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電視劇《太平年》與紀錄片《吳越國》接續熱播，構成了中國影視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在“以短見長”的文化消費時代，兩部厚重歷史題材作品頗受關注，印證了這屆觀眾的認知和審美接受能力不可小覷;更以其圍繞同一故事世界形成的奇妙化合反應，為當前的視聽創作和文化傳播提供了有益借鑒。

　　歷史IP的跨類型互文表達

　　《太平年》與《吳越國》共同聚焦于“五代十國”這一相對冷門的歷史時空，卻以不同的類型表達，産生了裂變式的傳播效應。從文本關係來看，兩部作品構成了一種富有張力的“互文性”對話。48集電視劇《太平年》于五代十國中後期至北宋初期的離亂紛爭中，塑造了錢弘俶、郭榮、趙匡胤等有血有肉的英雄豪傑群像，並將其納入天下一統、致世太平的歷史大勢之中;五集紀錄片《吳越國》以錢氏三世五王“保境安民、納土歸宋”為脈絡，展示其如何在亂世中守護一方煙火、延續文明根脈。兩部作品共奏出五代十國歷史的復調，尤其是圍繞吳越歷史文化和“納土歸宋”事跡，形成文本間的“對話”關係。

　　電視劇以戲劇化的敘事展現歷史人物的命運起伏，紀錄片則以求真的態度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當《太平年》成功勾起觀眾對五代十國歷史的好奇心後，《吳越國》順勢推出，以歷史為綱、文物為證、考古為據，帶領觀眾走進一個更為真實可信的吳越國。這種紀錄片與影視劇成為歷史科普“搭子”的現象，催生了“套餐化”觀看的新模式，拓展了歷史文化類視聽産品制播的可能性邊界，更刺激生成了更為廣泛的歷史文化消費訴求和場景。

　　值得注意的是，兩部作品讓人直觀感受到當前影視劇與紀錄片在創作上的融合趨勢。《太平年》增加了“紀實元素”，除了大量實力派演員的出色演繹，作為歷史劇在情節處理上“大事不欺、小事不拘”，服裝、道具、置景、化粧考究，古雅凝練的半文言臺詞有效構建了特定時代的語言環境，一些專有名詞在畫面中特意添加了“註釋”，許多內容與史實建立起索引關係。《吳越國》則突出了“演繹元素”，將紀錄片的再現美學和技術美學推向極致。角色出場頗似京劇亮相，更重神韻，強化儀式感;場景再現配合人工智能、虛擬製片等技術，重視歷史氛圍的營造;善用隱喻、象徵、留白等視聽修辭，如首集以“鑄劍”來喻指江山基業鑄就，使者送劍場景在中國傳統的長卷畫中連貫展開，形成中華美學風韻的長卷視覺美學;文物呈現配合電影探針鏡頭等技術讓青瓷的釉色、塔磚的銘文、玉器的紋路質感凸顯。影視劇是演繹的藝術，紀錄片是紀實的藝術，兩者在元素融合、美學融合中完成基於共同時空和主題的對話與共鳴，也為觀眾提供了更為立體的歷史感知路徑。

　　中華文明精神基因的視聽解碼

　　從《太平年》到《吳越國》，不僅僅是對一段塵封的王朝興衰史的精緻再現，更是一次深度的“精神考古”，解碼中華文明精神基因，以照亮當下。

　　中華文明擁有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從《太平年》到《吳越國》，完成了對這種“大一統”歷史敘事的共奏。團結統一是福，分裂動蕩是禍，是中國人用血的代價換來的寶貴經驗教訓。吳越國錢氏三世五王于亂世之中保境安民、最終“納土歸宋”，推動天下一統，既是治世智慧，也是民心所向。歷史歷歷在目，形象注解了中華文明的統一性特質，體現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

　　中華文明嚮往和平、和睦、和諧的關係和環境。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亂世，越是離亂紛爭，越顯太平年景之彌足珍貴。《太平年》劇名本身就蘊含著對和平的深切嚮往，劇中百姓在戰火紛飛中對安定生活的渴望，與當下人們對和平環境的珍視形成跨越千年的共鳴。《吳越國》則把“和”的意涵體現得淋漓盡致，除展現錢氏如何在強敵環伺的環境中，通過“善事中國”的戰略選擇，保一方平安70年;更深入家族內部，《花開》一集以“花”為意象，講述了錢镠家族溫柔的情感、和睦有序的家風故事，揭示了吳越國繁榮背後的精神與文化底蘊。這種和合觀讓個體在亂世紛爭下得以平和，讓家族在動蕩歲月裏經久不衰，讓民族在歷史洪流中持中行遠。

　　中華文明崇尚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太平年》裏的錢弘俶、郭榮、趙匡胤“三兄弟”，共同的夙願便是讓老百姓得享太平年景。《吳越國》更細緻展現了錢氏三代人如何將保境安民理念貫穿于治國理政之中：錢镠治潮築城安百姓，以民為本守吳越，親手締造了“人間天堂”;錢弘俶“納土歸宋”的最終選擇，更是超越一家一姓之私，以生民福祉為念。對民本思想的強調，折射出中華政治文明的獨特智慧，也收穫了廣泛共鳴。

　　中華文明注重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這種情懷在兩部作品中奏出動人的旋律：《太平年》中水丘昭券、慎溫其等人的君子之風，體現的是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吳越國》則深挖錢氏家訓“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必謀之;利在一時勿謀也，利在萬世者謀之”的精神基因，為吳越大地留下萬世基業，彰顯了家族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的家國情懷。武肅王八訓和遺訓成為今日的錢氏家訓，家風即國風，風氣綿延不斷，為當代人提供了豐厚的精神滋養。

　　視聽創作需要樹立的“三個意識”

　　電視劇《太平年》與紀錄片《吳越國》的成功聯動實踐，為當前的視聽創作和“大視聽産業”價值鏈構建提供了有益啟示，凸顯了視聽創作需要樹立的三個重要意識。

　　視聽創作需要系統意識。兩部作品圍繞同一故事世界打造跨類型衍生、接續性傳播的“組合套餐”，有巧合，但模式可複製，鏈條可拓展。在內容産業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單一作品的影響力往往有限，通過系統規劃、多元開發的整體佈局，可以形成更強的傳播合力;尤其發掘不同媒介、不同文藝形態的獨特性，以系統意識建立對話、互補、融合關係，以獲得更大規模注意力和協同效益。同時，以視聽為媒，賦能地域文化，實現地方文化傳承和地方感再塑，讓“一部劇帶火一座城、一部片傳承一段史”成為新常態。“視聽+”由此成為一種賦能邏輯，不僅是多品類的視聽縱向産業鏈延伸，更在賦能百業千行、點亮多元時空中拓展橫向産業鏈，縱橫鉤織“大視聽産業”，賦能型傳媒藝術應運而生。

　　視聽創作需要時代意識。沒有時代觀照，抓不住時代的熱點和痛點、回應不了觀眾的情緒和願景，一部視聽作品很難被共鳴，更難説傳播力影響力。圈層化、原子化生存趨勢下，普遍共鳴很難達成。《太平年》與《吳越國》之所以能引發廣泛關注，關鍵在於它們準確把握了當下人們對和平的珍視、對統一的期盼。“納土歸宋”這一歷史事件成為兩部作品敘事和價值的高光點，恰恰因為它觸動了時代的神經，回應了人們對安定、統一、和諧的價值追求。

　　視聽創作需要引領意識。衡量一部藝術作品是否是精品，核心在於是否具有思想引領和創新引領，直觀體現在作品的思想品格和藝術品位上。《太平年》與《吳越國》實現了思想性、藝術性與觀賞性的統一，它們不滿足於簡單的歷史復述，而是通過深度的思想開掘和藝術化呈現，以及中華美學精神在視聽作品中的創新轉化，引領觀眾思考歷史與現實的深層聯繫。這種引領意識，正是精品化創作的內在要求。

　　(作者韓飛，為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視聽傳播係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