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2024年“湖北六大考古新發現”揭曉 多項新發現實證湖北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中的獨特價值

王家崗北墓地M33隨葬器物組合（圖片均為考古隊提供）

象鼻流提梁銅壺

西漢紀年漆耳杯

　　為加強長江文明溯源研究和傳播展示，與公眾共享湖北考古最新成果，1月16日，在荊門舉辦的2024年度湖北考古工作彙報會上，公佈了2024年“湖北六大考古新發現”，分別為：荊門鐘祥邊畈遺址、武漢盤龍城遺址、荊州楚紀南故城、襄陽宜城王家崗北墓地、襄陽菜越墓地、荊州龍鳳莊遺址等。

　　評審活動由《江漢考古》與楚天都市報·極目新聞聯合主辦。專家組認為，這些項目在長江文明溯源及歷史重建研究中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多項新發現體現了不同時期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甚至域外的交流、共融，進一步實證了湖北地區在中華文明發展史及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中的獨特地位和價值。

　　大面積石砌遺跡、大型宮殿建築遺存

　　盤龍城、紀南城等主動性發掘“上新”

　　2024年度全省共實施主動性考古發掘項目10個，配合基建考古發掘項目59個。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等重大課題支撐下，在田野裏破解長江文明密碼。

　　入選“湖北六大考古新發現”項目中，主動性考古取得新進展。其中，位於荊門鐘祥市九里回族鄉的邊畈遺址，大致年代在距今7200年至6000年之間。考古項目負責人、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孟華平介紹，長期以來，考古界對江漢平原東部地區早于距今6000年的遺存知之甚少。2024年，邊畈遺址發現遺跡較為豐富，出土器物較多，是目前漢東地區發現的最早階段的史前文化遺存。“相關發現對於完善這一區域新石器時代文化序列，明確文化譜係，理解文明化進程等具有重要意義。”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歷史學院教授余西雲説。

　　盤龍城遺址位於武漢市黃陂區，是長江中游商代前期規模最大的城市聚落。考古項目負責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孫卓介紹，2024年度的考古發掘，確認盤龍城楊家灣北坡存在著大面積石砌遺跡。經勘探發現，石頭堆積範圍東西長約350米、南北最寬處約80米，推測其為一處大型石構建築遺存。“此次發現的石砌遺跡，在以往長江中游夏商時期遺跡中較少發現，其規模龐大、結構複雜，反映出極高的規格。”孫卓説，這些石砌遺跡與楊家灣南坡的貴族居葬核心區形成關聯，表明盤龍城城市聚落晚期遺址具有較高的社會等級，以及中心區域因地制宜的城市規劃格局。

　　楚紀南故城位於荊州市紀南生態文化旅遊區，是迄今發現的東周時期我國南方最大的一座都城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楚文化研究所所長聞磊介紹，為配合“考古中國·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研究之夏商周課題”和“楚紀南故城大遺址保護工程”，近年來紀南城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2024年主要對城內廣宗寺北臺基群紀7號臺基進行發掘。“紀7號臺基是新時代紀南城首次發掘到的具有較為完好垮塌堆積和建築結構的大型建築遺存，為研究紀南城內宮殿格局提供了寶貴的線索。”聞磊説。

　　三國象鼻流提梁銅壺頗具“絲路風情”

　　交流融合凸顯荊楚地位

　　配合基建考古的項目，也獲得不少新發現。這些項目串起湖北地區千年文脈，既展現了燃起文明星火的史前文化、熠熠生輝的青銅文明，更有近年來湖北省較少發掘的漢代、三國墓葬及唐宋城市遺存等。

　　其中，襄陽宜城王家崗北墓地出土省內首例西漢紀年漆耳杯，珍貴銘文不僅填補了湖北地區紀年漆器的空白，也為西漢末期的墓葬斷代提供了年代依據。

　　襄陽菜越墓地發掘三國時期大型磚室墓，出土的象鼻流提梁銅壺係內地首次發現，具有古印度犍陀羅式器物風格，推測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播而來。該器物同時融合青龍、朱雀紋飾等中國傳統文化元素，體現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考古專家賀世偉稱，襄陽地區地理位置特殊，自古就有溝通南北甚至域外的優勢，相關發現對研究古代絲路文化具有重要意義，也體現了襄陽在中華文明發展歷程中的獨特地位。

　　荊州博物館2024年在荊州古城內的龍鳳莊遺址開展考古發掘，共發掘3000平方米，揭露自唐代以來的7個文化層，發掘遺跡145處，出土3000余件遺物。考古項目現場負責人羅廷介紹，出土遺物尤以唐宋時期陶瓷器種類豐富、來源廣泛。此次還發掘了大量唐代以來的遺存，揭露的宋代道路表明，宋代荊州城東公安門西側存在城市主幹道，發揮著重要的交通、城防等作用。荊州博物館館長楊開勇稱，龍鳳莊遺址考古較全面地揭示了荊州古城內唐宋以來的歷史文化遺存，彰顯了荊州長期作為長江中游地區商業中心和交通樞紐的歷史地位。“相關考古工作有助於揭示荊州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歷史厚重感和連續性，鑒往知今，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湖北大學文化遺産學院教授張鐘雲説。（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海冰 通訊員 張君 陳麗新 實習生 張斕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