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懸疑劇已成為中國電視劇生産體系中較為成熟、穩定的類型之一，在敘事機制、製作流程與觀眾接受層面均形成了較為固定的運行模式。尤其是在當下流媒體平臺主導的內容生態中，懸疑劇憑藉其節奏緊湊、情節驅動性強、易於製造話題等類型特性，被視為兼具收視潛力與傳播效力的重要類型。

　　幾乎同時開播的《罰罪2》《人之初》和《剝繭》，均背靠頭部平臺、成熟製作班底、懸疑類型定位與充足宣發資源，從製作條件與行業判斷來看，屬於“高配置”的類型文本。然而其播出後的整體反響卻呈現出相似特徵：播出熱度雖有起伏，卻難以形成連續效應來吸引新觀眾；圍繞劇集的討論雖然存在，但並未通過劇情本身引發更深層的情感共鳴；另外，觀眾的觀看行為更多集中于跟隨性觀看，很難沉浸式投入。

　　這一現象展現出在懸疑類型成熟的背景下，國産懸疑劇在“高配置”條件下仍然出現觀眾吸引力衰減的問題，本文也試圖通過這一現象反思懸疑類型電視劇在當下所面臨的創作瓶頸。

　　懸念內耗：類型機製成熟後的效力衰減

　　“懸念”作為懸疑劇情節推進的核心敘事動力，一直是創作前期編劇（團隊）重視的關鍵要素。當“懸念”的作用被不斷放大，也就意味著懸疑敘事的核心問題已不再局限于懸疑劇“是否具備懸念”，而是“懸念如何發揮作用”。懸念從一種探索未知的敘事動力，轉變為一種在創作環節就被充分管理、預期的資源。

　　從具體的類型機制上看，懸疑敘事依賴信息遮蔽、節奏延宕與不確定性的持續生成等手法，讓觀眾在觀看過程中始終保持對未知的動態參與。隨著這一機制被反復使用、被高度規範化後，觀眾對懸念本身的接受方式也隨之改變，懸念成為一種可被識別和預判的信號。

　　以《罰罪2》為例，該劇在結構上延續了前作的快節奏刑偵模式，幾乎每一集都設置了明確的反轉節點：案件升級、關鍵證據出現、人物立場轉變。劇集以警察秦楓和犯罪集團之間的對抗展開，通過鮮明的黑白對比和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不斷推進情節發展，每個階段都有“看似穩定後又突然動搖”的情境出現。比如故事中隨著秦楓對案件的深入調查，會出現新的證據或線索扭轉此前案件推斷的方向，進一步將調查引向更深層次的利益關係，角色的立場也會因為新情報或利益衝突而發生變化，令觀眾對“誰是正義一方”“案件真相到底是什麼”的期待不斷翻轉。這種高頻反轉在節奏控制層面是有效的，卻也使觀眾迅速進入一種“等待反轉發生”的觀看狀態。懸念承擔維持敘事運轉的結構功能，其刺激性逐步削弱。

　　《人之初》試圖通過雙時空並置增強懸疑複雜度，不同時間線的信息被拆分並延遲交付，形成一種結構上的高難度敘事。觀眾在觀看過程中關注線索如何拼合、謎題如何閉合，而較少被引導去思考事件本身的價值與指向。懸念的敘事功能偏離懸念本身“引發未知線索”的作用，而是幫助觀眾完成理解任務。《剝繭》則是將懸疑具體為案件密度與專業技術展示：屍檢流程、證據分析、專業操作等具體的敘事內容，在短期內對觀眾具有觀看的吸引力，卻難以持續生成心理層面的未知感。

　　懸念之於懸疑劇，不能僅僅停留在吸引觀眾往下看的技巧層面，而是應該保持一種讓觀眾願意參與敘事的狀態，讓觀眾在未知過程中不斷産生判斷、猶豫和情感投入——去思考人物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也會在等待真相的同時理解角色、共情角色。當懸念能指向人物的命運、道德選擇或某種現實困境時，它才真正成為懸疑劇的核心動力。當下的懸疑劇並不是不懸疑，而是太熟練，懸念、反轉、結構都越來越“標準”，作品更像是在完成一套類型動作，而不是在講一個非講不可的故事，因此其吸引力的衰減成為一種內在趨勢。

　　人物失重：結構優先敘事中的情感削弱

　　懸疑劇裏的人物情感，是懸念真正“落地”的地方，當懸念通過人物來展開時，觀眾關心的是在真相以外，真相會如何改變這個人。人物的恐懼、猶豫、愧疚、執念為懸念提供了情感重量。從這個意義上説，角色的情感承載作用在於它把抽象的懸疑轉化為具體的人生風險。而當懸疑敘事以結構完整與節奏效率作為其首要目標時，角色也就不再被視為主體，而被重新設置為推動情節的功能要素，角色所承載的情感能力隨之被削弱，進而直接影響了觀眾進入懸疑敘事的情感路徑。

　　在《罰罪2》中，懸念的推進高度依賴案件升級與立場反轉，例如證人胡小躍的死亡，關鍵物證的突然失蹤，又或者內部人員身份的不斷暴露。這些情節形成了密集的反轉節點，但在情感層面的鋪墊相對有限，秦楓與劉天也這段本應承載強烈情感張力的兄弟情，被用來服務於正邪對立的戲劇衝突，人物內在的掙扎過程並未被充分展開。觀眾看到的是關係“翻轉”的結果，並未經歷人物在情感與價值之間反復搖擺的過程。

　　《人之初》將案件調查與人物身世並置的雙線敘事結構，為懸念提供了向人物內部延伸的可能性，通過高風對自身身份的執念、吳飛飛在家庭秘密與現實責任之間的矛盾心理，劇集試圖探討並揭示人性陰暗面和複雜情感關係。雙線並行的設定的確使懸疑與人物內心和情感世界緊密相連，促使觀眾在關注事件發展的同時思考人物的動機與心理體驗。不過，這種設計也帶來一個問題：當敘事多線並置且情節碎片化時，人物的情感線索和心理鋪墊未能在劇集前期形成連續的情緒積累，使得一些觀眾在觀看過程中難以産生強烈的情感共鳴。

　　相比之下，《剝繭》的敘事結構既採用了高密度案件推進，也在主線中早早埋設了情感與意義核心，從而形成一種並行的懸疑體驗。一方面，全劇通過蛛網屍巢、洛麗塔殺人事件、人體拼圖、致命保單、消失的油畫、原罪六大獨立奇案構建起一個個快節奏的敘事段落，每隔兩三集便出現新的案件推進與邏輯反轉，密集的案件設計在短期內極大地提升了觀眾的節奏感與好奇心，但也使得每個案件內部的人物關係與情感動機難以充分展開。另一方面，作品以法醫齊思哲對女友俞菲車禍真相的追尋作為貫穿全劇的核心線索，將人物情感與主線懸案——所謂的“原鑽”毒品案聯繫起來，使得角色的個人執念與案件敘事相互滲透。儘管密集的短期案件可能壓縮了局部情感鋪墊，但齊思哲與核心懸案之間的情感關聯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

　　在當下懸疑劇中，懸念仍在持續生成，但其情感承載能力正在削弱。角色未能將懸唸有效轉化為人物命運與心理體驗，使懸疑停留在結構與信息層面，而難以形成持續的情感張力。觀眾雖能參與邏輯推演，卻難以真正進入人物處境，這種情感力的流失，使作品即便具備完成度與可看性，也難以在觀眾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生産固化：工業邏輯放大的類型疲勞

　　在工業化的生産邏輯下，懸疑劇的模式化不僅體現在敘事機制的重復，還體現在對視覺風格、場景選擇、演員構成和敘事模板的標準執行上，使得懸疑的類型信號在劇集未播出前就被觀眾快速識別，從而削弱懸念本身的先發吸引力。

　　就演員配置而言，三部劇採用了不同的策略：《罰罪2》的選角保證了演員與角色的高度貼合，黃景瑜硬漢刑警與王傳君幕後黑手的形象，在其以往的作品中已經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本上符合觀眾對《罰罪2》角色的熒屏想像；《人之初》的選角關注演員的演技以及表演的可塑造性，因此兩位主演張若昀與馬思純也都是在演技上受到觀眾認可的“可以扛劇”的演員，均出演過廣受好評的具有深度的作品；《剝繭》則大膽啟用青年演員，其帶來的即刻關注度被視為一種劇集上線前期的風險規避策略。

　　不同的演員配置其實共同指向的是創作團隊在工業化生産的邏輯下出於市場考量的結果。然而對於觀眾而言，不管出於何種選角策略，觀眾能夠通過演員陣容形成對角色類型和敘事框架的初步預判，在未觀看完整劇集之前，僅憑故事梗概、演員表、人物設定便能基本“猜測”齣劇集類型與可能的敘事走向——比如法醫與警官聯手破解案件（《破繭》）、雙線時間疊加推動主線懸案（《人之初》）等。

　　這種標準化生産同樣體現在場景的重復上。《剝繭》中雲南昆鋼等充滿工業廢墟感的現代景觀被多次重復用於強調壓抑氛圍，這類場景設定在視覺上雖符合懸疑類型的陰鬱調性，但經常出現在宣發預告及視覺照中，使得觀眾在未進入劇情時便已感知類型信息，從而降低了觀看時對“未知”的感受強度。

　　因此，在生産層面，視覺風格、空間選擇、演員配置、敘事節奏與職業設定共同組成的類型標簽成為行業默認的工業化標準，類型特徵被反復強化。雖然短期內能保證作品在製作層面的合格性，卻也在無形之中加速觀眾對懸疑語境的理解，使觀眾在“未看劇”階段就失去了對懸念真正體驗的好奇心。結果是當故事真正展開時，懸疑作為認知與情感體驗的吸引力已大幅削弱，觀眾的持續關注度因類型預判而提前消耗，從而形成了當前國産懸疑劇普遍面臨的審美疲勞現象。

　　創作者對懸念技巧設置的強調，忽視了觀眾日益升級的審美期待。隨著觀看經驗的積累，觀眾對懸疑劇的需求已從單一的解謎刺激，轉向對人物、情感與現實指向的綜合期待。當工業化生産邏輯無法同步回應這種審美升級時，類型吸引力的下降便成為懸疑類型面臨的困境。觀眾的“退出”並不是退出懸疑類型本身，而是對懸疑劇重復敘事策略的規避，懸疑僅作為維持敘事運轉的存在，難以持續生成新的經驗與意義，其吸引力的衰減便不可避免。只有當類型機制從結構目標重新回歸敘事手段，懸疑劇才可能在成熟階段重新獲得生長空間。

　　（作者李斌，為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