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古稱西域，西元前60年西漢中央政府在西域設置西域都護府，標誌著新疆正式納入中國的版圖，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此以後，歷代中央政權都將西域視為故土，行使著對西域的管轄權。新疆古代貨幣作為歷史的物質載體，不僅是絲路貿易的實物見證，更是歷代中央政府有效治理西域、多民族聚居交融的直接物證，其形制、文字、文化內涵深刻鐫刻著中華文化的基因，彰顯著多元一體的文明格局。

　　貨幣形制：遵循中原制度，彰顯國家行政統屬

　　眾所週知，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圓形方孔的秦半兩，開闢了中國古代貨幣的新紀元。從此，方孔圓錢成為中國銅錢的固定形制，一直沿用了2000餘年。而作為中華貨幣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新疆古代貨幣，其核心形制始終與中原王朝保持一致，體現了中央政權對新疆地區的行政管轄與制度統一。

　　漢代時期，西域雖有本地鑄幣，但主流貨幣為中原王朝發行的五銖錢。在樓蘭、尼雅、庫車等遺址中，大量漢代五銖錢的出土，證明當時西域已納入中原貨幣流通體系，是漢代對西域行使主權的重要佐證。

　　唐代新疆地區廣泛流通開元通寶，同時出現的高昌吉利錢、回鶻錢、突騎施錢等，雖為地方鑄幣，但採用中原圓形方孔形制，充分説明唐代西域對中原貨幣制度的全面遵循，反映了安西都護府、北庭都護府管轄下的行政統一性。

　　清代新疆鑄幣更直接體現中央統轄，新疆紅錢的鑄造，不僅形制與內地一致，部分錢幣背面還加鑄滿文、維吾爾文，既延續中原貨幣傳統，又兼顧本地民族文化，是中央政權對新疆有效治理的實物見證。

　　文字多元：漢字為核心，折射多民族文化交融

　　新疆古代貨幣上的文字組合，以漢字為基礎，融合多種民族文字，生動展現了新疆多民族聚居、文化交融的歷史事實，而漢字的主導地位始終凸顯中華文化的主體作用。

　　漢代時期，于闐地區鑄造了新疆最早的地方貨幣漢佉二體錢，錢文依然採用漢文，大型的“銅錢重廿四銖”，小型的“六銖錢”都採用漢字篆體，凸顯了漢文字的核心地位。

　　魏晉南北朝時期，龜茲本地倣照中原王朝五銖錢鑄造的“龜茲五銖”錢，正面為漢文“五銖”，背面為龜茲文，兩種文字並存，既體現中原文化的影響力，也反映本地民族文化的特色，是多民族文化共生的早期例證。龜茲五銖錢是中原五銖錢體系在西域的延續。

　　唐宋元明時期，新疆地區流通的貨幣中，既有中央發行的錢幣，也有地方鑄造的錢幣，部分錢幣同時出現漢文、回鶻文、粟特文、阿拉伯文等多種文字在貨幣上共存，印證了新疆作為多民族聚居地區的文化交融傳統。

　　清代新疆鑄造的新疆紅錢，錢幣正面為漢字，背面常鑄滿文與維吾爾文，漢字作為正面主文始終佔據核心位置，這種文字佈局既強化了中華文化的主體地位，又尊重了本地民族文化，是中央政權在新疆推行多元一體治理的生動體現。

　　文化內涵：根植中華文化，承載多元文明交流

　　新疆古代貨幣的文化內涵深度根植于中華文化體系，同時吸收多元文明元素，成為中華文化相容並蓄、新疆與內地文化一脈相承的有力證明。

　　貨幣上的“吉祥”“安康”等漢字主題，與中原地區貨幣的文化寓意高度一致，如“高昌吉利”錢的“吉利”二字，源自中原傳統文化中的吉祥觀念，説明新疆地區的文化價值取向與內地同根同源。

　　在個別的歷史時期，新疆古代貨幣雖吸收了中亞、西亞貨幣的部分工藝元素，但核心的形制規範、文字體系、價值觀念始終以中原文化為準則，比如喀喇汗王朝鑄造的錢幣，雖然鑄造工藝採用打壓法打制錢幣，但歷任汗王在錢幣銘文王名之後都冠以“桃花石”，意為“中國汗”，他們以中國的桃花石可汗自詡，認為自己所建立的王朝仍然是中國的一部分，從未脫離中華文化的框架，文化始終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從漢代的漢佉二體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龜茲五銖、從唐代的大歷元寶、建中通寶到宋代的桃花石錢幣，再到清代的新疆紅錢，貨幣的流通網絡覆蓋新疆各地，並與內地貨幣體系互聯互通，這种經濟文化的緊密聯繫，進一步印證了新疆自古以來就與內地血脈相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疆古代貨幣的歷史脈絡清晰表明：從形制到文字，從文化內涵到流通體系，新疆始終與中原王朝保持著高度的統一性，多民族文化在中華文化的框架下交融共生。這些歷經千年的貨幣實物，不僅是新疆豐富多彩歷史文化資源的重要組成，更鐫刻著深植新疆的中華文化根脈，無可辯駁地證明----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是新疆歷史發展的永恒主題。(吳文強 阿克蘇地區文博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