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關於中國企業成本和稅費負擔的大討論引起關注。一時間,“死亡稅率”、“高稅負逼走製造業”、“稅高費更甚”等觀點噴涌而出。事實究竟怎樣?企業負擔如何減輕?在開年首個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表了態:“最近有聲音認為企業稅負過高,其實仔細掰開來算細賬,主要是企業的非稅負擔過重。企業成本高在哪兒,還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專家表示,破解製造業稅費成本高難題,需要“認認真真減稅,實實在在降費”。
板子不能全打“稅”
來自財政部的資料顯示,2008年,中國將企業所得稅稅率由33%降為25%,如果進行國際比較,這一稅率屬於中等水準。中國增值稅的標準稅率為17%,在世界上160多個實施增值稅的國家和地區屬於中間水準。這兩大稅種,約佔我國稅收收入60%,是最重要的兩個稅種。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指出,與發達國家比,中國的宏觀稅負其實不算高。但若單就製造業和美國比,中國企業承擔的稅負的確高些,因為稅制不同,美國以家庭、個人繳稅為主,企業繳稅為輔;而中國主要對企業徵收,因此有中國企業繳稅更多的印象。
對於業內出現的“死亡稅率”説法,吉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政認為,稅率高低是相對的。如果漏損率低,並與公共服務相匹配、與國家發展階段相匹配,即便稅率高也可能是合理的。如果漏損率高,並與公共服務不相匹配,即便是稅率低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單純從稅率高低無法判斷企業的負擔。
負擔頑疾在於“費”
導致企業稅負壓力大的根源究竟在哪兒?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是指企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種制度、規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如環評、能評、清潔生産、土地等一系列審批成本,是一大塊。多位專家對企業稅費成本調研的結果,與李克強總理的結論不謀而合。
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周清傑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從上市公司年報或企業自行披露的費用來看,中國的各類‘費’非常多,且不透明。這既包括明面上的費,也包括各類尋租和灰色成本。‘費’沒有法律來規定,其中不規範的地方就更多。”他認為,而且由於費的徵收具有相對隨意性,這就為企業的成本和收益預期帶來不確定性,讓投資環境中增加了不確定的因素,不利於新投資的進入。
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張軍認為,這些非稅的負擔不僅是指為獲得資源、土地和融資而支付的實際價格,也包括了政府向企業收取的名目繁多的附加費。很多中國的企業,特別是私人企業,比國有企業支付了更高的代價去獲得土地和融資等,增加了企業的成本。久而久之,這些都可能動搖中國製造業的相對優勢。
破題要內外兼“治”
對於稅收,財政部回應,“下一步,我們將繼續強化‘放水養魚’意識,在落實好現有的減稅降費政策的同時,著力完善稅收制度,研究新的減稅降費措施,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財政部回應稱,對於繳費多的問題,財政部還將與有關部門進一步清理規範涉企收費,再取消、調整和規範一批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和標準。
1月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還決定,在本屆政府已取消230項中央指定地方實施的行政審批事項基礎上,再取消民辦學校招生簡章和廣告備案核準、棉花加工資質認定等53項許可,取消與法律資格認定、鐵路運輸基礎設備生産企業審批等有關的20項仲介服務事項。
李政認為,認認真真減稅,實實在在降費,才能夠切實為企業家營造一個良好的、具有競爭力的創新創業環境,才能有效應對人力成本上升的必然趨勢,降低我國製造業企業總成本。
“稅費改革一定要進行。但是從企業的自身反應來看,這個過程相對慢一點。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要保持競爭力,就應該主動出擊,有所作為。對於製造業來説,重點還是樹立品牌,通過科技創新、管理創新,提高自己的製造水準和回報率。”周清傑説。(李 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