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絢爛走向平淡：李叔同與上海的不解情緣

李叔同在上海梨園活動粉墨登場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濁酒盡余歡，今宵別夢寒。”

　　一百多年來，此首詩意雋永婉約、情感真摯深沉的《送別》之歌，一直在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傳唱。其作者就是李叔同，而最初孕育此歌之地，就是民國初期風雲際會的上海。由此可見，當時被稱為“東南之都會，江海之通津”的上海，與李叔同的人生情緣與歷史淵源。誠如趙樸初詩云：“無盡奇珍供世眼，一輪圓月耀天心。”

　　二十文章驚海內

　　李叔同在詩中曾頗自信曰：“二十文章驚海內。”其“驚海內”的萌發之地，便是東海之濱的上海。可以這樣講：上海是李叔同人生的開始之地，也是他有聲有色的名士生涯的大舞臺。

　　1897年，18歲的李叔同奉母之命與年長他二歲的茶商之女俞氏結婚。其長兄文熙從家産中撥出30萬元給他維繫家用。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這一年爆發了著名的戊戌變法，年輕的李叔同相當贊同，支持康梁變法，直言：“老大中華，非變法無以自存！”並鐫刻“南海康君是吾師”之印以明志。這年10月李叔同奉母攜妻離開天津來到了上海，賃居法租界的卜鄰裡。是年李叔同19歲，他初到上海時即到照相館攝影留念，依欄而立，面容清秀如玉樹臨風。儘管還頗為青澀，尚有靦腆之情，但他風生水起的人生大幕卻在清末的上海拉開了。

　　李叔同從小便學習《四書》《五經》及《説文解字》《古文觀止》等經典，及長後師從天津名士學詩詞文賦及書法篆刻，還請人教習數學、外文、音樂等新學科。當他拿到長兄給他的鉅款後，第一個行動就是買了一架當時十分昂貴的鋼琴，彈奏譜曲，並參加津門的戲劇活動。正是憑藉他豐厚的舊學新知、難得的多才多藝及豪放的個人稟性，他來上海不久就加入了當時頗時尚的“城南文社”，以橫溢的才氣、出眾的詩筆、新穎的理念成為文社的新星。曾作《擬宋玉小言賦》名列月會第一。“城南文社”的發起人是上海新學界的代表人物許幻園，他是松江人氏，家産百萬。文社雅集之地，就是自家的“城南草堂”。為了鼓勵時文新作，許時常舉辦有獎徵文，而李叔同每次應徵，均拔頭籌，因而很得許的賞識。特別是通過交往敘談，甚為契合，遂引為知己。於是，在1899年荷花初綻的孟夏時節，許幻園盛情邀請李叔同一家入住位於上海大南門青龍橋的城南草堂，從此朝夕相處，詩詞酬唱、談文論藝、評説時世。文社中另外三個才子袁希濂、蔡小香、張小樓加上許幻園及李叔同義結金蘭，號稱“天涯五友”，還專門攝影留念，這標誌著李叔同正式加盟了海派文化藝術圈，開始了他在上海的名士生涯。

　　在海派文化藝術圈中，李叔同是極有開拓精神與社會能量的。1900年桃紅柳綠的三月，他和海派書畫大家任伯年等在上海文化街福州路楊柳樓臺舊址組織成立了“海上書畫公會”。這是上海早期的海派書畫家組織，對海派書畫家的藝術創作、筆墨交流及社會推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該會每週出書畫報一份，李叔同是主要的編者，隨《中外日報》發行。李叔同就在該報刊登過自己的書法篆刻潤例，並在上海相繼刊印了《詩鐘彙編·初集》《李廬詩鐘》，編成了《李廬印譜》。11月10日，李叔同的第一個兒子李準在上海出生。

“天涯五友”合影，左一為李叔同

　　我將騎獅越崑崙

　　誠然，也不必為賢者諱。由於李叔同才華出眾、相貌俊美、性格豪爽，又是富商公子，家擁鉅款，且李家在上海開有錢莊，他可以少東家的身份支取。因此在上海這個十里洋場之中，李叔同也有過一段出入于燈紅酒綠、寄情于聲色情場的生活。尋花問柳，佳人徵逐，結交名妓，風流倜儻。在《戲贈蔡小香四絕》中，他寫道：“艷福者般真羨煞，佳人個個喚先生……佯羞半吐丁香舌，一段濃芳是口脂。”在如此的花詩艷詞中，可見這位公子哥兒的才子情結與紅粉情懷。好在這段奢靡的生活時段並不長，特別是對他以後的人生反思、紅塵警醒乃至皈依佛門，都産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

　　1901年，農曆辛醜年。八國聯軍的入侵，火燒圓明園後的《辛醜條約》的簽訂，使年輕的李叔同滿腔憂憤。這一年的春季，他原準備赴河南探視其兄，但因道路受堵困居天津半月。返回上海後，他寫成《辛醜北征淚墨》，並於5月在上海出版。從《南浦月》到《夜泊塘沽》《遇風愁不成寢》，表達了他對河山淪陷、喪權辱國的無限悲悟。“河山悲故國，不禁淚雙垂。”這一年金桂飄香的秋天，他以第12名的成績考入了上海著名的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就讀于經濟特科班，和黃炎培、邵力子、謝無量等同學一起師從蔡元培。

　　李叔同就讀于南洋公學，是他海上人生的重大轉折。蔡元培是中國近代思想界、教育界、學術界、藝術界的領袖級人物。他當時任南洋公學中文總教習，對李叔同言傳身教，影響甚大。同時，李叔同也與黃炎培、邵力子這些日後叱吒風雲的人物結為學友，這為他高端的人生起點作了堅實的鋪墊。此段時間，李叔同的思想進步明顯，常懷憂國憂民之心。

　　1904年，黃炎培等上海進步青年組織了“滬學會”，李叔同積極參與。他還參加上海的梨園活動，粉墨登場，票演《八蠟廟》《白水灘》及《黃天霸》。

　　“上下數千年，一脈延，文明莫與肩。縱橫數萬里，膏腴地，獨享天然利。國是世界最古國，民是亞洲大國民……我將騎獅越崑崙，架鶴飛渡太平洋……”這首氣勢激越、激情澎湃的《祖國歌》，正是李叔同在1905年為“滬學會”所作。從中可見，這個昔日的公子哥兒，海上名士，已然轉變成了衝擊舊世界的戰士。這年的3月10日，與李叔同相依為命的母親王氏病逝于上海，李叔同攜妻兒扶柩回津。是年秋，為了尋覓新思想、新出路，他東渡至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留學。

　　華枝春滿藝海行

初到上海的李叔同

　　1911年3月，李叔同以優異成績畢業于東京美術學校。在留日期間，李叔同於1906年2月創辦了《音樂小雜誌》，在東京印刷後即寄回上海發行，此為中國第一份音樂雜誌。不久，李叔同又與留日學友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話劇團體“春柳社”，並於1907年登臺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錄》。他勇敢地男扮女裝，出演茶花女瑪格麗特。他的詩作還時常發表于日本漢詩創作團體“隨鷗吟社”的刊物《隨鷗集》，並與日本漢詩人交往。李叔同歸國後，在天津直隸模範公業學堂等學校任圖畫老師。這一年的10月10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武昌起義。滿清王朝隨之土崩瓦解。辛亥革命的成功，使李叔同歡欣鼓舞，他在慶賀詞《滿堂紅》中高吟“看從今，一擔好山河，英雄造”。

　　1912年，早春二月，李叔同來到了上海，在楊白民當校長的城東女學任國文、音樂老師。此時的上海是風雲激蕩而波瀾壯闊，時事嬗變而氣象更新。被歷史學家稱為“上海·1912現象”。也許是由於李叔同才華出眾、名聲太大，他在上海城東女學的任教時間僅一月多，就被當時上海的滬軍都督陳其美創辦的《太平洋報》聘為主筆，兼主管文藝副刊及廣告。清末的上海，已是中國新聞出版業的翹楚。中華民國成立後，更是全國最發達的高地。李叔同加盟《太平洋報》後，如魚得水，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華。他思維敏捷，激揚文字，筆健言暢，頗得時譽。特別是他充分發揮了自己善於繪畫的專長，對舊式的廣告圖案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運用生動形象、活潑多變的漫畫式錶現手法來發佈廣告，從而使中國報紙廣告形式面目一新。

　　留洋歸國的李叔同，在上海開啟了他第二段人生。他正好邂逅並投身於這樣一個大時代、大背景，從而使他無論在人生履歷、文化建樹、藝術創造、學界成就乃至社會影響上，都達到了時代的高度，為中國近代文化藝術史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魯迅先生當年在得到李叔同的書法後，曾評曰：“樸拙圓滿，渾若天成。得李師手書。幸甚！”

　　儘管《太平洋報》在上海影響甚大，但在1912年秋季後，由於經營困難而停辦、是年金桂飄香時節，李叔同應好友經亨頤之聘，赴杭州任浙江省立兩級師範學校（後改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圖畫、音樂教師。

　　從教印心菩提因

1937年的弘一法師

　　1918年農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正式出家，削發為僧，身披袈裟，法號：弘一。對於李叔同的皈依佛門不必過度解讀或詮釋，他有人生抉擇的權利和生存方式的自由。李叔同削發為僧後所開啟的第三段人生，依然與上海有著深厚的因緣與頻繁的往來。他憑藉著上海的各界資源、經濟因素、人脈關係及社會條件，做了大量弘法佑民的工作，進行了愛國愛教的宣傳。

　　1927年楓葉含丹之秋，李叔同來到上海，入住他任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的學生豐子愷在江灣的家，豐子愷作為李叔同的入室弟子，深受先生的影響，心摹手追，廣採博取，他亦工於詩文音樂，精於書法繪畫，擅于編輯翻譯，也曾留學日本。歸國後在上海創辦立達學園，從事文學、美術、音樂、翻譯等工作。在李叔同的廣告漫畫啟發下，于1924年開始發表人文漫畫，融幽默、童趣、啟智、明理為一體，社會反響熱烈，老少皆宜、寓教于樂。1925年10月出版《子愷漫畫》，中國之有漫畫名稱自此始。此次弘一大師來上海他家，親自主持了豐子愷皈依三寶儀式，併為豐子愷取法名嬰行。李叔同在上海期間，和豐子愷醞釀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創意，準備編輯一套《護生畫集》以弘法揚善、敬天愛人、除暴戒殺、倡導環保、宣傳素食等。誠如李叔同所言：“以藝術作方便，人道主義為宗取。”於是，師生兩人聯手合作，共同尋找題材，由豐子愷作漫畫，由弘一大師配詩寫文。

　　1937年，在淞滬抗戰最激烈的時候，弘一大師來到了上海，他入住的新北門旅館靠近外灘，時常遭遇日寇的飛機轟炸。夏丐尊去看望他時，又遇日機來襲，人們紛紛逃離去防空洞，夏丐尊見大師卻面無驚色，鎮定自若地端坐誦經，對侵略者的兇熖很是藐視，顯示了一種大義凜然、不屈不撓、橫眉冷對的精神。三天后，夏丐尊、章錫琛等人請大師至覺林蔬食館共進午餐敘舊。隨後又請大師到照相館拍了一張相，大師面貌清癯，慈眉善目，一派仙風道骨的得道氣度。後來此張照片成了弘一大師的標準像。夏丐尊將此照片寄給豐子愷時，曾在信中寫道：“弘一師過滬時，曾留一影，檢寄一張，藉資供養（師最近通訊處：泉州承天處）斯影攝于大場陷落前後，當時上海四郊空爆最亟，師面上猶留笑影，然鬚髮已較前白矣。”在民族危亡、抵禦外寇之際，弘一大師留在上海這張從容自信的經典性照片，正彰顯了一種浩然正氣和光明信念。

　　1939年10月10日，弘一法師在泉州溫陵養老院寫下絕筆：“悲欣交集”，于10月13日安詳圓寂。

　　從上海開始的“二十文章驚海內”，到留學歸滬從藝行，再到菩提印心海上因，從李叔同到弘一法師，一代大師與上海親密而持久的因緣，已成為海上文化藝術的璀璨篇章。(王琪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