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型化是電影與生俱來的市場基因，類型創制追求如同觀眾涌向影院的腳步，從未停歇。基於市場需求側的期待，集聚類型求變動力；基於創制供給側的創新，激發類型迭代活力。觀眾用“腳”投票，推動類型片成為大眾心理與時代氣質投射于銀幕的通俗化、集約化顯影。不同歷史時期電影類型的演變，既是大眾審美趣味的集中映射，也是社會文化變遷的銀幕迴響。

　　類型迭代與時代共振，折射百年中國的變化發展

　　上世紀20年代，傳統與現代劇烈碰撞。面對當時西方文化的強勢涌入，人們重建民族想像與文化主體性的訴求強烈，直接催生了早期古裝武俠片熱潮。《火燒紅蓮寺》以快意恩仇的江湖敘事，為民眾創造了一個對抗現實壓迫、張揚本土精神的情緒出口。30年代，內憂外患加劇，民族危機使社會各界的救亡意識迅速覺醒，銀幕主流隨之轉向。左翼影人主導創作的現實題材影片取代武俠神怪，成為時代的影像先聲。《狂流》揭露社會矛盾，《大路》禮讚勞工力量，電影不再是寄託幻想的“江湖”，而成為反映現實、動員大眾的“戰場”。新中國成立後，電影承擔起塑造國家認同與集體記憶的使命。《橋》《董存瑞》等以工業戰績或英雄譜傳，創造性地構築起社會主義影像風貌，紅色文化基因成為中國電影類型探索中最深沉厚重的底色。

　　21世紀初，電影産業化改革浪潮涌動，以《英雄》為代表的國産大片橫空出世，以視覺奇觀與宏大敘事實現了與全球主流電影工業的接軌。此後十餘年間，伴隨互聯網深度融入電影産業，國産大片發展的新階段開啟。《西遊記之大聖歸來》依託社交媒體的口碑裂變，憑藉網友“自來水”式的自發安利實現票房逆襲；《捉妖記》借助在線票務平臺的精準行銷與大數據助推，刷新當時國産片票房紀錄。傳統IP的現代轉化、東方美學與當代視效的奇妙融合，疊加互聯網生態的傳播賦能，供給側的創新活力不斷迸發。2010年前後，伴隨互聯網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成為電影市場的消費主力，青春片應勢而起。《失戀33天》《滾蛋吧！腫瘤君》等影片接連涌現，以懷舊、愛情、成長等母題描摹年輕觀眾的情感圖譜。與此同時，主旋律電影也在尋求商業化突破。2017年，《戰狼Ⅱ》創建“主旋律+商業類型”的融合範式。此後，《紅海行動》、“我和我的”系列電影等接連涌現，將軍事、動作、喜劇等類型元素與家國情懷深度融合，以大眾喜聞樂見的敘事模式傳遞中國立場、講述中國故事，展現出從容自信的大國姿態。

　　及至當下，新興媒體崛起、人工智能浪潮涌動、二次元文化勃興，中國電影在多重變局中突破既有類型邊界，積極探索本土化的類型創新路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兩支力量，是《西遊記之大聖歸來》開啟的“新國漫”風潮，以及以《流浪地球》為標誌的新科幻電影。“新國漫”的核心是“向內尋根”。電影裏，浪浪山的小妖怪映照當代青年的思想困惑，李白與高適在盛唐的詩酒風流與命運沉浮中叩問何為理想、何為堅守，這些作品通過對傳統文化的現代重構，在煙火人間中探尋文化根脈。新科幻電影則“向外眺望”。《流浪地球》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底色，呈現協商合作應對全球危機的解決方案；《瘋狂的外星人》以本土市井生活解構外星來客的神秘光環，為面對未知文明的衝擊提供一種“四兩撥千斤”“化干戈為玉帛”的民間智慧。這些作品不以征服與對抗為敘事邏輯，而以和合共生的東方智慧回應人類共同面臨的未來挑戰。一個向內深耕文化自信，一個向外貢獻中國智慧，“新國漫”與新科幻電影雙軌並進，中國電影類型化不再簡單模倣西方類型範式，而是從本土文化資源中生長出獨特的類型形態與價值表達。

　　當然，我們還應清醒地認識到，當前中國電影類型探索提供給世界同行的多為“金句”“箴言”，如“我命由我不由天”“不救一人，何以救蒼生”等高度凝練的情感語料雖具有瞬間情緒爆發力，本質上仍屬“點狀”文化輸出。詩性抒情與價值表達之後，尚未系統建立起一套與語料庫相匹配、穩定自洽且可供全球工業化複製的系統邏輯與市場平臺。詩性抒情關乎感官，文化理性深及內核，中國電影類型化之路依然任重道遠。

　　數字技術迭代和審美升級，使青年一代更容易産生情感共鳴

　　本土類型迭代是中國電影回應時代命題的敘事策略，而數字技術則為這種回應打開了新的表達空間。近年來動畫電影的表現尤為典型：它一方面借助視效與製作工業的升級，拓展了中國美學的銀幕呈現方式；另一方面在人物母題與情緒結構上，更貼近成長于互聯網時代的青年觀眾，從而形成“技術創新—審美更新—情感共鳴”相互推動的良性循環。

　　數字技術正在成為連接傳統美學與當代感受的橋梁。《深海》等作品通過粒子水墨等數字手段，將寫意氣韻轉化為可沉浸、可共感的視覺體驗。色彩的翻涌、空間的流動不僅製造視覺奇觀，更成為人物心理與情緒波動的外化表達。技術在這裡不只是“炫技”，而是讓傳統審美獲得當代表達，讓觀眾在沉浸式體驗中自然進入作品的情緒結構。

　　類型電影人物的“非標準化”塑造，也更契合當代青年的心理結構。近年來動畫電影作品中，“非肉胎人身”的主角形象頻繁出現。悟空、哪吒、白蛇等，他們或生於石心，或轉世重來，或由異類化形。這些角色在傳統敘事中往往屬於“無根”的邊緣者，但在當代語境中卻成為“自我定義、拒絕被預設”的精神象徵。當現實世界充滿變數，銀幕上這些“身份未定”的角色反而能給觀眾帶來更多精神力量。因為它們告訴觀眾，出身不能決定歸宿，標簽可以被撕掉重寫。這種創作思路並非天馬行空的任性，而是動畫類型主動回應時代情緒的一次成功嘗試。2025年動畫片票房佔據中國電影半壁江山，恰恰印證了這一類型創新的生命力。

　　由此可見，數字技術提升的是可感知的視聽體驗，類型創新激活的是可共鳴的情緒結構。兩者疊加，使國産動畫等類型探索更容易在青年群體中形成“審美認同—情感認同—文化認同”的傳播效應，也為中國電影類型化的下一步躍遷提供更紮實的工業與情感基礎。

　　以類型創新為契機，參與全球電影産業生態機制共建

　　全球文藝領域正經歷規則重塑。長期以來，西方主導著“什麼是好電影”“怎樣才算市場成功”的評判標準。而今，新興市場國家文化影響力日益壯大，借助流媒體與數字技術的普及，正推動這套相對單一的秩序走向多樣化。中國電影也在這一轉型中逐步發出自己的聲音。無論是倡導文化多樣性、探索AI生成影像的倫理邊界，還是爭取更公平的國際發行環境，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正穩步提升。

　　在國際貿易與文化博弈邏輯框架中，市場體量本身就是話語權。中國是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擁有龐大的銀幕數量與數以億計的觀眾，這為類型創新提供了試錯空間與底氣。與此同時，人工智能發展已跨越“大模型裝備競賽”階段，進入“場景應用深度挖掘”與“創新理念引領”的下半場，而中國是人工智能應用場景最豐富的國家之一。這為影視工業的智慧化升級提供了獨特土壤。中國電影的競爭力不只體現在《哪吒之魔童鬧海》等頭部爆款上，更在於大量製作水準穩定的中等體量影片，以及圍繞“西遊記”“封神”“山海經”等經典IP形成的，從電影延伸到遊戲、文旅等産業，最終構建起的可持續內容生態體系。憑藉市場規模優勢與産業鏈整合能力，中國電影正以類型創制創新為契機，從學習、追趕的跟跑者轉型升級為參與全球電影産業生態機制共建的協同者，甚至領跑者。

　　站在中國電影誕生120週年的重要節點，中國電影也開始向世界貢獻行業標準，傳遞價值理念。全球電影産業格局正在深度重塑，從類型創新到IP生態構建，中國正穩步邁向電影強國行列。

　　（作者：聶偉 趙逸倫，分別繫上海戲劇學院數智文藝創新實驗室/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上海戲劇學院電影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