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3日,是東京審判開庭80週年紀念日。80年前,來自11個國家的法官開啟歷時兩年半的庭審,最終依據充分的鐵證,對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中的侵略罪行作出司法裁決。
然而,令人警惕的是,在如今的日本官方敘事中,“戰敗”這一核心説法被加速弱化。有分析警告稱,東京審判所警示的“以侵略戰爭為政策選項”的國家形態在日本重新上演。
80年前的東京審判
1946年5月3日上午9時30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正式開庭。來自11個國家的11名檢察官在日本東京,開始對二戰中日本首要甲級戰犯進行國際大審判,史稱“東京審判”。
經過兩年半的庭審,最終共有25名日本甲級戰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7人被判絞刑。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 約瑟夫·季南:本案的事實清楚地表明,試圖通過冷靜的理性程式來改變軍國主義思想是完全徒勞的。軍國主義思想帶來了侵略,不可避免地使整個世界陷入了僵局。這種思想只能由國際社會團結起來採取迄今法律上最嚴厲的措施去鎮壓。
可以説,一場接一場的對外侵略戰爭是昭和時代日本最沉痛、最深刻的教訓,也是日本最需要認真反思的地方。
5月3日 日本憲法紀念日
5月3日,東京審判開庭80週年紀念日這天,也是日本憲法紀念日。
1947年5月3日,東京審判開庭一週年之際,一部全新的日本憲法正式生效。
而整部憲法的核心基石,實際上來源於時任美國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的一份備忘錄,其中包含三點原則:
第一,保留天皇制;
第二,廢除國家發動戰爭的主權權力,日本絕不被授權擁有陸軍、海軍或空軍;
第三,日本封建制度必須終止。
其中,第二條要求日本放棄戰爭權,被視為“憲法第九條”的原型。在外界看來,日本和平憲法與東京審判一同構成了戰後日本發展的基石。
日本歷史學者 森正孝:東京審判是一系列歷史進程中的一環。在這一進程中日本制定了憲法,就是和平憲法。尤其是第九條的確立,屬於這一整體歷史脈絡的一部分,與東京審判之間存在非常密切的關係。
然而,伴隨著冷戰升溫和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華盛頓迅速決定重新武裝日本。這也意味著,和平憲法中強調的“日本永久非軍事化”原則,在僅僅過了幾年後,就被主導制定它的美國人自己打破了,也為後來日本政府推動修憲埋下了隱患。
2026年 日本“軍事化轉型元年”
2026年,被一些日本內部人士稱為“軍事化轉型元年”。
4月12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第93屆自民黨大會上宣稱,日本修憲“時機已到”。
4月27日,圍繞修訂“安保三文件”,高市在首相官邸召開首次專家會議。
“安保三文件”指的是《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和《防衛力量整備計劃》三份文件,相當於日本安保政策的總綱領。
“安保三文件”每隔5至10年更新一次,現行版本是2022年底岸田文雄內閣出臺的。
在2022年那次修改中,日本將擁有所謂的“反擊能力”明確寫入相關文件,並計劃使防衛費在日本GDP中的佔比達到2%,實現與英法等國同等的水準。
這被視為二戰結束以來日本安保政策“由守轉攻”的重大轉向。
2025年高市內閣成立以來,一直謀求加緊修訂“安保三文件”。
今年4月27日,高市在首相官邸會議中提出,要“確保持續作戰能力為長期戰做好準備”。
日本體育大學憲法學教授 清水雅彥:我認為這次“安保三文件”的修訂正在推動日本成為一個可以發動戰爭的國家。這實質上是正面否定憲法第九條的內容。
推動修憲、擴軍、放開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動作,已經不是零星動作,而是整體的戰略性轉變。
2025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批准2026財年預算案,其中防衛預算約9.04萬億日元,再創歷史新高。
據日本時事通訊社報道,防衛預算重點包括構建以大量無人機為核心的沿岸防衛體系“盾牌”、採購高超音速導彈等。
日本民眾:説是“防衛”其實全是謊言,實際上是在不斷製造進攻性武器。這完全就是為了侵略戰爭的軍事預算。
增加軍費的同時,日本軍事力量也在不斷擴張。
2026年3月,海上自衛隊實施“史上最大改組”,建立由三個“水上作戰群”,以及“巡邏防禦群”和“兩棲戰與水雷戰群”組成的“水上艦隊”。
同月,航空自衛隊下屬“宇宙作戰群”正式擴編為“宇宙作戰團”,並計劃在2026財年進一步升級為“宇宙作戰集團”。其主要任務包括太空監視、數據分析、電子干擾等。
3月31日,日本防衛省在熊本縣和靜岡縣,正式部署了兩款具備“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遠程導彈。
4月,日本政府敲定了修改自衛隊“官階”名稱的方案,計劃重新啟用“大佐”等舊日本帝國軍隊名稱,被批軍國主義企圖借屍還魂。
日本歷史學者森正孝認為,日本政府的這一系列擴張軍事力量的行動都是為修憲鋪路。對高市政府的這些行為,連日來,日本多地舉行集會,抗議其推動修憲和擴軍的動向。
5月1日,日本共同社匯總相關民調結果後指出,對於修憲的推進方式,73%的受訪者認為修憲的推進“應優先形成包括態度慎重政黨在內的廣泛共識”。
“失焦”的東京審判法庭舊址 日本右翼有意模糊民眾歷史認知
然而,總臺記者在探訪日本防衛省內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舊址時,卻發現這一原本應當作為呈現東京審判歷史,反思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行徑的存在,卻呈現出延續舊日本軍國主義的畫風。而這正是日本右翼在歷史認知上不斷製造錯位的“模糊空間”的典型做法。
近年來,由於歷史教科書淡化甚至美化侵略歷史等原因,在日本國內,歷史修正主義大行其道,導致年輕一代的歷史認知出現嚴重問題。日本廣播協會公佈的民調顯示,30歲以下日本民眾對二戰歷史的認知模糊程度明顯高於老一輩。
美國歷史學家赫伯特·比克斯認為,日本歪曲歷史由來已久,而其開端正是東京審判沒有判決日本天皇裕仁有罪。
裕仁天皇對日本侵略戰爭以及日軍暴行負有最高領導者的責任。二戰結束後,一項民調顯示,約70%的美國人贊成對日本天皇進行嚴厲懲罰。當時,華盛頓對此進行過激烈辯論。然而,1946年初,時任美國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發回的一系列絕密信件最終促使杜魯門政府選擇了沉默。
東京審判結束後,一些日本人認為,“既然天皇對戰爭沒有責任,日本國民也不需要為戰爭負責。”
東京審判——一場未完成的審判
美國歷史學家赫伯特·比克斯指出,不僅裕仁沒有被審判,大量日本軍部核心人物、軍國主義團體組織者也逍遙法外。
近衛文麿,1937年6月首次擔任日本首相,一個月後,“七七事變”爆發。分析人士指出,正是近衛文麿上臺後,日本的野心加劇膨脹,打起了全面侵華的算盤。
除此之外,沒有起訴搞細菌戰和化學戰的日本戰犯,是東京審判的另一大嚴重缺失。
為了免於被起訴,石井四郎等20名所謂“細菌戰專家”,向美國提交了長達60頁的人體實驗報告、20頁的作物毀滅研究報告和8000張“細菌戰實驗人體及動物的解剖組織”幻燈片,還有石井四郎本人從事“細菌戰各階段研究20年經驗的專題論文”。
1949年12月25日到30日,蘇聯在伯力,也就是今天的哈巴羅夫斯克對山田乙三等12名日本戰犯舉行公開審判,獲取大量侵華日軍準備和實施細菌戰罪行的證詞。
日本關東軍軍醫部長:所謂機密中的機密,就是為了將細菌戰投入戰場而做的研究,以及進行了人體實驗這兩點……將糜爛性毒氣投入人體實驗,在人的手足臉上噴灑糜爛性毒氣,然後將他們關進拘留室觀察。
由於美國的包庇,雖然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化學戰的事實早已真相大白,但日本政府至今拒絕認錯。
不僅如此,日本慘絕人寰的所謂“慰安婦”制度也沒有被列為戰爭暴行中的獨立罪行接受審判。
2026年3月,16位聯合國獨立人權專家發表聯合聲明,對二戰期間由日軍設立並控制的所謂“慰安婦”制度倖存者至今仍未獲得公正對待深表關切,並呼籲有關各方儘快採取行動,為受害者提供真相、正義和賠償。
有分析稱東京審判既是奠定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一場“未完成的審判”。
正是東京審判的缺陷,導致日本對戰爭罪責的反思始終含含糊糊。
更有甚者,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為“甲級戰犯”的岸信介,在美國方面的“高抬貴手”之下被從輕發落,出獄後居然搖身一變混入政壇,還當上了日本首相。這些都為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捲土重來埋下了禍患。
警惕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捲土重來
2015年,安倍政府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拋出所謂“存亡危機事態”概念。2025年,高市上臺後則立即將“台灣有事”與所謂“存亡危機事態”掛鉤。
別忘了,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時,理由也是所謂“存亡危機”,通過製造所謂“外部威脅”、煽動民族主義、綁架國家機器,最終將整個國家拖入了侵略戰爭的深淵。
如今,日本右翼的包裝更為精巧,但內核一脈相承。
4月24日,日本總務省公佈數據顯示,剔除生鮮食品後,日本3月核心消費價格指數(CPI)升至112.1。至此,日本核心CPI已連續55個月同比上漲。
高市上臺後,經濟上毫無作為,放大金融寬鬆卻不推動改革,對官僚集團全面妥協。為了掩蓋國內經濟長期低迷、鉅額國債負擔、産業空心化以及少子老齡化等多重危機,炮製出所謂“外部威脅”來轉移國內矛盾。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 滕飛:日本加速再軍事化是事實和現實,有實際的路線和行動。日本必須反思,是繼續任由軍國主義遺毒滋長蔓延,還是真誠反思侵略罪行,樹立正確歷史觀,真正取信于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