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影院的燈光緩緩亮起時，我盯著銀幕上漸暗的片尾字幕，指尖還攥著那張被體溫焐熱的電影票，耳畔仿佛仍回蕩著賽德克人衝鋒時的吶喊與歌聲。今年恰逢台灣光復80週年，台灣電影《賽德克·巴萊》在大陸重映。我與台灣友人Jojo時隔十三年再看《賽德克·巴萊》。十三年前在台北影院，我們也一起觀看過此片，也曾為其中的悲壯故事而落淚。如今，隔海相望那些熟悉的影像，莫那·魯道的身影早已與台灣光復的光輝歷史重疊。我心中翻涌的不僅是感動，更有一份沉甸甸的民族情感：賽德克人的抗爭不是孤立的史詩，而是兩岸同胞共禦外侮的縮影，是中華民族歷經滄桑仍挺直的脊梁。

　　記得當年在台灣的影院看這部電影時，只覺得銀幕上的廝殺很震撼，賽德克人赤身持刃衝向殖民者槍炮的身影，是對“英雄”二字最直白的視覺注解。十三年後，在武漢的影院再次看這部電影時，當鏡頭緩緩掃過魏德聖導演耗費數年心力還原的台灣少數民族聚居地的實景——那些依山而建的錯落木屋、屋檐下晾曬的獸皮、少年們在石磨上反復打磨刀槍的清晰片斷，突然就有了不一樣的重量。如今的電影市場，早已被炫目的特效包裹。動輒上億的技術投入，能輕易構建出架空的奇幻世界，卻常常讓故事本身失去了靈魂。魏德聖導演沒有用綠幕合成山林與聚居地，而是帶領團隊一磚一瓦搭建起“霧社事件”時期的聚落；沒有用特效替代廝殺，而是讓演員在泥濘中詮釋抗爭的決絕。這是對一段被時光塵封的真實歷史的極致敬畏；那些賽德克人臉上的堅毅與迷茫、嘶吼與淚水，也不再是單純的“角色情緒”，而是台灣少數民族在強權壓迫下，對“尊嚴”二字最滾燙、最鮮活的注解。

　　電影裏，老人們在火塘邊講述祖先的傳説，言語間夾雜著零星的漢語詞彙；婦人們縫製的服飾上，繡著與大陸少數民族相似的圖騰紋樣。這些細節像細密的針，將一個部落的命運，悄悄縫進了中華民族的宏大敘事裏。當莫那·魯道舉起獵刀，目光掃過族人的臉龐，那份“以血肉護尊嚴”的信念無需言語——這正是1895年台灣被割讓後，50年間台灣同胞用生命詮釋的氣節。賽德克人明知以卵擊石仍赴死的勇氣，與大陸抗日英雄們拋頭顱灑熱血的壯舉一脈相承，共同鋪就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以及台灣光復的勝利之路。

　　這次在武漢的觀影，是我和好朋友Jojo的再次赴約——十三年前在台北，我們是為劇情落淚的少年；如今他以賽德克人後裔的身份陪我觀影，祖輩親歷的“霧社事件”與台灣光復的歷史在他口中愈發清晰。出發前，他翻出啟蒙魏導的書籍《漫畫巴萊》鄭重相贈與我：“爺爺説，‘霧社事件’時先輩們盼著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盼頭終於在1945年10月25日實現了。”電影散場後，Jojo指著長江大橋的燈火感慨：“今年是台灣光復80週年，爺爺那代人親歷殖民苦難，才更懂今天的團圓有多珍貴。這種守土的韌性，在兩岸從來都一樣。”他的話讓我想起電影裏孩子們唱的歌謠有與大陸相似的韻律——這些都是根脈相連的證明，也是台灣光復歷史的精神底色。

　　走出影院時，武漢的夜色已濃得化不開。街邊路燈連成溫暖的光海，與十三年前台北影院外的昏黃燈火在記憶裏重疊。我仍然沉浸在電影裏讓我最動容的一幕：出征前，少年們圍坐在火塘邊，由長老用荊棘為他們紋面。那些象徵“真正的賽德克人”的圖騰紋樣，被一針針刺入皮膚。少年們咬緊牙關不發一聲，目光卻始終望著後方的山林——那是他們用生命守護的土地和家園。我摩挲著Jojo送我的《漫畫巴萊》，封面上賽德克勇士身披獸皮、手持長刀的身影，與我在大陸的一些抗戰博物館見過的抗日英雄的畫像漸漸重合。中華民族的抗戰歷史，從來都是一部不畏強權、堅韌不屈的奮鬥史。我們兩岸同胞都曾經歷山河破碎、骨肉分離，但刻在骨血裏的抗爭精神與家國情懷，從未消失過。哪怕家園蒙難，中國人對於土地的敬畏、對根脈的堅守，也要以最深刻的方式，永遠留在生命裏。

　　電影《賽德克·巴萊》落幕了，但它留下的火光，在台灣光復80週年的今天愈發熾熱。十三年前，我看懂了個體的無畏；如今，我更讀懂了民族的分量。從1930年“霧社事件”的殊死抗爭，到1945年台灣光復的歡騰；從《開羅宣言》明確台灣歸還中國的法理依據，到如今兩岸同胞共盼統一的心聲，歷史雄辯地證明：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岸同胞的命運從來緊密相連。賽德克人的抗爭史，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記憶的滾燙一頁，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紀念台灣光復，就是要銘記這份共禦外侮的精神，堅定守護中華民族共同家園。

　　晚風漸涼，Jojo説：“爺爺説過，英勇的靈魂會跨過彩虹橋，而橋的另一端，是重回祖國懷抱的土地。”看著武漢夜晚璀璨的燈火，我忽然無比篤定：這片土地定會記住“霧社事件”中不屈的身影，記住1945年台灣光復的榮光，更記住我們走向統一的初心。我堅信，所有中華兒女都會懷揣著對家國的熱愛，守著同一份骨血堅韌，期盼著家國團圓的那一天。這份期盼，藏在賽德克人對土地的眷戀裏，藏在讓所有中華兒女牽掛的那座“彩虹橋”上，更藏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中。（作者：薛穎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