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在80多年前的抗日烽火中，來自不同國家的國際友人來到延安等地，他們用手中的筆和相機記錄下中國軍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跡，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傳播到世界，讓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國必勝的信念。
總臺環球資訊記者就此採訪了陜西省中共黨史學會執行會長、西安郵電大學黨史與紅色文化研究院院長袁武振教授。
袁武振教授
抗日戰爭時期，在陜北活動最頻繁、影響最大的國際友人群體是外國新聞記者和作家，中國人民非常熟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其中一位。在斯諾和毛澤東的談話中，許多問題都是毛澤東第一次闡述或提出的。
埃德加•斯諾 資料圖
袁武振：從1936年7月到10月，斯諾在包括保安在內的陜甘革命根據地進行了為期4個月的訪問，對中共領袖與紅軍指戰員進行了廣泛的採訪。毛澤東通過斯諾向全中國、向世界表明瞭中國共産黨團結抗日的誠意，傳達了他關於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預言，批駁了國內外反動派對中共和蘇區以及紅軍的種種誣衊。
斯諾于1937年10月在英國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隨後被翻譯成十多種語言，在全球掀起了紅色旋風。由於當時中國所處的環境，中譯本用了《西行漫記》這一書名。
袁武振：1938年4月，《西行漫記》出版，在國內外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吸引了許多熱血青年奔赴延安參加革命，也吸引了白求恩、柯棣華、路易•艾黎等一大批國際上愛好和平的反法西斯戰士來到中國。白求恩曾經説過，“假如你問我為什麼來到中國，就請你認真地去讀一讀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
1939年9月，斯諾在陜北採訪毛澤東。（資料圖）
1939年9月，斯諾再次訪問陜北。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精闢地分析了歐洲戰爭爆發後的國際形勢和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的中國戰場及政治格局，闡述了中國共産黨現階段的內外政策，論證了中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道路和抗戰必勝的前途。
袁武振：毛澤東的這些談話，由斯諾寫成多篇報道，在中國各地迅速傳播，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念，還傳播到友好國家和友好人士那裏，甚至影響了美國總統羅斯福，對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建立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先後兩次訪問陜西，並在英國出版了反映西安事變的著作《中國的第一幕——西安事變秘聞》。
貝特蘭著《中國的第一幕——西安事變秘聞》（左）和《華北前線》（右）資料圖
袁武振：西安事變爆發後，貝特蘭代表斯諾以倫敦《每日先驅報》記者的身份，在西安進行了異常緊張的44天採訪，于1937年出版了《中國的第一幕——西安事變秘聞》，客觀公正地揭示了西安事變的真實過程及中國共産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成為唯一一本外國人報道西安事變的專著。
1937年10月，貝特蘭再次來到陜西，到延安採訪毛澤東。後來，這次採訪以《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為題正式收入《毛澤東選集》。
袁武振：1939年，貝特蘭在英美出版了《華北前線》一書，記錄了他在延安和山西抗日前線對八路軍的採訪。他在書中得出這樣的結論：“世界上任何軍隊，如要對抗甦醒中的中國的全部力量，必遭失敗。”
毛澤東等接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 資料圖
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和美軍觀察組先後訪問延安，這是中國共産黨在國際社會面前的一次集中展示和亮相，中國共産黨由此取得了在新聞戰線“封鎖與反封鎖”的重大勝利。
袁武振：愛潑斯坦當時在延安説，中外記者團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他們的來訪“把一座被閉了很久的門，打開了一個縫隙，使光線射進來。這個縫隙雖然很小，但是再要強制地把這座門關得像從前那樣緊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
毛澤東等和美軍觀察組在延安 資料圖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延安和晉綏抗日根據地採訪了近5個月，寫下了許多介紹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文章和書籍。如美國記者哈裏森•福爾曼的《紅色中國的報道》、英國記者岡瑟•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美國記者莫裏斯•武道的《我從陜北回來》、伊斯雷爾•愛潑斯坦的《中國未完成的革命》等等，都如實介紹了他們的所見所聞。
身穿八路軍軍裝的愛潑斯坦 資料圖
袁武振：福爾曼説：“八路軍的正規軍也許算不得是我在中國看見的裝備最好的軍隊，但他們無疑是訓練最好、最有紀律的軍隊。”斯坦因在書中寫道：“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它與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國迥然相異。”愛潑斯坦説，一到延安他就“看到了中國的未來”，從而堅信“反動派不能統治中國，新中國會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誕生”。
中國人民始終沒有忘記這些國際友人為中國抗戰作出的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際友人的親屬、後代也曾到中國訪問，親身感受到中國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袁武振：1978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妻子海倫•斯諾重返陜西，參觀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並尋訪延安和保安等地。此後，海倫•斯諾的侄女謝莉爾•畢紹夫等人多次回訪延安。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采編丨孫伶俐
主持丨葛鵬
製作丨楊曉蕾
簽審丨安然
監製丨劉軼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