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這樣一個冉冉上升的東方大國（而且也是古國），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以及他們身邊的智囊們到底是怎麼想的？由加裏•J.斯密特（Gary J. Schmitt）主編的《中國的崛起：美國未來的競爭與挑戰》一書即是對此疑問的最佳回答。
美國的焦慮
《中國的崛起：美國未來的競爭與挑戰》（韓凝、黃娟、代兵譯，新華出版社2016年版，為了説明的便利，以下簡稱《崛起》，下文引用該書時僅標注其頁碼）一書的主編者斯密特是目前美國國內新保守主義思想陣營內的重要思想家，著名保守派智庫企業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曾在裏根第一任期內擔任總統外交情報顧問委員會主任，屬於典型的“右派”，而參與執筆的各章作者，如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阿什利•特裏斯（Ashley J. Tellis）、卜大年（Dan Blumenthal）、邁克爾•R.奧斯林（Michael R. Auslin）、艾倫•伯克（Ellen Bork）和尼古拉斯•埃伯斯塔特（Nicholas Eberstadt）也都是各領域專家。他們對於中國的看法正如《崛起》一書主編斯密特所説：“儘管美國正集中精力應對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的威脅和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爭，但美國戰略家們的一項普遍共識是在未來幾十年裏，美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中國的崛起。”（第3頁）
全球“一超多強”格局之下穩如泰山的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對其雖有不小衝擊，但並未傷及肌理）為何會對改革開放近40年來的當下中國如此焦慮？美國人覺得他們的焦慮並非空穴來風，更不是杞人憂天，而是有著堅實的歷史經驗和現實邏輯作支撐。如果説還有哪個國家在“後冷戰時代”有能力對美國産生威脅，這個國家在美國精英眼中十有八九是正在實現“和平崛起”的中國。對於這一點，不僅美國國內政界和研究者十分肯定，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不少資深觀察家乃至中國國內部分人士也持類似觀點。姑且不論其他，僅就體量而言，一個是“世界最強的集權國家”，而另一個則是“世界最強的民主國家”（第11頁），中美兩國很容易被拿來比較。
畢竟，相比于朝鮮、古巴、越南，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有著它們難望其項背的經濟增長速度和綜合國力，且此勢頭並未停止；而與印度、南非、巴西等同樣正在崛起的地區性大國不同的是，中國是一個共産黨統治的“集權國家”，不論政體、國體還是主流價值觀，似乎都表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就是導致美國産生焦慮心理的一大要因，而且也是最為主要的影響因子。簡言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國崛起引起美國的擔心，很明顯，此處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的語義並不等同，而根源依然在於政體性質和意識形態有別。“因為中國不是西式的民主政體，而且它的領導人堅持沒有任何意願要建立這樣一種制度”（第24頁），因此，在蘇聯解體之後，中國就成為美國的下一個“威脅”所在。
除了現實層面的考量之外，人類歷史本身也成為美國對中國發展抱持高度警惕的重要因由。“對於中國崛起的憂慮源於歷史表明隨著快速崛起的國家在國際舞臺上開始變得堅定而自信，它們總是帶來不確定性、不穩定和競爭”（第4頁）。眾所週知，在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學界，有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説法，這一取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術語意在説明“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之間必有一戰”（王義桅：《“修昔底德陷阱並不必然存在”》，《人民日報》2016年4月17日）而無法和平共處，尤其這兩大國之間的制度又不同時，此一“對衝”會表現得格外明顯，如德國在19世紀末對英國全球霸權的挑戰以及冷戰年代蘇、美兩大強權的對抗。
説到底，美國學者還是基於意識形態成色來劃分敵友。美國與英國之間就是所謂權力的和平移轉，而與蘇聯以及現今中國卻很難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相互信任。更不用説近代屈辱史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已經根深蒂固，任何黨派和執政者的終極目標中都包含了要“一雪前恥”重振雄風的強烈願望，國民黨是這樣，共産黨也是如此，這一歷史情結似乎更使美國感到威脅。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崛起》第一章作者卡根為何在文中經常使用“權力”“雄心”和“慾望”等詞來形容行進中的中國，並認定“權力催生了雄心，雄心反過來又催生了慾望”（第13頁），而原本指望中國經濟增長和現代化會在政治上導引其走向更為穩健、溫和的自由主義這一想法最終落空無疑也令其以及其他美國學者深感失望，加之“集權國家”的特性，中國的諸多舉動在他們看來就是貪得無厭，而本屬內政領域的軍隊建設也被視為已經遠超過自身安全和經濟需要，從而導致美國和周邊國家的疑懼，“中國越想塑造它的世界，其他國家就越會起來反抗”（第20頁）。
並非無中生有
實事求是來看，美國的焦慮並非無中生有，而這就不得不提到中國自身的國際大戰略以及中美兩國之間的核心矛盾。
在第二章作者阿裏斯看來，中國的大戰略概而言之就是增強本國綜合國力，洗刷近代以來的“百年國恥”。在自19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一直以此作為既定國策，遵循鄧小平有關“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總體判斷，抓住戰略機遇期，埋頭苦幹發展經濟，聚焦于推動經濟體制的自由化和創建一個相對開放的市場，吸引全球投資，穩步積累物質資源，保持經濟較高增長，形成“人類歷史上最具活力的財富創造”（第35頁），確保國內秩序的穩定和安全，也避免了對國家政權的嚴峻外部挑戰。應該説，這一戰略的實施基本獲得了成功，也使中國在不算太長的時間內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對經濟發展的渴求並不等於放棄一切，眼中只剩下數字。中國政府一貫在涉及領土主權和政治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決不妥協，對周邊儘量克制，而對相對較遠的強國則施以必要反制，並大力發展軍事武器，提高軍事現代化程度，時刻準備部署打擊力量捍衛戰略利益，有意識地執行非意識形態化的外交政策，以加強與所有國家之間的關係。增強綜合國力作為一個總體戰略，目標既定，而手段卻多元且需相當長的時間，這包括內部有計劃的自由主義經濟，並輔以外部的和平與友好關係，最終保證政權免受來自內外部的多重挑戰，而軍事力量也從屬於這一大戰略，並且儘量避免使用軍事力量。一方面，中國目前還不具備實力“硬幹”，該隱忍時還得隱忍，等到力量足夠強大時再來一次性清算；另一方面，這也是為了避免周邊國家的疑慮和恐懼（也就是要讓他們逐步適應中國已經強大這一基本事實）。
但現實表明，雖然中國一再苦口婆心地保證，但美國和一些周邊國家仍然極為擔心，這就和前文所述中國是一個“集權國家”有關。“為了避免這種戰略脫軌現象的出現，中國的大戰略近年來出現了些許溫和的轉向”（第43頁），其目標在於“確保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環境的同時預防出現一個針對這種實力增強的同盟”（第43頁），方式則是更進一步強化中國與周邊國家作為“一體”的聯繫。
面對中國的挑戰，美國又該如何應對？
雖自信滿滿認為中國現階段仍然無法成為美國真正的對手，但美國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當臨界的變化點到來時，中國大戰略的進一步變化將是不可避免的”（第46頁）。尤其是當中國經濟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能夠繼續保持正增長時，國際體系權力格局的變化就不再只是藍圖規劃，而有可能變為現實。
伴之而來的將是中美之間陷入長期競爭，有三大挑戰擺在美國面前：亞洲不斷增強的經濟相互依賴使得中國只要不成為一個“明顯且現實的威脅”，只要其他非軍事化的機制仍能提供和平遏制中國的希望，其在地區內的大多數競爭者就難以底氣十足地挑戰北京；中國成功地增強綜合國力使得相關的權力平衡發生了改變，正逐漸削弱美國在亞洲傳統的安全體系；當中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超級大國後，它也會表現得像一個超級大國。因此，無論何時，它都將利用超級大國歷史上曾經使用的所有手段來挫敗那些試圖制衡它的聯盟。
對此，阿裏斯認為確實有必要創新思維，不能僅僅局限于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舊有經驗，畢竟中國和蘇聯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無法等同視之。這種新思維具體到實踐層面便是美國在處理中美關係時應嫺熟駕馭接觸、遏制、平衡這三項競爭工具而不能只是盯住其中的一個，從而達到三者之間的“交互平衡”並能迅速做出調整。以接觸政策為主，通過與北京建立政經熱絡聯繫，希望中國能夠學習和接受當前國際體系的基本原則，但同時也有遏制政策作為對接觸的平衡，以免過於刺激北京，也使美國自身能始終保持一個較為中立的姿態，而不被過早拖入與中國的直接對抗。
亞太國家的因應
中國崛起不僅直接引發美國的焦慮和緊張，而且也同樣會牽動其盟友日本以及其他亞太地區國家的“神經”。如果説，美國畢竟在地理位置上乃域外國家，一定程度上還可以持超然態度，這些周邊國家則是中國崛起大幕下的直接承受者，且還需在中美之間走鋼絲。審慎因應兩方，先來看日本。
“沒有哪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受到中國崛起的影響，也沒有哪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對中國的崛起感興趣”（第81頁）。作者開門見山闡明中日之間關係的密切性，此種密切不僅是因為兩國一衣帶水，地緣位置接近，更是一直以來就存在的國力此消彼長態勢下針對本方戰略調整所做的制式反應，特別是當下中國之於日本在這一點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概而言之，今天的中日兩國其實都是軍事經濟大國，而不像近代那樣一強一弱，實力太過懸殊。雙方在經濟領域已經互有滲透，密不可分，中國一定程度上已經取代日本作為亞洲經濟“領頭雁”的地位，而中國經濟的增長也確實給日本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兩國在政治、軍事和安全領域則存在競爭、分歧，甚至已經步入“死衚同”，雙方的互信陷入1972年實現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最低谷。中國過去十年來軍力的發展及其快速現代化導致日本的疑慮越來越重，態度也愈來愈強硬，似有新一輪的亞洲地緣政治競爭之勢，而日本方面所構建的“民主之弧”明顯是在針對中國。
最終結果則是，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促使日本重新思考美日同盟之外的大戰略，取而代之的則是中日關係進入一段無規則的水域。除日本之外，亞洲其他國家同樣也得思考如何與正在崛起的中國打交道，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顯然，區域內不同國家之間的考量也略有差異。韓國和印度既需要中國的廣袤市場為他們國內經濟打開銷路，也對日益崛起的中國保持警惕。印度自認為已經與中國平起平坐，故也大力發展自身軍備實力，正謀求拓展在本地區內的雙邊與多邊關係；而韓國則無法離開美國的“保護”，並借助其來平衡中國的“壓力”。
與之類似，東盟國家在面對中國時同樣存在這樣一個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搖擺，既不想得罪中美兩大國，又想儘量從與雙方的合作中獲取最大利益。相較之下，作為美國盟友的澳大利亞、菲律賓以及印度尼西亞這些東盟內部的所謂民主國家，則似乎更希望也能在亞洲打造一個類似于歐安組織那樣的政治經濟合作共同體。雖然這符合美國的利益，但亞洲畢竟不是歐洲，兩者差異實在太大。同時，中國的多邊主義仍然是高度多元化並富於傳統的現實主義政治思想和實用主義特性，其在亞太區域內的主要目的即是力求提升自己的戰略地位，最大限度削弱美日的力量，斯密特將此形象地稱為“斷裂的安全架構”。
預測中國未來
對於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來説，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未來國家發展走向究竟如何同樣也是一個吸引人的焦點所在，本書作者之一的埃伯斯塔特主撰章節的題名即是“中國的崛起將持續下去嗎？”
在他看來，“未來最大的劇變也許是共産黨喪失執政地位。簡而言之，如果有這種想法，即認為中國政府會失敗並被替代”（第140頁），而失業、腐敗、環境污染、疫病流行、金融震蕩、能源波動、與台灣或是其他地區之間的潛在衝突等一系列問題都有可能是政權崩潰的導因。當然，埃伯斯塔特也理性認識到這些問題全部都出現（且在同一時間）的可能性其實並不高，但不可能都避免，也就是説，只要其中的一到兩個問題先後或同時出現，就將帶來致命震蕩。
在諸多問題中，埃伯斯塔特鎖定在人口領域，一連舉出數個方面的不確定因素：類似“海嘯”一般的中國老齡化衝擊，養老問題，老年勞動者的不利地位，中國人口變化對原有傳統家庭結構的根本性改變，出生性別比例的不正常增長，城市化和中國日益龐大的流動人口等。“中國的流動人口將永遠是另一個緊張和不穩定的來源”（第158頁），而由於出生性別比例的不協調，導致大量“無婚男性”和“光棍”的産生（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到2030年，將有2300萬光棍無法建立中國人世世代代所追求的家庭，這對整個中國社會來説將是“不可承受之重”。
吳強：山西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文章來源於《公共外交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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