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16年，中韓兩國關係遭遇了建交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因韓國方面執意部署薩德系統，給兩國關係乃至整個東北亞的和平造成了困擾。如何應對和化解這個危機，考驗著兩國領導人和智庫專家的智慧。本期季刊專訪了察哈爾學會研究員、韓國東亞和平研究院院長金相淳教授。
馬文生：金院長您好！作為韓國東亞和平研究院院長，您和您的團隊近年來在東亞和平和國際交流方面都做了哪些富有成效的工作？
金相淳：早在2011年我們就以東亞和平研究會的形式開展相關研究，直到2016年籌建東亞和平研究院並獲得韓國統一部認可，正式成立韓國東亞和平研究院並相繼主辦了首屆韓中首爾和平論壇（首爾）、首屆韓中封閉式安全對話（上海）、韓中封閉式安全對話兼國會早餐座談會（韓國國會）、韓中公共外交對話兼國會午餐座談會（韓國國會）、韓中專家座談會（北京）等。
我本人也應邀在鳳凰網大學問節目裏開設了“金相淳東亞和平系列講座”，已講過“樸槿惠的未來和韓國的政治鬥爭”“韓中對朝核困境和薩德困境的出路”等話題。
我們也在韓國首爾出版了韓文版的《習近平新全球戰略與半島的未來》等書籍，向韓國社會介紹中國領導人的戰略思維和國家政策。
2017年，我們將繼續主辦韓中封閉式安全對話和韓中公共外交論壇，並主辦東亞和平研究院四大論壇“韓中首爾和平論壇”“韓中日首爾和平論壇”“東北亞首爾和平論壇”“東亞首爾和平論壇”以及與察哈爾學會合作進行“韓中封閉式安全對話”和“韓中開放式”公共外交論壇等，還要繼續將中國領導人和專家智庫的觀點介紹到韓國，幫助韓中兩國政府、學界和人民增進相互了解，為中韓兩國友好、東北亞和平夯實基礎、找尋新的途徑。
對接“歐亞倡議”和“一帶一路”
馬文生：中韓友好是兩國及人民共同珍視的，感謝您和您的團隊為中韓友好積極做出公共外交努力。東北亞和平對亞洲乃至整個世界意義非凡，中國政府也十分重視東北亞和平問題。您認為在東西方經濟、文化、政治利益衝突頻仍的當下，如何才能維護東北亞的和平與穩定？
金相淳：如果韓中兩國主導並與其他國家合作，能夠在東北亞地區建立能源開發合作機制，將會推動東北亞地區産生新經濟共同合作發展模式、緩和東北亞安全環境的效應，其關鍵主要在於韓國“歐亞倡議”和中國“一帶一路”兩種倡議的切實對接。
馬文生：這與中國政府倡導的“共同現代化”“命運共同體”是相符的。
金相淳：2013年10月，韓國政府提出了“同一個大陸”“創新的大陸”以及“和平的大陸”為核心的“歐亞倡議”：“同一個大陸”，主要指的是擴大交通、能源以及通商的網絡；“創新的大陸”，主要關注推動歐亞大陸的創新增長動力，擴大人員和文化交流；“和平的大陸”，是指基於“半島信任進程”和“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並謀求東北亞和平安全。
2015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主旨演講中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契合中國、沿線國家和本地區發展需要，符合有關各方共同利益，順應了地區和全球合作潮流”。為了“一帶一路”的成功發展，中國還提出建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AIIB）。
2003年8月中國第一次主動介入和大力推進地區多邊安全機制即“六方會談”，這次中國又向世界主動提交了“一帶一路”與“亞投行”這樣的“新型國際公共産品”，這大大提升了中國的軟實力價值鏈和全球價值鏈。
馬文生：中韓兩國可以説是天然的“命運共同體”，同處一塊大陸，一衣帶水，完全可以通過合作，在區域友好和平的環境下，實現共同現代化。
金相淳：是的，“一帶一路”倡議的本質特徵就是“共同現代化”，其特質在於：第一，其目標在於實現“共同利益”；第二，其主體是多個國家組成的“共同體”；第三，其原則在於“共商”“共建”“共享”的“三共合作共贏”；第四，其內容以互聯互通為主線；最後，其實現方式是國際合作為核心。
“一帶一路”在現代化內容方面強調“互聯互通”的重要性，包括“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依我看，“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典型的新外交，包括“亞投行”都是中國新常態外交戰略。“一帶一路”的主要目的在於實現合作共贏的新經濟秩序，同時創建共同安全的新安全秩序。
在新的安全秩序下，中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將更具有發展動力和競爭力。
薩德問題是挑戰也是機遇
馬文生：韓國去年決定部署薩德給中韓關係甚至東北亞和平造成了較大的困擾，您怎麼看待目前的矛盾？焦點在哪？
金相淳：薩德問題不僅是中韓之間的問題，還要考慮美國對韓國的公共外交因素，從中美韓三邊關係來看問題。我認為薩德問題只是中韓關係中的一個小插曲，而朝鮮半島無核化才是更關鍵的問題。不管是美國的意圖還是其他，在堅持無核化的原則下，部署薩德都只是一種戰術和手段，並不是目的。因此中韓通過有效的溝通是可以解決的。
馬文生：請您再細説下。
金相淳：韓國在戰爭結束後百廢待興，為了確保安全和經濟發展不得不依賴美國的市場。直到20世紀九十年代中韓建交，雖然兩國政治體制不一，兩國仍發展了良好的經濟關係直到現在。但在美國的裹挾之下，韓國跟中國的安全關係沒有得到發展，現在韓國安全上依靠美國、經濟上要與中國合作，從而陷入了困境。
現在中國與韓國站在不同的國家利益立場上，需要多層次的對話溝通。可以兩種對話同步進行：一方面，技術問題讓軍事專家談一談；另一方面，政治問題讓決策部門談一談，進而再進行綜合對話總結。中韓之間先進行這兩種對話交流，在這樣框架之下再跟美國、朝鮮等影響東北亞和平的國家進行多方溝通。
馬文生：絕不應該讓薩德成為中韓友好關係的終結者，更不應該讓它成為半島和平的絆腳石。
金相淳：是啊。韓國是在受到國內外各種壓力下被迫部署薩德，導致中韓關係受到嚴重挑戰。但中韓在該問題上都是被動的受害者，某種程度上，美日朝才是坐收漁利者。此次中韓關係的確遭遇嚴重挑戰，但切忌雙方分歧進一步擴大。中韓都應冷靜思考，如何合作才能擺脫當前被動局面，打造新的合作模式。反之，如果雙方相互進行各種報復或反擊，結局很可能淪為最後的輸家。困難時刻，中韓反而更應保持有效溝通，尤其是高層的互動，因為中韓無法相互放棄。
韓國是由於四種被動因素而決定的，第一是美國的壓力；第二是由於韓國“朝小野大”的國內反對派輿論的壓力；第三是朝鮮的核武發展速度太快；第四是中國對韓國安全需求的冷淡。
馬文生：如此分析，薩德問題是挑戰也是機遇。
金相淳：是的，如果中國積極推動中韓關係的深層發展，有利於中國抵制美國以美日同盟或美日韓聯盟壓制中國的戰略，還會獲得在東北亞格局中的話語權。因此，希望中國能和韓國密切探討如何解決朝核問題和薩德問題，建構新的東北亞和平秩序。這個新秩序一定要實現對朝鮮核研發的零容忍，也要排除美國對中國的施壓戰略，以中韓和平發展的模範案例創造新的和平機制。當然，這需要中韓雙方克服許多困難。
馬文生：有破解的方法和途徑嗎？
金相淳：中韓關係無疑是影響東北亞和平的重要關係。中韓建交的時間並不長，僅25年，許多人並不知道，兩國在建交前曾進行了嚴格保密下的談判，背景還要從冷戰説起。
開拓新思路 被動變主動
馬文生：回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世界局勢，很難想像中韓兩國能夠在那個時期建立正常的國家關係，更難想像兩國關係二十多年友好。
金相淳：冷戰時期，中韓站在相反立場上，長期敵對。但從1983年“北京亞運會”開始，兩國民間交往日益增加。由於涉及中國、朝鮮、韓國以及中國台灣之間的多方利益和關係，最初的中韓建交談判事宜只能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進行，並最終在1992年8月24日完成。我常常把這次保密性談判比喻為“第一次中韓大交易”。
中韓需繼續發展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緊密溝通必不可少。而為了推動兩國的再次緊密合作，雙方應主動邀請對方進行“封閉式安全戰略對話”。
馬文生：“六方會談”停滯後，關於半島和平的磋商機制各方都比較被動，目前面臨挑戰和機遇的情況下，雙方或多方的主動溝通磋商，特別是在安防領域尤其重要。請詳細解説下您提出的這個戰略對話機制。
金相淳：這個進程需要分三步進行：
第一步，“2.0安全對話機制”階段：先從中韓兩國智庫開始，設計大體框架，並通過充分溝通，構建中韓智庫聯盟關係，共同推動“1+1安全對話”，把兩國戰略對接從“經濟對接”擴大到“安全對接”。
第二步，“1.5安全對話機制”階段：兩國退役退休的原決策部門人員參與，加強溝通，建立半官半民智庫聯盟。人員構成應包括五個領域的專家群：退役和現役將軍的軍事專家群、高級外交官（總領事以上）和中央政府行政部門專家群（副部長級以上）、政治部門專家群（前、現職國會議員）、智庫專家群（高校和研究機構重量級學者）、媒體專家群（總編輯級以上）。
第三步，“1.0安全對話機制”階段：兩國政府決策部門直接溝通協商。如果在政府之間進行安全對話意見仍不一致，則把該衝突的內容和項目退回“2.0安全對話機制”，重新進行第一、二步階段的兩國“封閉式安全戰略對話”。
在此封閉式對話中，中韓兩國參加人員在經濟、文化、社會、政治、外交、安全等一切問題上都可以提出任何問題，敞開心扉地全面交流。其中，尤其關於安全領域的內容必須要談，但不需對外公開。通過這種封閉式的安全對話，中韓都能獲得“主動權”，徹底改變之前的被動局面。
這就是我認為有利於緩解和預防中朝韓美四國之間的各種衝突和矛盾，維護半島持久和平的新思路。
馬文生：從外部因素造成的被動局面轉到主動格局，通過切實可行並有效的溝通磋商，薩德帶來的危機應該會有很大的轉機。
金相淳：我之所以主張“第二次中韓大交易”，就是主張雙方或單方通過溝通尋求轉機，主要目的在於，中韓兩國應在追求面向未來的發展方向的同時，構建未來東北亞和平機制的基礎。中韓進行此“大交易”的首個目標即在於而顛覆因外部因素長期被動的局面，恢復主動，共同構建東北亞和平安全機制。最後實現的目標可能是比現在“成熟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更緊密、更成熟的一種“同盟性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甚至可能是“戰略性政治同盟”。
馬文生：這是個很大膽、很有建設性的構想。
金相淳：謝謝。
以公共外交互動合作增進互信
馬文生：您對中-韓、韓-中公共外交有什麼好的建議？
金相淳：我認為兩國需要在中央政府之間、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兩國智庫之間更加深入廣泛地開展公共外交合作，這樣才能夠降低由朝鮮或美國引起的外部因素的影響。
建交以來，韓中在“低政治領域”即經濟、社會、文化方面是全球外交歷史上的典型成功案例，但在“高政治領域”即政治、外交、安全領域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發展。其中，韓中在安全方面的合作存在一種“未來的希望”或是一種“夢想”。
韓中關係在經濟問題、社會和文化交流方面存在各種各樣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間，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也有可以合作的地方。但在安全領域方面，兩國很難擺脫兩國關係“外部因素”的逆向影響，如朝鮮因素或美國因素所造成的一些難題，即朝核問題、薩德問題等。加強兩國溝通機制和加深對對方的理解，主要還是積極利用各種“公共外交”交流的平臺。建議建立“韓中高校教育公共外交互動”平臺。
馬文生：在高校教育方面，中韓兩國已經長期進行了各種學術性教育互動，比如兩國著名大學之間進行了本科生和碩士研究生為主的雙學位交流，教授等研究者為主的訪問學者、博士後學位以及研究項目的共同研究等等……
金相淳：但這是以學術性交流領域為主，並沒有包含民間部門尤其缺少對對方決策部門能夠發揮影響力的“民間領導階層”之間的互動。我比較關注韓中兩國著名大學裏現有的“繼續教育學院”。目前兩國“繼續教育學院”的培訓對象大多是兩國各部門中級以上的幹部、各種企業的理事或董事級以上的高層經營者、社會領導級的著名人士等，他們都是主流領導階層。但這種教育範圍也只是以國內為主，還沒有做充分的國際交流。
韓中兩國高校教育在社會教育方面需要國際化、跨國化、跨領域化的新思維。應利用現有的高校繼續教育機制，進行兩國高校合作，開展“公共外交教育”和“培訓互動”的嘗試。
這種國際合作會加強兩國不同階層人士對對方國家的理解、加深相互溝通、幫助建立兩國戰略互信，為打造韓中和平發展之路發揮重要作用。
馬文生：感謝您接受本刊訪問，貢獻您的智慧和研究成果，相信您關於建立安全磋商機制和公共外交互動的建議給中韓兩國友好、為半島和平都帶來積極的啟示。
金相淳：韓國東亞和平研究院院長，PEACE-KOREA政策理事。
馬文生：本刊編輯部主任，察哈爾學會副秘書長。
文章來源於《公共外交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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