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絲路”建設需要聚焦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經濟形態以及相關機制建設，更需要注重打造全球數字經濟治理的中國方案。目前，數字技術發展和應用豐富了全球産業治理、貨幣金融治理、貿易治理等全球經濟治理的內涵，並從全球經濟信息交換、風險防範、危機應對和政策效能評估等方面引發了全球治理變革。同時，數字經濟的迅速發展，也帶來數字鴻溝、規範和標準之爭以及數字霸權主義等問題。建設互聯互通的“數字絲路”，亟待構建起適合“一帶一路”發展的數字治理規則框架。
“數字絲路”建設的成績和挑戰
“數字絲路”建設成效顯著。在基礎設施方面，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合作日益密切。根據《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0年)》，中國與十多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成有關陸纜海纜，系統容量超過100Tbps，直接連通亞洲、非洲、歐洲等地。在數據平臺建設方面，“數字絲路”2018年基本完成了第一階段工作，目前正開展第二階段工作，發佈了以“數字連接，共享繁榮”為主旨的“數字絲路”地球大數據平臺，實現了與計劃參與國家間的數據共享。此外，阿裏雲也在全球建設了數據中心和地域節點，為沿線國家地區提供雲計算、大數據等服務。
在電子商務方面，疫情發生以來，數字絲綢之路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全球貿易遭受衝擊的背景下，中國跨境電商實現了逆勢大幅增長。“一帶一路”倡議自提出以來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和積極響應，截至目前共建立了75個境外經貿合作區。借助大數據平臺，華為、阿裡巴巴等中國互聯網企業深度參與“數字絲路”建設，提供在線計算公共服務，為中國互聯網企業在海外發展贏得了龐大客戶群。
在“數字絲路”建設的過程中，也面臨著來自國際國內的多重壓力與挑戰。首先是來自數字國情差異的挑戰。當前，“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和地區因數字基礎設施和電子商務發展水準等方面差異，“數字絲路”建設面臨的挑戰也呈現異質性。主要體現在：東南亞部分國家缺乏足夠的網絡信息安全保障，外企進入門檻較高；中亞國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較為薄弱，數字人才緊缺，網絡安全和地緣政治風險增加；非洲國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網絡信用安全保障落後，區域治理協調體系複雜等；中國與拉美國家間戰略和法規差異、拉美數字基礎設施相對落後、拉美政治和經濟不確定因素增多等。
其次是來自地緣政治壓力的挑戰。“數字絲路”的參與國、中國的地緣毗鄰國、中國的戰略合作以及競爭國家對於中國的“數字絲路”建設所持觀點各異。其中消極認知和負面行動為中國與沿線國家共建“數字絲路”造成了地緣政治壓力。如美國等國為應對“數字絲路”而不斷細化充實“印太戰略”框架下的相關機制和舉措，以及為打造“小院高墻”的科技競爭戰略而對中國科技進行遏制和打壓。
此外，目前“數字絲路”尚缺乏更有效的制度和機制設計，這也成為“數字絲路”建設的重要阻礙。一方面，由於缺乏對“數字絲路”國家層面的統一規劃，同時“一帶一路”涉及到的數字經濟企業和主管部門眾多，使“數字絲路”存在缺乏統一協調和重復建設等問題。另一方面，由於沿線國家的電子商務信用管理制度不健全、對信息知識産權和跨境數據的保護不足及政治、宗教、文化、法律體系巨大差異等問題，也使中國企業與當地共建“數字絲路”面臨較大挑戰。
數字治理規則建設的進展與困境
目前，“數字絲路”治理規則建設取得一定進展。一方面，中國通過整體佈局+雙邊合作的模式，與“絲路”沿線國家推進“數字絲路”治理規則。2017年12月，中國同多國共同發起《“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促進電子商務、國際標準和數字經濟政策等方面合作。截至2020年底，中國已與16個國家簽署了“數字絲綢之路”合作諒解備忘錄，與22個國家建立“絲路電商”雙邊合作機制。另一方面，中國通過局部參與+多邊合作的模式與“絲路”沿線國家共建“數字絲路”治理規則。
但要切實推進數字絲路建設，也需要充分認識當前所面臨的複雜國際國內環境。首先是“數字絲路”治理客體的複雜性。主要體現在數字貿易業態變化性快。數字貿易業態更新迭代快和模式差異明顯的特點，使“絲路”沿線國家很難形成數據流動、數字貿易、數字産品等基礎概念共識，明確其範圍界定和動態發展，進而使規則談判缺乏必要的前提。同時，數字技術滲透性廣，數字技術全面快速滲透“絲路”沿線各國經濟社會，為各國國家安全帶來許多新的問題。受各國文化、制度和經濟等方面異質性的影響，各方在理念和認知上的差異較大，加大了“數字絲路”治理達成共識的難度。
其次是“數字絲路”治理主體的多元性。“絲路”沿線國家數字國情差異，使得各國核心關注不同，利益分歧彌合難度大。一方面，數字産業起步早、數字經濟發展領先的沿線國家，企業國際競爭力較強，比較關注擴大市場準入、減少貿易壁壘等方面議題；另一方面，數字基礎較為薄弱的沿線國家，安全監管能力弱，貿易和發展權益受到衝擊，因此多關注中小微企業保護和貿易便利化等議題。
第三是“數字絲路”治理環境的撕裂性。目前，全球尚未形成統一協調的數字治理體系，各國從自身利益出發，選擇不同的數字治理模式，全球數字治理呈現碎片化、分裂化特點。數字領域國際規則制定的激烈競爭，使得全球治理議題分散和治理共識缺失，“數字絲路”治理規則建設因此面臨國際環境挑戰。
“數字絲路”治理規則建設的路徑
“數字絲路”治理規則建設是全局性、長期性和複雜性工程，需要在設計漸進靈活的“數字絲路”談判議程基礎上，推動建構多元協同的“數字絲路”治理體系，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
第一，推動設計漸進靈活的“數字絲路”談判議程，突破主體多元性的困境。目前，全球已開展的數字貿易規則談判主要集中于貿易便利化、市場準入、關稅與數字稅、跨境數據流動、知識産權保護、可信賴的互聯網環境和數字營商環境等議題。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下的電子商務談判在跨境數據流動、市場開放和知識産權保護等方面分歧較大。其原因在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面臨“數字鴻溝”。因此，“數字絲路”談判議程設計要漸進靈活，可在堅持多邊主義、可持續發展、開放包容的原則上，推動構建“數字絲路”治理規則。一方面，談判議題設計應避免對數字經濟欠發達國家構成“發展壁壘”。先以跨境電商便利化、電子認證、無紙化貿易為主要議題，推動建立規範便利、安全可信的電子商務交易和市場環境，促進沿線國家中小企業融入“數字絲路”價值鏈。另一方面，通過增強數字基礎設施聯通合作，積極推進縮小沿線各國間數字鴻溝，從而推動知識産權保護和市場開放等議題談判。
第二，推動建構多元協同的“數字絲路”治理體系，克服治理客體的複雜性困境。多元治理體系包含三個層次：其一，監管和治理協調機制。在“一帶一路”合作機制框架下，設計分類的多邊合作治理模式，精準治理數字貿易業態發展性問題，並對“數字絲路”局部性問題進行治理。同時，通過頂層設計建構監督機制，防止“數字絲路”參與的某一方濫用權力，為數字治理創造良好環境。其二，利益主體間協同機制。“數字絲路”的治理需要兼顧各方利益，才能凝聚共識，發揮多方合力。這需要科學劃分權、責、利。其三，制度和技術協調機制。要在制度建設和技術協調上找到平衡點，找到有效的溝通機制，協調二者的關係。
第三，統籌推進全球數字絲路治理規則建設，應對治理環境的撕裂性難題。通過推進全球性數字經濟規則構建，為“數字絲路”治理規則建設塑造良好環境；探索整合區域性合作平臺數字治理規則成果，為“數字絲路”治理規則建設凝聚共識；通過“數字絲路”治理規則建設的示範效應，助力全球性數字經濟治理。
數字化時代已經到來。未來的“一帶一路”建設必然和數字經濟緊密結合，而這種結合必將迸發出超強的活力。對於存在巨大數字鴻溝的國家，要幫助其接入“數字絲路”的發展軌道；對於目前不平等的國際規則，要積極爭取更多的話語權。“風輕不覺動、纜急始知牽”，數字絲路的發展要未雨綢繆提前佈局，為在數字經濟時代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夯實基礎。
作者：黃日涵（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數字經濟智庫執行院長）；柏瑞山（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