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墾區“第一朵報春花”家庭農場王木存紀實
原標題:黑龍江墾區“第一朵報春花”
1978年,安徽小崗村18位農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險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手印,實施農業“大包乾”,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然而,中國農墾,並沒有緊隨其後。直到黑龍江農墾一戶普通人家召開的一次家庭會議,讓中國農墾步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1983年春天的一個傍晚,在烏蘇裏江畔的八五八農場十五隊,44歲的轉業軍人王木存召集一家5口開了個家庭會議,議題就是“承包農場土地,自己幹”。媳婦林原鳳堅決反對:“要是賠了咋辦?兒子還沒娶媳婦呢!”林原鳳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當時王木存全家5口人都是勞力,靠拿工資一個月就能掙100多塊,一家人在當時可以過上不錯的生活。林原鳳害怕,萬一承包失敗,農場再不給發工資,一家人可咋活?然而,兒女們都十分支持,兩個兒子錶示就算打光棍也要跟著父親幹。有了這句話,王木存更是堅定了信心,因為在這之前,他回河南老家探親,親眼目睹了家鄉農村土地承包後發生的變化,當時就暗暗下定了決心。回來後,隊里正在號召實行聯産承包責任制,鼓勵舉辦家庭農場,王木存第一個就報了名。於是就有了這次家庭會議。
少數服從多數,老婆犟不過老頭。承包的事就這樣通過了,而且一包就是2200畝。
“當時我也不知道這叫家庭農場,更不知道自己是全國農墾第一個。”如今回憶起來,現年79歲的王木存並不掩飾當年的懵懂。
但這並不影響這個家庭農場事業的開始。王木存從連隊領來了一台拖拉機、一台牽引康拜因和犁耙、播種機等農業機械,兒子又找來了最鐵的三個哥們兒,8個人從此沒白沒黑地幹了起來。按當時的機械水準,正常情況下,一個人最多能種百八十畝地。而他們8個人的勞動量卻是別人的三倍。其結果就是一個字:累!
每天天剛亮,全家人就要步行十多裏地去到田裏,晚上幹到十一二點,再走一個多小時回家。人的體力幾乎到了極限。有一次,兒子拎著暖水瓶走路時就睡著了,水瓶打破了竟然還不知道。後來,因為實在太累,兒子的仨鐵哥們兒不幹了。但王木存一家人還在堅持。
除了累,“要啥沒啥”是王家面臨的另一大難題。沒有資金、沒有農具、甚至沒有左鄰右捨得支持。“當時困難到連個裝糧食的袋子都沒有。”為了解決家庭資金問題,林原鳳養了2000多只雞,別人種完地回家累了休息,可她還得把雞再喂一遍。提起那段艱苦的日子,王木存特別感謝老伴:“當初她是最堅決反對的,可幹上之後,全都靠她才渡過難關。”除了資金,周圍鄰居、職工的嫉妒與奚落也成了王家的障礙。“出風頭”“逞能”“想發財”之類的話包圍在了全家人。
原本人緣極好的王家,農忙時節有個大事小情的,旁人不但不伸手幫忙,甚至故意刁難。現在説起這事,山東口音濃重的林原鳳嗓門還會突然高起來。
辛酸、勞累終於換來了成果。年底一算賬,王木存家庭農場純盈利2.7萬元,是整個生産隊盈利的3倍。當年,十五隊恰巧虧損。在隊裏的協調下,王家將這筆錢貼補給了隊裏。最後純收入4943元。
王木存出名了。1984年4月王木存家庭農場榮獲黑龍江墾區模範家庭農場稱號;9月,王木存家庭農場的四幅照片被陳列在北京中國農業展覽館,並被稱為黑龍江墾區“第一朵報春花”。
由於王木存的成功,家庭農場在墾區發展壯大開來。1983年8月份,北大荒發展起了20多個家庭農場。1984年墾區家庭農場達2.9萬個,到1985年,一下猛增到了10.1萬個,77%的耕地承包給了職工,有21.5萬名職工參加了承包,佔到了當時種植業職工總數的70%。
王木存更來勁兒了,眼光長遠的他竟然制定了個“家庭五年計劃”:“承包不是為了挨累的,這麼累沒有計劃不行。”有了之前的經驗,王木存的“五年計劃”很具體:第一個五年,一年一個萬元戶;第二個五年,要形成整套的農機隊;第三個五年,總收入不低於10萬元。事實證明,思想前衛的王木存當時還是保守了。他的家庭農場收益以每年幾萬元的利潤遞增。1987年,他自掏4萬元,貸款10萬元,買了臺當時最先進的康拜因,從佳木斯開回農場,一路上邊開邊幫雲山、八五O等農場收割莊稼,從買到手到開回家,幾天的時間就掙了兩萬多塊錢。就這樣,王木存的家庭農場一路走來,越幹越紅火。“三個五年計劃”早就超額完成。在當初召開家庭會議的院子裏,老人指著眾多農機中的一台巨無霸告訴記者,這臺康拜因是十多年前買的,價值50多萬元。
然而家庭農場在墾區並非一路順風,大規模興辦家庭農場很快暴露出了問題和矛盾,關於是否要堅持辦家庭農場的爭論也日趨激烈。在北大荒開墾的初期,軍事化的組織形式,集體化的勞動方式,曾發揮過巨大作用,但在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家庭農場涉及到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係,相當多的人認為,辦家庭農場改變了國營農場全民所有制的性質,發展下去,會導致國營經濟的瓦解。而且在人們傳統觀念裏,以高科技、大機械為核心的農業現代化,與個體承包、分散經營的家庭農場是水火不相容的。一位開拖拉機的老勞模看著拖拉機被其他職工拉回家,抱頭痛哭。在這樣的形勢下,再加上連續幾年的自然災害,已經辦起的家庭農場出現反復,1986年夏天,大多數的家庭農場紛紛解體。
就在這時,王木存的大兒媳婦也提出不同意再辦自負盈虧的家庭農場了,為此她要和丈夫一起另立門戶。王木存的大兒子也是一個犟脾氣,寧願離婚也不分家,堅持和父親一起經營家庭農場。面對困難王木存沒有放棄,他找來紙筆,寫下了:“山外青山樓外樓,木存家庭爭上游,不達目的非好漢,目標一定要實現。”憑著這股勁兒,1991年王木存再次頂住了墾區家庭農場的反復,在全農場的家庭農場只剩了他一家的情況下,任憑生産隊領導三番五次上門,他就是不解散他的家庭農場。王木存老人回憶説:“當時我看到希望了,你不拿槍逼著我,不把手銬子給我戴上銬到公安局去你就別想叫我不幹。”
堅韌的王木存堅持下來了。到1996年,王木存的家庭農場已經累計向國家交售糧食260萬公斤。到了1998年老人退休時家裏的資産也早就過了百萬,家裏人都過上了富裕的生活。
歷史總是在不斷的變革中前進。三十多年間,墾區“兩自理”(生活費、生産費自理)和“四到戶”(土地、機械、核算、盈虧到戶)的家庭農場經營機制和“大農場套小農場”“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在逐步完善中建立起來。隨著歷史的發展,家庭農場逐漸成為新型農業生産經營主體,處在農業産業振興的核心地位。比王木存貢獻大的家庭農場已經不計其數。到2017年,全墾區家庭農場數量達到了25萬個。
如今,王木存這位思想前衛的老人也已經進入了耄耋之年。但他的心思卻仍舊活躍。“我要是不管著他,他能上天!”想起十年前,倔強的王木存辦好了護照想去俄羅斯種地,老伴還“氣不打一處來”。
現在的王木存似乎安靜了下來,每天早上騎電三輪去打太極拳,上午玩檯球、乒乓球,晚上跳廣場舞,再一天給老伴做好三頓飯。“忙碌”的他還是給自己找到了新營生——他又照看了20畝地,目的是試驗一種土壤調節劑。在田間,老人用智慧手機拍攝著秧苗的長勢:“據説,用了這東西不但能提高産量,還能減少農藥殘留,讓糧食更加綠色健康。我這輩子有很多榮譽,但總感覺沒給社會做過什麼貢獻。這個試驗要是成功了,也算我為國家做了點事。”(記者 劉楠 吳樹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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