活相距甚遠，卻在近兩年迅速成為社會輿論的重要議題，從而使得這部作品更具幾分現實意味。片中的核輻射危機，本就是由“洋垃圾”運抵我國香港中轉和巴西戈亞尼亞核泄漏事故兩則新聞報道組合而成的：不法商人為謀私利，將成噸的電子廢棄物運來香港。堆放廢料的垃圾場意外起火，含有核輻射物的醫療儀器隨之泄漏，將當地數百萬人暴露在致病乃至致死環境中。
在頗具現實意味的輻射危機面前，影片按照災難片的類型敘事模式展開人物造型和解決方案設計。
生態問題專家范偉立是身懷“原罪”的贖罪者形象，他在政界任職時曾推出政令放鬆了進口貨物的檢查力度，從而導致大批非法物資輕易入港，身為消防員的妻子也在電子廢棄物誘發的第一次火災中喪生。因此，范偉立其實是輻射災難和家庭破碎的間接責任人，他需要在化解新一輪生態危機時，重建家庭內部的良好秩序。
范偉立的行動助手們，也即黎傑峰、煙鏟等消防隊員，分別面臨著各自的人生問題。黎傑峰與同為消防員的女友都是“愛你在心口難開”，煙鏟則是港片中常常出現的距離退休只有一天但最終犧牲的老前輩，其餘隊員中有人妻子懷孕後面臨人生抉擇，亦有新手菜鳥剛剛入隊一無所知。不過，在輻射危機面前，他們都選擇將個體安危置於城市危難之後。
需要注意的是，在《焚城》的類型敘事探索中，創作者顯然並不滿足於單純表現“救火英雄”們對抗災難的過程，而是希望以更加立體、更為宏觀的視角，講述生態災難背後的人為因素與政商博弈。故事由此展開了第二條敘事線索，范偉立與以方王慧明為代表的政界高層、以高培德為首的黑心商人先後展開博弈，他不惜以違反保密協議被判入獄為代價，將生態災難背後的人為因素和利益鏈條告知媒體，力挽狂瀾的同時完成了自我的精神救贖。
《焚城》的港風呈現，不僅源於災難片敘事層面與《十萬火急》《救火英雄》等作品的呼應，以及充滿《寒戰》色彩的政商博弈，更是由於作品罕見地幻想了當地的災難性銀幕影像。片中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前往火災現場尋找核輻射源的八人小組發現危機源頭後，影片以“閃前”的方式想像性展示了核輻射物泄漏爆炸危及全港的情形，以及淪為廢土的後災難影像。儘管影片未能實現災難片的類型拓展，但“廢土”城市影像的創制，至少稍稍拓寬了銀幕香港的表意空間。
港風大片需以合理邏輯為基礎
對於《焚城》而言，災難片的類型選擇固然帶給觀眾幾分新鮮感，但問題在於，影片長于對不同類型要素的混合與雜糅，忽略了敘事邏輯的合理性，反倒容易限制觀眾産生情感共鳴。
影片為了實現災難故事與政商博弈的雙線敘事，設置了范偉立與黎傑峰兩位核心男性角色。然而，影片並未延續以往港片所擅長的“雙雄”故事——范、黎二人需要共同承擔起災難片主人公挽救危機、彌闔家庭的敘事功能，導致二者人設産生部分重合。二人由女性角色黎美儀連接起來，她既是范偉立的妻子，也是黎傑峰的姐姐。黎美儀的意外死亡場景，分別出現在兩位男主人公的回憶中。那麼至少在家庭設置層面，范、黎二人面對的是同樣的創傷記憶與類似的破碎家庭。而在解決問題的人物功能層面，二者則要將原為一體的指揮者兼行動者角色一分為二。甚至為了呈現出兩個角色的高光時刻，影片在黎傑峰為引爆炸藥而犧牲的戲劇性高潮過後，還要再度安排一段范偉立不懼坐牢為真相發聲的片段。雖然影片由此達成了兩個角色的敘事邏輯閉環，但很難兩度調動起觀眾的悲傷之情。
《焚城》的邏輯問題不止於此。雙男主的角色設定，畢竟分別對應了兩條不同的敘事線索，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可是，作為一部輻射題材的災難片，《焚城》對核輻射物危害性的表述含混，則會直接影響觀眾對情節合理性的判定。
影片設計的輻射危害主要來自放射物銫-137，並且提及了這種物質會對人體造成致命危害，這也是疏散當地群眾的關鍵原因。范、黎帶領八人組進入火場探尋輻射源時，身穿專業防護服的隊員也會因放射物影響而嘔吐不止。此後黎傑峰再度帶隊進入火場救援，不僅早已被困核心污染區多時的同事未受輻射影響，因時間有限來不及穿戴防護服的隊員們也全身而退。也就是説，影片對銫-137危害的設定範圍過於寬泛，甚至影響到關鍵情節的嚴謹性。
進一步看，《焚城》所提出的化解核輻射危機的最終方案，也值得商榷。八人組解除輻射危機的努力失敗後，范、黎二人意外發現的最終方案，是炸毀垃圾場後方坡上的高層大樓與下方的蓄水池，從而用大量鋼筋混凝土將內含輻射物的集裝箱埋藏起來。循常理來看，高層大樓爆破後滑落山坡並直接覆蓋集裝箱的概率幾何，似乎難以推斷，而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樓房是否能夠直接承擔水泥澆築的功能，也令人疑惑。《焚城》主打災難片的旗號，核心問題的解決方案關係緊要，幾乎決定著整部影片敘事邏輯成立與否，需要更為嚴謹的科學論證與更具説服力的影像呈現方案。
作為港風大片的一次類型試錯，《焚城》至少證明了本土電影工業已經做好了城市災難影像創制的技術準備。更重要的是，國産電影還需要強化災難片敘事能力。畢竟，對於今天的青年觀眾來説，“港味”和“大片”已非能夠有效刺激觀影衝動的標簽。經典港片的影響力隨著時間流逝而有所下降，劉德華主演電影的市場接受度下降正是典型例證。而在好萊塢電影和國産大片的持續“餵養”下，國內觀眾對高水準視效已是司空見慣、見怪不怪。觀影市場上主流受眾群體的年齡變化與代際更新，不僅決定著市場口味的變化，也在倒逼電影創制邏輯的革新。無論如何，對於今天觀影經驗豐富、審美需求多樣的青年觀眾而言，作品中的表意含混與邏輯漏洞難逃他們的“法眼”。在此形勢下，港風大片首先要做的，應是尋回以合理邏輯為基礎的敘事標準。
（作者杜梁，上海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