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針對歐委會發佈關於對華電動汽車反補貼調查的初裁披露，譚主持續釋放獨家信息，引發西方媒體高度關注。

　　追蹤它們的報道，可以發現，西方媒體轉引頻次最高的信息點，都與中方的反制行動相關：

　　BBC、英國《每日電訊報》在轉引譚主的報道時，都以“中國汽車製造商敦促中國政府提高對歐大排量汽油車關稅”的相關內容作為標題；

　　彭博社等媒體則是關注到了譚主報道中“業界呼籲對歐採取‘最嚴厲措施’”，以及歐洲車企可能面臨的損失；

　　華爾街日報、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則在關注譚主提到的，中方對歐進行的白蘭地反傾銷調查的進展。

　　事實上，歐委會自己，也在關注中方的動向。針對中方連續釋放反制信號，歐方表示：

　　歐盟不願意發起“貿易戰”，但中方的行為是在挑起“貿易戰”。

　　言下之意，我可以打你，但你不能還手。

　　到了今天，歐委會還妄圖自詡自己是在世貿組織的框架下行事，還妄圖將“發起‘貿易戰’”的帽子扣給中國。

　　譚主深入分析歐方相關人士表態，在美歐報道中追蹤探查，揭開了這場紛爭背後真正的推手。

　　按照歐委會的説法，對華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的原因，是中國電動汽車行業“威脅”到了歐洲。

　　從數據上看，2024年前四個月，中國在德國的電動汽車市場份額上升至40.9%，是德國最大的電動汽車進口國。

　　按理説，德國應該是最能感受到中國“威脅”和“衝擊”的國家。但在歐委會對華電動汽車加徵關稅這件事上，德國的態度，一直都是反對。

　　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哈貝克更是在近期的訪華行程開始前，專門向媒體釋放了德國的態度：

　　“中國在所有領域都是德國的合作夥伴。”

　　和中國電動汽車關聯如此緊密的德國沒有感到“威脅”，那“威脅”，到底從何而來？

　　可以把時間線，再推到歐委會做決定之前。

　　利用大數據手段，譚主分析了2023年以來歐盟27國媒體有關“中國電動汽車”的報道。歐委會宣佈對華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當天，有一個明顯的報道高峰。

　　但放在2023年全年的報道中看，“關稅”“調查”“補貼”這些詞，並不是歐盟大多數國家的媒體關於“中國電動汽車”報道的主題。

　　多數報道的目光，還是聚焦在自身産業的發展上。就拿其中報道量最高的德國媒體來説。2023年，德國媒體報道的高頻話題是“電池”“增長”“投資資本”。到了2024年，“電池”“轉型”“高品質發展”等話題持續出現。

　　德國媒體格外關注“投資”和“增長”這些話題，背後是德國乃至全歐洲車企在過去一年間面臨的轉型困境。

　　由於財政政策收緊，2023年，德國政府逐步降低了鼓勵購買電動汽車的消費補貼，這使得市場需求變少。與此同時，高企的通脹讓德國電動汽車製造成本居高不下。

　　在這樣的背景下，降低電動汽車製造成本，是包括德國車企在內的歐洲車企實現轉型最有效的出路。

　　相應地，能在數據中看到，德國、荷蘭、愛爾蘭等媒體觸達率較高的報道中，都提到了中國電動汽車“高質低價”的特點。歐洲行業人士甚至直言，沒有中國，就“沒有能源轉型”。

　　通過同中國的合作，磨礪自身成本控制和生産製造的能力，成為了歐洲車企的選擇。

　　然而，就是在歐洲車企陷入困境，奮力抓住轉型機遇的同一時間，歐委會開始釋放要對中國電動汽車加徵關稅的消息。

　　根據歐方解釋，歐委會對中國電動汽車有“威脅”的判斷，是從媒體報道中得到的。

　　剛剛提到，歐盟27國關於中國電動汽車的報道，沒有相關內容的發酵。那歐委會的這些人，看的是什麼報道呢？

　　同一時期，提及這一話題最多的，是美國媒體，報道量超過了11.3萬條。

　　美媒的第一個報道高峰，在2023年3月到4月。事情的起因原本是美歐針對美國《通脹削減法案》中濫施補貼傷害歐盟産業利益的問題，要討論解決辦法。然而美媒在報道中，同時就開始“關聯”起中國電動汽車行業存在所謂“補貼”的問題。

　　在這次討論後，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歐洲中心助理主任詹姆斯·巴奇克率先提到了“補貼”一詞，他表示，“在電動汽車電池供應鏈多元化方面達成共識是美歐關係的重要一步，任何避免補貼戰的舉措都是有意義的。”

　　“補貼”一詞，由此開始在歐洲媒體關於中國電動汽車的報道中出現。

　　隨後，兩名歐委會高級官員在媒體採訪中透露，歐委會負責貿易保護措施的部門正在討論是否對中國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

　　根據專業機構的挖掘，《政客》歐洲版一名叫斯圖爾特·劉的記者，也在協同釋放歐委會要對中國發起反補貼調查，以及歐委會將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關稅的消息。這成為了輿論場的關鍵傳播節點。

　　有意思的是，協同歐委會釋放消息的，不只是歐洲記者，還有美國媒體。並且美國媒體率先發起了信息轟炸，掀起了多輪炒作“補貼”問題的報道高峰。

　　相較而言，歐洲媒體的報道高峰要晚一些，是等到了馮德萊恩正式確認將發起調查，歐洲媒體才針對“中國電動汽車”和“補貼”出現了幾天集中的報道。

　　高峰過後，又很快降為平淡。

　　眼看光靠補貼這個話題不能引發太大關注。隨後，美國諮詢公司又接連發佈報告，稱“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50%的關稅是阻止中國汽車製造商的‘必要條件’”。

　　這些行徑，都成了歐委會發起行動的“理由”。

　　但這還不是全貌。

　　為了弄清楚歐委會更深層次的想法，譚主找到了對華反補貼調查的實操人。

　　譚主分析了過去一年歐美媒體中有關“中國”+“補貼”+“電動汽車”的報道，發現這其中頻繁提到了一個叫做丹尼斯·雷東內的人。

　　他是歐委會首席貿易執法官。在這個職位設立的前一年，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宣佈對進口自歐盟等地的鋼材徵收25%的關稅，進口的鋁徵收10%的關稅。

　　加稅後，歐盟對美鋼鐵出口量較加稅前下降455萬噸，近乎腰斬。此後，歐盟也並未找到新的買家，鋼鐵行業元氣大傷。

　　這些事情，原本是由歐委會的貿易專員負責。美國的做法給歐盟敲響了警鐘，歐盟需要一個執法經驗更豐富的角色應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歐委會設立了首席貿易執法官這個職位，丹尼斯·雷東內接到任命，成為首位首席貿易執法官。

　　對華電動汽車發起反補貼調查，算是丹尼斯·雷東內上任後的最大“政績”。而丹尼斯·雷東內的手法，也算得上是“師夷長技以制‘華’”——都是和美國人學的。

　　歐洲媒體，用了這樣一句話評價丹尼斯·雷東內的做法：

　　這讓歐盟從世界上最開放的貿易集團轉變為一個防禦嚴密的“經濟堡壘”。

　　歐委會，也被貼上了“地緣政治委員會”的標簽。

　　這背後，最能體現歐委會思想轉變的，莫過於反補貼調查的核心——對於“補貼”的認識。

　　就拿歐委會這次主動發起調查這個行為來説。

　　各國在反補貼立法中設立主動發起的條款，本意並不是要將它作為一種主要的救濟手段。長期追蹤國際補貼規則發展的丁如和譚主分享了一個細節：

　　世貿組織自由貿易規則是有意給各國留下了這樣的一個政策空間，這是一種技術性的留白。因為如果不作保留，各國就不會願意加入WTO自由貿易的安排。

　　也就是説，保留主動發起反補貼調查的目的，是為了推動全球化。這在歐委會的官方説法中也能得到印證。根據歐委會的表述，反補貼等貿易防禦手段原本是為了“維護歐盟的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

　　但歐委會對貿易防禦手段的理解，逐漸在發生偏差。這從歐委會反補貼規則的發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丁如告訴譚主，一般來説，補貼是指政府直接的財政支持或減稅免稅。但從十多年前開始，歐盟對中國“補貼”的調查，逐漸增加了包括國有企業提供的電力、土地、貸款、上游原材料等層面，這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的反補貼調查範圍，也是對現有世貿組織規則的濫用。

　　2020年，歐委會又完成了全球第一例第三國補貼案——將中國國有企業向第三國企業提供資助，也認定為歐委會反補貼的範圍。

　　在這例補貼案後，歐委會開始著手立法，最終於2023年通過《外國補貼條例》，又進一步將外國企業來歐投資也納入歐委會反補貼的考察範圍。

　　正是因為歐委會這樣不斷擴充反補貼的適用，可以看到，最近兩年，歐盟對華反補貼調查頻次之高、密度之大堪稱歷史之最。

　　正如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所説，歐方不斷挑起貿易爭端，僅2024年以來，歐方就密集出臺了31項對華貿易投資限制措施，其中貿易救濟措施25項，還對華發起了外國補貼條例（FSR）調查、國際採購工具（IPI）調查，嚴重干擾中歐經貿合作。

　　對於歐委會這種用監管來影響外國企業，進而調控市場的做法，有一個專門的理論，叫“布魯塞爾效應”。它説的是，歐洲企業的全球競爭力正在下降，這時，歐洲可以通過投入監管方面的立法，來改變全球企業的行為，保持歐洲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

　　最初，“布魯塞爾效應”是用在數據隱私等領域，因為這些領域存在立法的空白地帶，有監管規則的立法需求。但在反補貼領域，已經有WTO規則在先。

　　這時，歐委會提出保護主義色彩濃重的反補貼新規則，運用“布魯塞爾效應”，實際就只會帶來國際自由貿易倒退的結果。

　　像歐委會這樣擴大反補貼的範圍、濫用反補貼，就被美國學了去。今年，美國新修改的反補貼條例中，也多了向市場追溯的部分。不管是有中國投資的企業，還是産業鏈上游用到了中國的産品，只要和中國有點聯繫，按照新的反補貼條例，美國就可以對相關企業展開反補貼調查。

　　可以看到，反補貼已經變成了加徵關稅的一種説辭。而當關稅被濫用，“貿易戰”，就會打響。

　　中國當然是不希望看到這樣的局面。譚主了解到，中國已經通過會見、會談、通話、信函等方式，與歐盟機構和德國、法國等16個成員國進行了80余次溝通。

　　但中國，更不怕這樣的局面。

　　反而是歐洲，要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