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停擺後，全球化格局如何演變

漫畫 張建輝

　　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幾成定局，許多輿論都在評估這一事件的後續影響。對於一個致力於提高勞動力、知識産權等標準，同時明顯帶有地緣政治考量的多邊架構協定來説，其主導者的退出，確實可能産生多方面的影響。這些影響主要涉及全球化進程、區域經濟和地緣政治三個方面，中國作為全球經濟體系的主要參與方和自由貿易的倡導者，同樣會感受到TPP停擺的影響。如何判斷TPP停擺對全球經濟體系的利與弊，能否透視TPP停擺背後全球思潮的變化，怎樣應對TPP停擺後可能出現的種種變數，對於中國的自身利益、對外關係和全球經濟都至關重要。

　　1TPP停擺不是對全球化的肯定

　　退出TPP是對多邊架構投出的第一張不信任票，這種不信任投票還會在其他多邊機構持續投下去。

　　由於TPP在自由貿易、投資、知識産權、勞工待遇等廣泛領域力求統一規範，設定的標準也遠比現行全球自由貿易規則嚴苛得多，因此外界一直有聲音質疑，其目標是要取代現有自貿體系，讓美國重新確立對全球貿易的主導權，進而從中獲取戰略和經濟利益。從這個角度看，TPP停擺似乎是消除了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一個風險因素，從而鞏固了現有的自由貿易規則和分工體系。但實際上，TPP停擺絕不是對全球化進程的肯定，而是反全球化進程浪潮高漲的一個重要標誌。TPP只是因為明顯的制度設計缺陷，才成為反全球化浪潮的首要針對目標。

　　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的發言人霍普·希克斯，曾給全球化下過一個詳細的定義，其中最主要的一句話是，“一種對國際機構的忠誠度高於單一民族國家的經濟和政治意識形態”。對於反全球化者——無論立場是否堅定——TPP都有足夠的理由被視作靶子。

　　一方面，TPP有明顯的設計缺陷，即注重規則制定而非利益達成。自2008年美國加入TPP，特別是奧巴馬政府接手推進TPP議程以來，TPP就被納入美國“亞太再平衡”的總體方案中。奧巴馬也曾公開表示，不能讓中國等國主導全球貿易規則，而必須由美國主導，TPP就是美國重獲貿易主導權的工具。為此，TPP熱衷於搞圈子外交，搞規則制定，但如何實現利益共贏，缺乏明確草案。另一方面，TPP難以防範內部出現矛盾。早期P4組建TPP的初衷只是為了貿易和投資便利，越南加入則是為了消除其支柱産業紡織業的出口障礙，這與美國視TPP為工具不同，特別是對主張美元、就業、製造業回流的特朗普來説，TPP難以避免其製造業被衝垮的危險:TPP既封不住中國，又向日本製造、越南紡織品敞開了大門，美國製造業重振將更不可為。

　　可以説，TPP之所以停擺不是美國要重新回到現有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中做好學生，而是TPP自身的機制缺陷與反全球化的國內民粹思潮共同作用的結果。基於這種思潮的衝擊，美國不僅對TPP、對其他多邊貿易體系同樣可能發起挑戰。這一點，在特朗普公佈的執政後六大首要任務中已表達得很明確:美國將傾向於通過雙邊談判解決貿易問題，而不是訴諸多邊機構。這意味著，從北美貿易協定到WTO，都可能受到美國挑戰，從而對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産生另一種衝擊。如果説美國推動TPP是用爭奪貿易規則主導權的方式挑戰全球自由貿易規則的話，那麼退出TPP則是對多邊架構投出的第一張不信任票，這種不信任投票還會在其他多邊機構持續投下去。而後者比前者，是更徹底的與全球化告別的方式。對於這種越來越明顯的趨勢，必須有清醒的認知。

　　2區域經濟聯合趨勢未被逆轉

　　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並未因反全球化浪潮的興起而中止，但面臨的挑戰將有所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美國退出TPP與英國退歐有類似的驅動力和內涵，即都顯示了對於區域經濟聯合的某種否定。這種否定趨勢，在正在進行的法國大選、在意大利等主要經濟體，也多有顯現。與傳統發達國家出現的“鎖國”趨勢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區域經濟聯合態勢發展迅猛。在美國宣佈即將退出TPP後，不少經濟體的目光開始轉向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RCEP是由東盟10國發起，由包括中國在內的10士6國組成的區域經濟聯合體。RCEP的相關談判仍在持續進行，這表明儘管在傳統發達國家出現了一系列逆區域經濟聯合的浪潮，但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仍在演變。此外，不同的雙邊、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投資協定談判仍方興未艾。

　　這種態勢表明: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並未因反全球化浪潮的興起而中止，反全球化浪潮之所以引人注目，僅僅是因為發生在有傳統“聚光燈”效應的國家。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TPP停擺的蝴蝶效應不會傳導到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TPP停擺有可能産生兩種效應。其一，是在美國不參與的區域經濟架構中産生“虹吸效應”，使越來越多的經濟體加入進來。事實上，原來主要精力放在TPP進程中的澳大利亞、新西蘭、秘魯等國，已經宣佈將以積極的姿態投入RCEP的建設進程中。其二，是有美國參與的區域經濟架構産生分離風險。其中的代表是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NAFTA是上世紀末全球最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但在特朗普上臺後，NAFTA勢必會動搖。原因在於，NAFTA的創始驅動力，是應對日本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對北美市場的猛烈衝擊，如今在特朗普和相當多的美國白人藍領看來，最大威脅已非日本，而是NAFTA成員之一的墨西哥。按照特朗普以雙邊談判代替多邊經濟架構的預定路線，未來美國與墨西哥重啟談判以取代NAFTA的市場開放承諾，將是大概率事件。

　　此外還要看到，由於美國是全球最大、最穩定的出口市場之一，因此美國否定或退出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任何舉動，都可能削減區域一體化進程的潛在紅利。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特別是過度依賴美國市場的經濟體，在積極參加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進程的同時，或許不得不與美國展開相關雙邊談判，以保證在美國的市場份額不致急劇萎縮。因此，區域經濟聯合趨勢雖然未被逆轉，但面臨的挑戰將有所增加。

　　3美國不會在地緣政治上收縮

　　美國安全關係網中的不確定性將有所增加，美國與其同盟國的安全合作範式可能遭遇一系列審視。

　　從表面上看，儘管美國退出TPP使其失去了一個保證所謂亞太再平衡的經濟工具，但就此斷定誰將是地緣政治格局調整後的贏家是不嚴肅的。這是因為，過去美國在推行所謂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過程中，在經濟領域從來就沒有獲得什麼真正的進展。退不退出TPP，都改變不了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主線看中國而非美國這一事實。

　　不過，由於奧巴馬時代的TPP是其對外戰略的組成部分之一，特朗普時代勢必要對奧巴馬時代的外交方式進行調整，這一調整也勢必牽扯到美國深度參與其中的地緣政治格局中。

　　這種調整可能包括三個方面。其一，美國安全資源投放轉向相對均衡化。近年來，以所謂亞太再平衡為名義，美國軍事、安全資源主要投放于東亞地區，這也導致了共和黨人對美國在中東北非地區失敗的批評，從大選期間的表態看，民主黨政府在中東北非的戰略失誤是其炮轟的重中之重。特朗普上臺後，有可能將部分資源轉向中東，以應對IS的威脅和伊朗的核不確定性。美國軍事、安全資源投放轉向相對均衡化，從而迫使其亞太再平衡戰略進行調整。

　　其二，美國對外安全合作模式發生變化。按照競選期間的説法，特朗普將向安全同盟國家收取“保護費”。儘管這些言詞很可能無法兌現，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美國安全關係網中的不確定性將有所增加，美國與其同盟國的安全合作範式可能遭遇一系列審視。

　　其三，美國的軍事投入不會因為政局更替而減少。特朗普曾明確表示，將進一步加大海軍預算。這不僅是因為美國的軍工聯合體有強大的話語權，還因為軍工聯合體有強大的就業吸納能力，有助於維護特朗普的基本盤。對軍工業的青睞還預示了，美國有可能加強軍備出口，這也符合特朗普讓美元的製造業回流的執政目標。

　　綜合來看，在特朗普時代，即使因為安全戰略的調整出現一些所謂地緣政治的真空，也絕不意味著美國會在地緣政治上收縮防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個別國家已在為可能出現的戰略真空著手準備。日本明確表示將進一步推動TPP進程就是證明，因為TPP同樣是日本眼中的地緣政治工具，而且美國退出有利於日本在TPP中推行日式勞動力待遇、知識産權等標準，從而獲得利益。此外，在美國安全戰略調整時，以東海、南海爭端、朝核問題等為藉口，擴大軍事能力，或許正是日本等待已久的時機。

　　4更加開放是中國最好的應對方式

　　如果形成了內部統一、環境公平透明的大市場，同時積極佈局海外市場，龐大産能完全可能逐漸消化，並産生讓中國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驅動力。

　　美國退出TPP後，如何預防美國採取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立場，是剛剛結束的秘魯APEC峰會的話題之一。習近平主席在APEC峰會發表主旨演講時表示:“中國不會對世界關上大門，而是會把門敞開得更大。”這句話，點出了應對未來變局的關鍵。

　　把門敞開得更大，一方面要積極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中國是RECP的主要倡導者，並在其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同時，中國倡議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建設，以建立更廣泛和更清晰的互惠共贏框架。無疑，共享發展才能應對全球經濟一體化出現碎片化的風險。

　　另一方面，需要積極推動各種雙邊、多邊談判。目前，中國已經與全球22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14個自由貿易協定(FTA)，TPP的12個成員國中，有8個與中國簽署了FTA。中國還加快了與美歐等主要市場的雙邊投資協定談判(BIT)，中美將BIT談判視為當下最重大的經濟議題，中歐BIT談判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前取得突破性進展。在貨物貿易已達到峰值、服務貿易仍是藍海的情況下，通過BIT可以有效創造金融等服務貿易的市場空間;此外，中國通過推行“一帶一路”戰略，促成東南亞方向的RCEP，創造“共同發展”“命運共同體”平臺等，為優化內陸經濟發展空間、拓寬對外經濟合作空間創造了新契機。

　　還要看到，把門敞開得更大，不僅是對外部市場而言，也是對內部市場提出的命題。優化內部經濟環境，形成內生型經濟增長圈，是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最可靠方式。如果形成了內部統一、環境公平透明的大市場，同時積極佈局海外市場，龐大産能完全可能逐漸消化，並産生讓中國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驅動力。可以説，對內打開大門，是成本更容易控制、預期效益更明確的方式。這意味著，持續不懈地深化改革、落實改革，以提高生産效能對衝不利因素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下拉影響，以清楚明晰的政商關係凝聚改革共識，中國就不僅不會成為外部環境變化的買單者，還會成為國際秩序的改進者，在全球化進程、區域經濟和地緣政治等方面，擔當更重要的角色，中國的自身利益，也就能得到最有力的維護。（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