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體系已從“國內價值鏈”“傳統貿易價值鏈”到“簡單全球價值鏈”，進而發展到“複雜全球價值鏈”。在國際貿易發展的新趨勢下，中國以及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如何深化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度，並實現在價值鏈上的升級，值得深入研究。
1月8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全球化智庫（CCG）聯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北京發佈了《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17——全球價值鏈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核算與分析》（中文版）。《報告》從全球的格局著眼，解讀貿易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收入、就業等問題的影響，為發展中國家參與、深化全球價值鏈提供了極佳的理論參考。
發展中國家的新機遇
全球價值鏈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融入世界經濟的新機會，可加深其在全球貿易中的參與程度並使其出口多元化。沒有全球價值鏈，一個發展中國家需要具備完整産品的生産能力，才能夠擴展新的經濟活動。而基於全球價值鏈的存在，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嵌入産品生産過程中的某一個或者某幾個環節，成為工業製成品的出口國。《報告》的研究者構建了一個全球價值鏈指數體系，用3個指標來刻畫全球價值鏈的主要特徵：國家—部門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強度指數、測度特定價值鏈複雜性的長度指數，以及衡量某一國家—部門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的位置指數（度量一個具體的生産階段與全球價值鏈兩端的相對距離）。根據具體跨越的國家的次數，跨國生産活動可被進一步分解為簡單和複雜的兩類。在簡單的全球價值鏈生産中，價值增加只在生産階段跨越一次國境，不涉及通過第三國的間接出口或者再出口/再進口。複雜的全球價值鏈生産則至少包含兩次跨境活動。《報告》通過對生産活動的分解，並根據世界投入産出數據庫，對不同國家和部門在過去20年間的跨國生産分工方式進行了定量描述。
從增加值的角度所得到的對國際貿易現象的分析結果與基於官方貿易統計數據分析所得到的結果存在差異性。當分析的基礎從總值轉變為增加值時，對國際貿易認知的關鍵轉變之一就是貨物與服務在貿易中相對作用的改變。《報告》中提及，産品貿易中絕大部分是製成品，其餘的是農産品和礦産。經濟學家將許多服務稱為“非貿易品”，這意味著它們不能在國際上直接進行交易。高端服務，例如醫療保健和法律諮詢也很難直接進行國際貿易。然而，當從增加值的角度來研究貿易問題時，服務貿易的比重在1980年~2008年幾乎增加了50%。另一種理解這一統計數據變化的方法是，由於製成品的價值大部分來自於服務業的投入。這也回答了為什麼服務在國內生産總值中的比例會增長。這是基於製造工廠的外包服務活動，如電信和運輸等聯結性服務在全球價值鏈世界中越來越凸顯的重要性、在如汽車軟體等精密製造的複雜産品中服務成分的增加，且因為製造性任務更容易離岸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地方，服務任務相對製造性任務價格的上升等因素綜合作用下産生的。
哪些因素有助提升價值鏈參與度
“地理因素對於發展中國家參與價值鏈至關重要。”《報告》指出，根據零部件大宗貿易的統計數據，世界似乎形成了三個相互關聯的生産中心，分別是美國、亞洲和歐洲。撇開中國，發展中國家一般都在週邊，並且往往與地理上最接近的中心進行貿易。在發展中國家內部，似乎只有大公司才參與到真正的全球生産網絡中。例如在拉丁美洲，小規模的公司很少與本地區以外的地方進行貿易。
對於“中等收入陷阱”，《報告》結合成功的案例證明，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轉變與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轉變一樣是可能的。其中一個明顯的經驗規律是，上升一個級別的國家明顯比萎縮停滯的國家更多地參與了全球價值鏈。
研究發現，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具有更好的制度，例如産權意識以及法制性更強的國家會更多地參與到全球價值鏈之中。在中國大多數的城市中，那些有著更好的合同執行措施、清關流程更快、金融體系更完善的城市往往更多地參與到全球價值鏈中。同時，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控制腐敗、簡政放權以及對投入（包括服務）實行零進口關稅來改善制度環境並全面降低貿易成本是融入全球價值鏈非常有效的措施。事實證明，一條有效的路線是通過“深層”貿易協定。一個深層的貿易協定超越了簡單的關稅削減，會涉及關於法律和法規方面的承諾。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的多輪協議主要涉及降低進口關稅，這對製成品貿易産生的影響最大。優惠貿易協定（PTAs）的迅速推廣表明其對於加深經濟一體化是一個更加可行的方式。（作者 湯莉 何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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