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簡稱巴州），地處新疆東南，貫通天山南北，毗連河西走廊，交接青藏高原，地域廣袤、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文物資源豐富獨特，自古為西域門戶和絲綢之路樞紐地帶，是歷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徵明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起到積極推動作用的典型區域。

　　西元前101年，漢朝政府在今巴州輪臺、尉犁、庫爾勒地域設使者校尉，管理屯田事務。西元前60年，漢朝統一西域，在今輪臺境內設西域都護府，作為管理西域的軍政機構，開創了新疆歷史的新時代。自漢代開始，新疆這一多民族聚居的廣大地區正式納入中國版圖，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唐朝時期，640年平定麴氏高昌，設立了西州（今新疆吐魯番）、庭州（今新疆吉木薩爾），州下設縣、鄉、裏等政府機構，並設立安西都護府于西州，轄天山南北。658年安西都護府遷至龜茲，晉陞為大都護府，下轄濛池、昆陵都護府，又設焉耆、龜茲、于闐、疏勒都督府，統稱安西四鎮。702年又設北庭都護府，統轄天山以北諸部。唐朝在伊、西、庭三州實行與中原相同的州縣制。都護府為唐朝在西域的最高軍事、行政機關，官有定員，職有專任。大都護下設副大都護、副都護。安西都護府管轄範圍包括蔥嶺以西、波斯以東、阿姆河以南的廣大地區，共計20個都督府。安西四鎮的建立，大大擴展了唐王朝直接治理西域的範圍，對維護都城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安全、維護唐朝政治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在大唐盛世之下，西域社會經濟和文化迅速發展，西域歷史進入了鼎盛時期。

　　作為安西四鎮之一的焉耆，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國之一，曾是絲綢之路北道必經之地、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要衝。“焉耆”這一名稱最早出現在《漢書·西域傳》中，書中描述：“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今天的焉耆回族自治縣（簡稱焉耆縣）直接繼承了唐代“焉耆”的名稱，是巴州下轄的縣級行政區。 

　　位於焉耆縣四十里城子鄉的博格達沁古城，2019年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年代為漢-唐，是西域漢唐時期焉耆地區重要的城鎮之一。根據古城內採集和附近出土的文物，以及結合文獻研究表明，博格達沁古城在唐以前一直是焉耆國都城，唐焉耆都督府所在地，開元七年設置的焉耆鎮也在這裡。博格達沁古城是焉耆盆地發現的規模最大、建築形式最突出的一座古城，它的發現對研究漢-唐時期焉耆的歷史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這裡，曾出土了一件唐代文物：銅龜符，國家一級文物，龜符為鑄造，扁平龜狀，長4.15釐米、寬1.9釐米、厚0.45釐米。背部陰刻龜紋，龜首有一個小的係孔，龜腹部陰刻“同”，字形介於篆、楷之間，周圍有陰文“右玉鈐衛將軍員外置阿史那伽利支”。學者根據龜符銘文考證“阿史那伽利支”應是唐朝名將“阿史那忠”的原名，唐高宗時他曾任過西域道行軍大總管。符的用途是為了“起軍旅、易長守”，或作為出入宮門、關隘的信物，因此，朝內外的文武官員“皆給之”“蕃國亦給之”。在古代通信極不發達的情況下，封建帝王為了直接掌控軍隊，便發明瞭兵符制度。虎符最早出現于春秋戰國時期，當時採用銅制的虎形作為中央發給地方官或駐軍首領的調兵憑證，一直延用至隋代。唐代時期將“虎符”改為“魚符”，武則天時期改為“龜符”。龜符一般由兩件組成，若符上陰刻“同”字，則為雌符，陽刻“同”字，則為雄符。使用時，若兩符“同”字互相契合，兵符才有實際意義，表示命令驗證可信，方可執行。龜符為唐代兵符，與唐朝治理焉耆、龜茲、于闐、疏勒四鎮有著密切的關係，充分反映出唐朝政府有效治理西域的歷史事實。

　　位於焉耆縣西南七個星鎮的七個星佛寺遺址，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遺存，始建於晉代，一直延續到宋元，總面積約4萬平方米，殘存佛塔、僧房、大小殿堂等建築93處，是印度佛教東傳和中原佛教西漸過程中的重要遺址，也是古焉耆的佛教中心，2001年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遺址出土的泥塑佛、壁畫、建築裝飾構件、菩薩、武士、護法神、供養人頭像和十二肖像殘件、回鶻文木牘及吐火羅文抄寫的《彌勒會見記》劇本等文物，反映出各宗教之間相互融合交流的情況，印證了新疆歷來是多種宗教並存的地區的歷史事實，其豐富的建築遺存和文物遺存，向世人展示著曾經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繁榮盛景，對研究古代焉耆乃至西域佛教建築、歷史、藝術等方面具有極高價值。

　　（陳瑩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博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