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主婦迪莉婭的一天由丈夫給她的一記耳光開啟，而她不過是對丈夫道了句早安。隨後她安靜地梳了梳頭髮，套上深色襯裙和圍裙，沒事兒人一樣地收拾桌子、做早飯，好像丈夫只是輕柔地打了個哈欠。

　　最近國內上映的《還有明天》這部電影刻畫了20世紀40年代的意大利，經濟凋敝，法西斯主義政權給女性帶來的壓迫仍舊沉重。當時的社會環境裏，女性理想品質被狹窄地定義為順從。迪莉婭一邊當著丈夫和孩子的“全職保姆”，一邊兼著三四份零工補貼家用。

　　觀影過程中，觀眾會不由自主貼近迪莉婭的心理現場，那是被長年累月的痛苦浸泡的世界。但處理這些銳利的痛苦時，導演選擇了一種更輕盈的方式：家暴場面被拆解為優雅的華爾茲，舞步被迪莉婭的鼻血染紅。迪莉婭痛苦呻吟的畫面，配上女高音吟唱，“我的世界以你開始，也以你結束”，真實的現場音被削去，背景音樂卻是首讚頌愛情與承諾的歌曲。

　　導演寶拉·柯特萊西對外界説：“那個時刻，我不僅僅是在呈現一個孤立的事件，我更想描繪的是迪莉婭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和欺淩。我選擇將其表現為一種儀式，一種困住她的循環日常。”畢竟對迪莉婭的丈夫來説，家暴只是一種日常舞步。當丈夫打完她短暫地“愧疚”時，向迪莉婭伸出真正跳舞的手，迪莉婭的表情卻是恐懼的。

　　電影中許多黑色幽默，展現著女主人公在困境中依然留存的鋒芒。在公公吹噓自己過去的財富時，迪莉婭諷刺“你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破産的高利貸者”；公公説自己的妻子“過得像個女皇”，“是的，你的妻子絕望地從五樓跳下去了”。

　　《還有明天》帶有典型的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氣息，讓人想到《偷自行車的人》中對於日常生活敏銳的捕捉。

　　“我想紀念像我祖母和曾祖母這樣被遺忘的女性。”這是導演寶拉·柯特萊西的初衷，而她想把這部電影獻給她12歲的女兒。

　　有人形容這是意大利版《出走的決心》。和在兼職中分身乏術的迪莉婭一樣，結婚後和丈夫“AA制”的蘇敏當過泥瓦工、送過報紙、掃過馬路，“靠誰都不行”。如果“駕駛我的車”是蘇敏從物理上擺脫桎梏，那麼結尾高潮處，迪莉婭躍入人群、投上自己的選票，就是在精神層面從“玩偶之家”出走。

　　在蘇敏和迪莉婭反家暴的路上，最讓人動容的，是母女之間的相互承托。説到女兒，蘇敏曾在採訪的鏡頭前流淚，“我希望她能比我幸福”。她之前沒提出離婚的重要原因，是不想讓女兒在上學的時候被指指點點。而電影中迪莉婭“獵殺時刻”，也是在發現女兒未婚夫的暴力傾向時，平日裏輕手輕腳、小心翼翼的她，第一次露出“兇狠”的眼神。

　　而女兒註定不會一開始就理解母親，因為迥異的人生經驗，“我寧願死也不願過你這樣的生活”，迪莉婭的女兒瑪塞拉對她説。事實上，母女關係是定義其他社會關係不可或缺的參照係。戴錦華在回憶母親離世時説：“我也要經歷創痛之後，重新定義自己、重新安置自己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可能很快完成，這時候我才感受到什麼是哀悼。”

　　當我們感慨社會進步速度時，母親是參照係，也是我們的根系。看見母親的處境，幫助母親安置在家庭和社會中的位置，是女兒的責任。就像蘇敏的女兒幫助母親運營自媒體，瑪塞拉在最後關頭給母親遞上了遺落的選票。我曾經鼓勵母親學車，希望她退休後，也能隨心所欲去遠方。

　　據全國婦聯統計，受害者平均被家暴35次才選擇報警。而來自所愛之人的支持，或許能給她們訴説的勇氣，這些支持終將匯聚成更大的社會力量，因為除了母親，孩子和丈夫也可能成為家暴受害者。

　　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説出自己的故事，一位70歲的老人曾在媒體面前講述被家暴40年的經歷。一位投身反家暴事業20年的律師在書中寫道，這些向她勇敢講述的女性給了她力量。

　　制度性力量是保障受害者權益的重要依託，《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于2016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9年來，我國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時間越來越短，公安機關出具家庭暴力告誡書的經驗越來越豐富，多機構聯動的社會支持體系也愈發完善。2020年，最高法發佈人身安全保護令十大案例。2023年，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反家庭暴力工作情況的報告》。2024年，公安部等九部門印發了《關於加強家庭暴力告誡制度貫徹實施的意見》。

　　影片結尾，當動感十足的音樂響起，迪莉婭穿上新衣，涂上口紅，“像情書一樣緊攥著我們的選票”。片尾附上的黑白影像，真實記錄了20世紀40年代意大利女性首次拿著選票參加選舉的畫面。她們的故事也是國家命運的縮影，正如從法西斯主義蹂躪中掙脫的意大利，在投票的這一刻，她們與國家命運同頻共振。

　　面對暴力和威脅，無論性別、種族、年齡，人類可以選擇參與改變這個世界的規則，參與書寫就是改變的第一步。改變一點點就好，因為還有明天。（焦晶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