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觀察：中國離製造強國還有多遠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姚洋就兩會熱點經濟話題接受海外網財經採訪。

　　海外網3月12日電 2010年即成為製造業第一大國的中國在2015年正式提出了邁向製造強國的戰略目標。2016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中國製造的轉型升級將成為“十三五”開局之年的一項重要工作，需推動互聯網和中國製造的深度融合，並提出“工匠精神”等新要求。

　　而伴隨中國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後發生的新變化，製造業領域也出現了一些新困惑。服務業在GDP中佔比的逐步高升，製造業在經濟增長中應當扮演何種角色？“互聯網+”無孔不入，傳統製造業企業如何與其接軌？兩會期間，海外網財經對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探討中國製造的“轉型之惑”。

　　姚洋強調，製造業是中國經濟的脊梁，我們要基於已有産業特性，根據《中國製造2025》規劃，一步步實現製造強國目標。面對“互聯網+”熱潮，企業在思考轉型的同時需要具備堅持技術創新的定力，切勿陷入互聯網焦慮。

　　製造業是中國經濟脊梁

　　2015年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首次佔據半壁江山，比工業高出10%。有人認為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服務經濟，超越工業經濟時代。製造業的重要性是否正在減弱？在姚洋看來，儘管服務業比重上升是基於經濟增長的客觀規律，但僅靠服務業無法支撐一個大國的經濟增長，製造業才是中國經濟的脊梁。

　　姚洋認為，2015年産業結構變化是“三期疊加”的産物。第一是經濟增長的客觀規律——工業化達到頂峰，其就業達到全部就業的30%（中國在2010年達到），此後開始下降；第二，在2008年經濟危機前十幾年的全球化和快速增長之後，世界重新調整，全球需求收縮，中國出口自然下降；第三是中國宏觀經濟短期波動，從1992年開始中國經濟基本呈現出每7年一個週期的上升、下降交替，目前正處於下降期。“這就使得消費所佔GDP比重上升，投資所佔比重下降。在生産方面就是服務業比重上升，製造業比重下降。”

　　他同時強調，儘管服務業比重上升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但是僅靠服務業是無法支撐一個大國的經濟增長的，製造業才是中國經濟的脊梁。他曾在北大國發院的一場論壇上提到，觀察二戰之後從低收入進入高收入的13個經濟體就會發現，工業發展深入、製造業所佔GDP比重超過40%是其普遍特徵。

　　“我們在一些地方可以和美國競爭，像阿裡巴巴、騰訊就做得非常好，但這不是中國的全部。”姚洋説，“如果把製造業丟掉，中國就失去了根基。”

　　面對《中國製造2025》提出的製造強國目標，姚洋充滿信心。“中國的製造能力已經相當好了，我想我們有望在2035年達到德國製造目前的水準。”他也坦言，這是一個很高的目標，需要大量努力。製造業本身要沿著已有的産業特性，一步一個腳印攀登技術高峰；國家也需要對製造業發展有一定政策傾斜，如降低企業增值稅和社保成本。

　　企業無需陷入互聯網焦慮

　　“互聯網+”在當前中國經濟領域的熱度極高，國家也從2015年起推動中國製造和“互聯網+”融合。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繼續對此提出要求，將“深入推進中國製造+互聯網”作為促進製造業升級的內容。對於傳統製造業企業而言，基於互聯網技術的線上信息處理能夠幫助其提高生産效率，優化資源配置，但也易使企業陷入是否要轉型、如何轉型的迷茫。姚洋認為，“互聯網+”模式並非適合所有企業，是否轉型取決於企業自身需要和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能力。

　　“我們現在很多企業家患了互聯網焦慮，是不是不做互聯網就難以生存了？”姚洋説，“當然不是。互聯網的確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但我想‘互聯網+’反過來説更準確，‘+互聯網’，它畢竟是要服務於實體經濟的。”

　　姚洋強調，企業在考慮互聯網轉型時，要清楚自己的産品是否適合以網絡方式行銷，所設計的經營模式能否實現盈利。

　　對於“互聯網+製造”中廣受關注的雲端製造體系，姚洋認為，從個性化生産的需求量和製造能力考慮，中國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至少20年。他説，德國工業4.0的基礎是德國社會已經發展到個性化消費需求旺盛階段，而且此前已經走過30多年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道路，具備進一步智慧製造的能力。相較之下，中國還處於大眾化消費階段，老百姓對個性化生産的需求不足；且企業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普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面對“互聯網+”熱潮，姚洋建議，製造業企業還是需要發展的定力，堅持自己所長，腳踏實地進行技術創新。如果進行互聯網轉型，則必須挖掘出生産力，將流量變現，給企業自身和社會創造價值。

　　沒有社會地位 工人難有匠人精神

　　談到製造業發展的定力，姚洋多次提及德國模式。相較美國的斷崖式創新，他認為德國製造業持續平穩的創新模式更值得中國借鑒。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在技術上勝過美國，它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和制度優勢。但是千萬不要以為美國模式就是最好的模式。”姚洋解釋説，美國的一個新發明就往往摧毀一個行業，是“從0到1”、消滅就業的模式，也是因此美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少數富人和絕大多數窮人。而德國是跟隨美國在本國已有技術基礎上進行連續改進和創新，在一些領域穩穩佔據高地，而非在互聯網行業和美國競爭。與此同時，它的技術進步保留並擴大了就業，形成了雄厚的中間階層，社會更為穩定。

　　德國製造的另一個重要經驗是注重培養具備匠人精神的技術工人。高品質的德國製造早已作為德國的一張世界名片深入人心。而“工匠精神”一詞也登上了我國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成為國家對製造業的新要求。姚洋非常推崇這種代表專注、精確、注重産品品質的職業精神，更關心它如何落到實處。

　　他認為，提倡匠人精神首先要做的即是提高工人的社會地位。他建議恢復八級工制度，給予工人技術等級；達到了最高等級，就相當於成為工人裏的高級工程師。他提到，德國之所以具備匠人精神，與它完備的技校體系、技術工人很高的社會地位和薪酬水準息息相關。

　　“能不能別再叫‘農民工’了？”這一點，姚洋已經呼籲了十幾年。“一個把工人當做低級職業看待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希望“農民工”這個詞能從中央文件開始自上而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