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哪吒》《封神演義》角色海報

　　當前關於新大眾文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媒介語境與新大眾主體兩大維度，關於傳統文化資源在其建構中的基礎性作用，尚有待進一步深化認識。當然，新大眾文藝並非由大眾文藝自然演變而來，而是在新的技術條件下融合多元主體類型與文化資源所生成的複合型文化形態。諸如《黑神話：悟空》《哪吒》等取材並改編自神話故事的電子遊戲與動畫電影，在票房與口碑上取得的雙重成功，提示我們有必要深入探討神話等傳統文化資源在新大眾文藝作品中的存在形態及其當代表達。這些作品雖然源自人們耳熟能詳的神話，卻依然能夠引發當代受眾廣泛的情感共鳴與價值認同，這不僅是新時代文藝創作優秀作品的代表，更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生動例證。

　　一

　　正如新大眾文藝之“新”，並不僅在於時間序列，更在於其形態與表達方式的創新。同樣，神話故事也從來不是僵化的，而是處於不斷演進之中的活態傳統。儘管，民俗學者將神話講述的時間定義為“發生在世界正在形成過程中的遠古時代”，且“是發生於遠古時代的真實可信的事情，尤其是那些與信仰和宗教儀式相結合的神話”，但神話的生命力恰恰體現在其跨越時代的傳承與變異之中，即後世對神話的不斷改編和演繹。

　　我們看到，電子媒介尤其是網絡媒介的興起，非但沒有導致神話的消亡，反而促成了神話某種意義上的“復興”。那些源自《山海經》《封神演義》《西遊記》等經典的故事與意象，始終活躍於民間口頭傳統、地方戲曲、節慶儀式乃至日常交談之中，在當代它們更通過影視、動漫、遊戲等跨媒介形式，持續參與著文化記憶的建構。如果説媒介技術推動了神話在當代社會的創造性轉化，那麼，大眾的自覺接受乃至主動創造，則進一步延續並激發了神話在新時代的傳播活力。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神話具有了當代性。

　　由此，神話得以從原生的歷史語境中抽離，在新的文化土壤中被重新詮釋並賦予當代意義。因此，我們不妨拋開概念上的爭論，以更開放、更動態的視角來看待神話：既要看到其文化基因與核心母題所具有的穩定性，也要認識到它的表現形式始終隨著時代語境在不斷演變。將神話視為可供創造性轉化的活態資源，而非凝固于遠古的靜態文本，不僅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新大眾文藝中的神話元素，也為探索神話在當代的轉化路徑提供了一種思路。

　　二

　　《封神演義》《西遊記》等古代經典，如今已成為新大眾文藝表現神話體系作品的重要資源。這些小説本身就源於對上古神話與民間傳説的整合與再創作，具有較為完整的故事情節與人物關係，從而為當代的再創作提供了便利的敘事基礎。遊戲《黑神話：悟空》、電影《封神》系列與《哪吒》系列等的廣泛傳播，也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這一深厚的文本傳統。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品在延續神話原有體系的同時，亦對其進行了大膽的重構——尤其在故事內核與價值表達層面。例如，作品雖保留了從神仙、妖魔到人類的等級秩序，卻並未沿襲神話中善惡的固定預設，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神仙與妖魔的固定道德符號。與此同時，作品又在視覺呈現與細節質感上積極回歸傳統美學與文化符號，形成了一種融合了重構與回歸的表達張力。

　　《黑神話：悟空》對《西遊記》原著“修成正果”的敘事進行了徹底顛覆。故事以成佛後的孫悟空為起點，他發現西天諸佛的虛偽，毅然辭去佛位回到花果山，卻仍不被天庭所容，最終在反抗中被二郎神殺死。玩家扮演的“天命人”將繼承其戰鬥意志，踏上使其復活的征途。在遊戲中，天庭與靈山不再如原著中那般神聖崇高，反而成了被質疑與反抗的對象。在故事層面進行重構的同時，作品在視覺表現上呈現出向傳統文化的深度回歸。創作團隊歷時四年，掃描了全國上百座寺廟與各類古跡，運用數字虛擬技術對古建築進行實景級復刻，甚至有意保留了建築損毀的角落與風化，以呈現幾代人修復的痕跡。這種處理並非僅服務於畫面真實感，亦非對文化符號的簡單挪用與拼貼，而是通過構圖與場景設計營造出具有中國韻味的意境。正是這種精神層面的當代解構與物質層面的傳統回歸之間的張力，賦予了作品深刻的內在矛盾與藝術感染力，同時也折射出新大眾文藝在處理傳統文化時所展現出的創新態度與力量。

　　《哪吒》系列電影同樣如此。其形象設計、法器設定大量借鑒三星堆文物、《山海經》等傳統文化元素，但對哪吒的設定，則消解了哪吒在神話演義中的叛逆形象，將封神故事中哪吒對父權（乃至其背後折射出的傳統文化規定的君臣父子秩序）的顛覆，轉變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個體命運抗爭。這種改編，實際上將中國倫理悲劇的權力關係轉變為類似西方的命運悲劇，而且這種悲劇是想像出來的——哪吒成為“魔童”並非出於天命，而是執行者偶然的疏忽。

　　在這樣的回歸與重構之間，神話並未被簡單地顛覆或解構，而是作為活態的傳統與當代創作展開了深層次的對話。

　　三

　　這些作品在視聽語言上回歸傳統文化和古典美學，在故事情節和精神內核上進行全面重塑，目的在於最大程度符合現代人的審美和價值觀。這樣的神話故事既滿足了觀眾對文化認同與審美體驗的需求，又回應了現代人對生命、價值等議題的關注。

　　不難發現，這些作品汲取了神話故事的架構體系，但不同於神話世界中的善惡分明，而是消解了種族預設的道德符號，消解了傳統神話中的一些簡單二元對立。將神話中擁有絕對權威的神仙降維至世俗社會中的人性，其內部可能出現腐敗與不公。而妖族角色也可能擁有複雜情感與正義訴求。《哪吒》中的申公豹每日刻苦修煉勉強躋身仙界，卻因妖族身份被視為異類，不禁感慨“人心中的成見是一座大山，任憑你怎麼努力也休想搬動”。這種頗為現代的闡釋超越了神話本身的體系，因符合時下人們的認知而擁有了寓言色彩。

　　改編自西遊故事的《浪浪山小妖怪》將鏡頭從取經團隊的師徒四人，轉向對準浪浪山不知名的四個小妖怪，他們以假冒唐僧取經這種不著邊際的方式上演了一齣出令人唏噓的悲喜劇。幾個毫無背景的小妖怪，試圖通過一場假冒的“取經”來證明自己的價值。這構成了對哪吒、悟空這類“英雄敘事”的一種反襯與補充，即“小人物敘事”同樣充滿了力量，它從另一個角度完成了對神話精神的當代續寫。

　　這些成功案例表明，新大眾文藝對神話資源的運用應遵循創造性轉化路徑：既深入傳統文化寶庫汲取養分，又立足於現代精神與價值觀對敘事內核進行重構。在回歸與重構的張力中，讓古老的神話“活”在當代人的情感與思考之中，從而實現文化傳承與時代創新的有機結合。

　　（作者楊毅，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