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山歌”獻給黨：藝術家朱踐耳辭世

　　原標題：朱踐耳：將“山歌”獻給黨和人民 95歲傑出音樂藝術家昨辭世，根據遺願不開追悼會不設靈堂、遺體捐獻給醫學研究

像聶耳那樣，為救國圖存譜曲，為人民吶喊，是朱踐耳踐行的理想。

圖為朱踐耳深入西南山區采風，與當地人民在一起。(均上海交響樂團供圖)

　　為人民而創作的情懷，寫在朱踐耳音樂道路的每一步中。正是他去西南、去村寨，與人民生活在一起，才譜出了風格各異的民族交響。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譜寫這段深情寬廣音樂的人走了。昨天，上海交響樂團確認，我國傑出的音樂藝術家、原上海市文聯主席朱踐耳在上海瑞金醫院辭世，享年95歲。根據朱老遺願，不開追悼會，家中不設靈堂，遺體捐獻給國家的醫學研究。

　　作為一位著作等身的作曲家，朱踐耳曾這樣評價自己的作品：“《英雄的詩篇》之所以動人，因為它歌頌的是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作為一位傑出的音樂藝術家，朱踐耳23歲加入新四軍，從此開始跟隨革命理想、與人民同行的人生，註定了《唱支山歌給黨聽》的深情音樂，能從他的筆下流淌進一代又一代人民心中。此外，他不僅為《接過雷鋒的槍》譜曲，還寫下了這樣膾炙人口的歌詞：“接過雷鋒的槍，雷鋒是我們的好榜樣……學習他，對人民無限忠誠……學習他，為祖國獻出青春。”

　　一生為革命理想寫歌，也以一生回報祖國

　　朱踐耳1922年生於天津，原名榮實，字樸臣。青少年時期的苦難，並未磨去他心頭對理想的憧憬。那個年代少有偶像，朱踐耳卻早早地對聶耳的作品情有獨鍾。他如今廣為人知的名字“朱踐耳”就是為偶像而改，寓意“踐行聶耳的道路”。他曾説：“只要他的作品出來，我馬上要買來。1935年，年僅23歲的聶耳在日本藤澤市海濱不幸溺水身亡。我知道這個情況後，覺得非常可惜，聶耳若活著，一定是非常偉大的人民音樂家。”

　　像聶耳那樣，為救國圖存譜曲，為人民吶喊，是朱踐耳此後始終不改的理想。

　　1945年，朱踐耳加入新四軍蘇中軍區前線劇團，1947年擔任華東軍區文工團樂隊隊長兼指揮，在此期間創作了《打得好》等傳遍部隊的軍樂曲。《打得好》問世後，戰士們士氣高漲，打到哪歌就唱到哪。1959年留學前蘇聯期間，他在遙遠的莫斯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周歲生日寫下《節日序曲》。畢業作品，他也以中國共産黨人的革命理想為題材，選用了《清平樂·六盤山》《西江月·井岡山》《菩薩蠻·大柏地》《憶秦娥·婁山關》以及七律詩《長征》五首毛澤東詩詞配樂寫歌，組成五個樂章的交響大合唱———《英雄的詩篇》。

　　1960年，朱踐耳學成歸國。不久後，全國掀起學雷鋒熱潮，他根據《雷鋒日記》裏的一闋短詩，僅用了半個小時便譜成了曲，定名《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層次豐富、情真意切的曲子經由才旦卓瑪的演唱廣播後，在中華大地引起熱烈反響，至今仍在人民中傳唱。同一時期，他還為《接過雷鋒的槍》譜曲並作詞，為千千萬萬個與雷鋒擁有相同理想的青年人鼓舞士氣。

　　著名指揮家陳燮陽告訴記者，2015年，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英雄的詩篇》重返舞臺演出，“那一晚，已經93歲高齡的朱老格外激動”。

　　一生為革命理想寫歌，也以一生回報祖國。這些年，上海交響樂團的後生晚輩是朱老家中最常見的客人。團長周平回憶：“老人每一次都悉心準備，他拿出報紙、音樂期刊，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寫著他的感悟。我們一到，就開始討論創作。”僅有幾次談話與音樂無關。他囑咐上交的人，自己身後不辦追悼會，家中不設靈堂，遺體捐獻國家。

　　“從他身上看得到一種濃濃的為人民而創作的情懷”

　　在陳燮陽眼裏，朱踐耳是前輩也是音樂諍友，“從他身上，看得到一種濃濃的為人民而創作的情懷，讓人敬重”。

　　這種人民情懷，寫在朱踐耳音樂道路的每一步中。正是他去西南、去村寨，與人民生活在一起，才譜出了風格各異的民族交響。陳燮陽對朱踐耳的創作如數家珍：“《第六交響曲》中，他把民歌的原始錄音直接植入交響樂；《第八交響樂》是‘二人交響曲’，只用一把大提琴和一件打擊樂器，就用交響樂的手法曲式譜了出來；《第十交響曲》中，他將最具民族神韻的古琴和京劇吟唱與現代作曲技法熔于一爐。”朱踐耳曾説，中國人作曲有優勢，那就是我們的文化背景、音樂傳統非常深厚。中國語言本身就很音樂化。音樂本身就是人民創造的，後來慢慢走向專業化，走向精細甚至高級。他現在所做的，是回到了本原，也就是保留音樂的樸素美、自然美、內心美、深層美，還它遠古的、歷史的、原來的面貌。那些原始的記譜是歌唱家、演奏家模倣不出的，是非常神奇的。

　　“他是人民的知音。”上海音樂家協會的曹畏記得，1982年《黔嶺素描》在“上海之春”首演，朱踐耳在後臺被一位少數民族聽眾拉住，“我們民族的生活就是這樣的”。朱老後來告訴曹畏：“1981年，我去貴陽觀摩‘苗嶺音樂節’，而後前往黔東南的山區生活了一個多月，親歷了他們的生活風情，我驚喜地發現少數民族的音樂中充滿了十二音，使我心靈受到了極大的感染和震撼，好似發現新大陸一樣興奮。”朱老把《黔嶺素描》比喻成“用音樂的刻刀刻畫成的一組單色木刻”，這般對多調性、侗族特殊調式與非三度疊置和弦的運用，在當時既標新立異，又返璞歸真。

　　朱踐耳那次深入黔東南的采風適逢春節前夕，苗家人熱情端出的土菜讓花甲之年的朱踐耳腸胃不適，上吐下瀉外加高燒不退，折騰了許久。但那次深入生活，他帶回了《納西一奇》。“朱老的創新，是以博大精深的中國民間音樂傳統為創作根基的，同時結合新的創作技法。”周平説，朱踐耳在一次次去雲貴、去西藏的過程中，發現中國民間音樂五彩斑斕的個性，“並從中悟出，其實中國少數民族的民間音樂跟西方現代派音樂很接近”。

　　以純粹許音樂，夢寐以求是“動人心扉的大交響曲”

　　青年時期一次臥病在床，為朱踐耳打開了通往音樂殿堂的大門。彼時，一台借來的老式收音機陪伴他走向煥然一新的人生。他從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得到鼓舞；為貝多芬《“命運”交響曲》感到驚嘆；在肖斯塔科維奇《第五交響曲》發現新奇；為斯特拉文斯基的當代作品《春之祭》《火鳥》日夜沉醉。那些美妙的聲響讓這個病榻上的年輕人心生歡喜：“我不由遐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寫出動人心扉的大交響曲。”

　　從23歲許願到1986年他的《第一交響曲》問世，夢想的達成，朱踐耳用了40餘年。上海交響樂團團長周平説：“沒有一分純粹，不可能抵達。”

　　“純粹”可以是一種咬定青山不放鬆。1985年到1999年間，朱踐耳創作了10部屬於中國人的交響曲。在周平看來，

　　“這既是一位音樂老人用毅力製造出的傳奇；其中部分交響曲在觀念和技法上的先鋒性，更顯示了一位中國音樂家將西方交響納為己用的創作膽識。他不僅有古典音樂創作的技藝，而且努力學習和掌握現代作曲技法，許多作品呈現出的當代性，甚至遠超許多年輕作曲家。”

　　“純粹”也可以是一種日日不虛度。朱踐耳70歲時是上海音樂學院課堂裏最年長的“學生”。他的晚年時期，最樂在其中的休閒活動便是與後輩談音樂。他用佈滿皺紋的手所寫出的總譜，被出版社驚嘆“工整得可以直接付梓”。曹畏告訴記者：“朱老敬畏音樂，他用最純粹的音樂之心與人相交。他珍視聽眾的評價、媒體的評價、同行的評價，每每有心得，就記在小本子上，反復拿出來推敲。”許多人都見過，朱老隨身帶著本紅色筆記本，裏面寫著他對生活、對音樂的感悟。他給小本子取名“一得篇”。一本寫滿了，換一本繼續，天長日久，便成了“一得集”。

　　先生千古，國內音樂界一片哀泣。上海交響樂團音樂總監余隆正在歐洲準備樂團巡演，驚聞噩耗，心情沉痛異常，他説：“朱老是中國老一輩音樂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國音樂家的良心。他對上海交響樂團、對中國交響樂事業的貢獻，是一座不可磨滅的豐碑。”周平説：“音樂是先生留給上海交響樂團、留給中國音樂界的財富，這個時代有朱踐耳先生是何其幸運。對朱老的離去，我們唯有用音樂深深地緬懷和致敬。”

　　今年10月21日，原本是上海交響樂團復排的《天地人和———朱踐耳作品音樂會》上演的日子。這臺音樂會作品由朱老不同時期創作的四部代表作構成，蘊涵著“和”的藝術境界以及生生不息上下求索的人文理想，包括《節日序曲》、第六交響曲《3Y》、嗩吶協奏曲《天樂》、第十交響曲《江雪》。周平嘆息：“最可惜的是，朱老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樣，坐在台下看我們排練了。”陳燮陽則從抽屜裏找出一隻珍藏的信封，皺皺的紙上寫著端正的字：“陳燮陽老友，排練太辛苦了，吃點巧克力。”

　　曾經有樂迷説，有朱先生和他的音樂在，真是這個時代莫大的幸事。如今，他的作品仍回蕩在風裏，我們何其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