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的上海 海派嘻哈從未缺席

　　原標題：海派嘻哈

酷酷的GALI在上海嘻哈圈裏人氣頗高，坐擁不少歌迷。 由受訪者供圖 

　　中國其實一直有嘻哈。

　　1995年的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上，伴著頗有年代感的迪斯可舞曲，手足無措的趙麗蓉問身邊留著馬尾辮的鞏漢林：“啥叫RAP（注：説唱）？”

　　鞏漢林一邊打拍子一邊答：“這個節奏就是RAP！把那詞兒都給我説出來！”

　　於是，就有了“麻辣雞絲”那段膾炙人口的“評劇説唱”——雖與真正意義上的説唱音樂相去甚遠，倒也將説唱這一嘻哈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次推向廣大中國觀眾。

　　斗轉星移。

　　22年後的這個夏天，一檔名為《中國有嘻哈》的選秀節目橫掃中文互聯網，點燃了大眾對嘻哈文化的好奇心與熱情。一夜之間，“有沒有freestyle（注：即興説唱）”成為網上最熱門的“梗”，而微信公眾號則開始教導“如何優雅地diss（注：抨擊）老闆”……甚至，挎著國際品牌包包的女白領也悄悄扣上一頂“PGOne（注：《中國有嘻哈》參賽選手）同款”棒球帽。

　　總播放量26.9億，場均播放量2.24億，《中國有嘻哈》可謂“現象級”。更重要的是，人們開始意識到，在此之前從未真正進入過主流視野的説唱音樂乃至嘻哈文化，其實早已在中國大地生根發芽。嘻哈文化聚攏起大批熱情、獨立、有著鮮明態度與個性的年輕人，成為流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在海納百川的上海，嘻哈自然從未缺席。相容並包的城市文化，為嘻哈提供了生存空間與生長土壤，也為熱愛嘻哈的年輕人提供了舞臺，讓他們能夠以他們所鍾愛的音樂形式表達自我。

　　上海的嘻哈青年們更習慣於將嘻哈喚作“黑泡泡”，因為“嘻哈”的英文讀音hip-hop酷似滬語中這一併無實際意義的單詞。秉持著上海人一貫的低調與務實，一直以來，這群特立獨行的年輕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玩黑泡泡”。

　　“黑泡泡”前傳

　　1984年出生的劉良驥從18歲起就開始玩“黑泡泡”，算得圈子裏的“老人”了。按照他的説法，目前活躍在上海且具備一定水準和知名度的説唱歌手、説唱組合，總數不超過20個。

　　“吸霾男孩”組合算是二十分之一。這個立志要“把烏煙瘴氣的東西都吸吸乾淨”的説唱組合，由3位年齡相倣的上海青年組成：1989年出生的曹文騏是一名自由攝影師和半職業拳擊手；生於1988年的江堯新婚燕爾，號稱“上海灘最嘻哈的中學體育老師”；而江堯婚禮上的伴郎、大學同學李津東，平時是位廣告人。

　　藝名分別為GALI和Trouble的兩位年輕人相對“職業”。1992年出生的GALI，是滬上某娛樂公司旗下的簽約藝人，在上海“黑泡泡”圈子裏人氣頗高。而1990年出生的Trouble曾是出身教師家庭的“乖小囡”，大學畢業後成為一家娛樂公司的音樂總監，如今更是自立門戶，有了屬於自己的説唱音樂廠牌（注：獨立音樂製作公司）。

　　暫未被列入“20人大名單”的陳汝軼出生於1990年，他做過酒店行政，幹過市場銷售，現在主業是舞蹈教練。説唱是陳汝軼的一大興趣，但直到2015年，他才初涉專業的説唱音樂製作，開始和友人嘗試“認真弄點東西”。

　　這些“黑泡泡”的經歷各不相同，但若要問他們是如何成為“黑泡泡”的，故事其實大同小異：都發生在21世紀的頭十年，往往發端于一張唱片，或是一段如今看來畫質很“渣”的網絡視頻。通過那些唱片和視頻，“黑泡泡”們不可自拔地迷上了Eminem、50Cent、Jay-Z等美國知名説唱歌手以及這種音樂形式，繼而開始研究如何去押韻創作説唱歌曲。

　　而後某一天，他們不顧家人反對或是乾脆瞞著家人，套上寬大的T恤和帽衫，戴上墨鏡和誇張的項鍊，在livehouse（注：小型室內音樂演出場館）、酒吧以及互聯網上唱出自己的歌。那一刻，他們便自動成為“黑泡泡”。

　　“不二不三”

　　李津東的母親某天大發感慨：“阿拉那個年代的音樂都老美好的。現在呢？這些小年輕搞的‘梭哈音樂’，都是罵人的！”

　　曹文騏的母親則認定，自己那個紋身的兒子必然是學壞了，罪魁禍首就是“黑泡泡”這個“不二不三”的東西。

　　天曉得李津東最終有沒有幫母親厘清“梭哈”與“嘻哈”的區別，但“不二不三”在上海方言裏卻實打實是個程度極高的貶義詞。

　　今時今日，恐怕很少還會有人覺得説唱是帶音樂伴奏的數來寶或是快板書，然而“黑泡泡”們依然不得不面對誤解與偏見——即便陳汝軼的母親會和他一起在電腦前看《中國有嘻哈》，她也仍覺得兒子在閒暇時搞的那些東西，壓根就是不務正業。

　　擊碎刻板印象，是這群上海青年面臨的一大課題。

　　“吸霾男孩”選擇在“做自己”的同時，“以積極正面的形象，用主流化的嘻哈風格及內容面向聽眾”——這段話寫在他們網易雲音樂的“歌手詳情”頁面裏，也貫徹于音樂創作。

　　體育教師江堯對市面上那些“教壞小朋友”的歌深惡痛絕，“那些肯定會讓人覺得不二不三的呀！”他們的歌，則苦口婆心地規勸那些流連夜場的少男少女，“差不多就回家吧”。

　　更多時候，他們用最接地氣的方式嘻嘻哈哈地講述身邊最熟悉的市井生活。他們甚至寫了一首復古迪斯可風格的歌，歌名就叫《廣場舞》。曹文騏説，創作動機異常簡單：“阿姨媽媽們跳廣場舞老是放鳳凰傳奇的歌多沒勁！有機會也放放我們的歌呀！”

　　而Trouble在“接地氣”的實踐中，則處處透著一種海派文化的優雅，同時又帶點煙火氣。他在歌詞裏寫講究情調卻只舍得買便利店裏最便宜紅酒的母親；寫用收破爛的錢買演出票，然後把票子鄭重疊在手帕裏的奶奶。他寫七十二家房客、八仙桌、外灘的江風和穿著睡衣打麻將的爺叔……

　　Trouble把這首歌定名為《Flavour》，譯作“腔調”，這個上海人喜歡挂在嘴邊的詞。Trouble説，上海的“黑泡泡”們極少會摻和進國內嘻哈圈子的恩恩怨怨：“與其在歌裏隔空對罵，還不如寫寫上海小市民的浪漫。”

　　有網友在《Flavour》這首歌下面留言：開頭的採樣用的是滬劇《碧落黃泉》的選段，有味道！

　　“養活自己”

　　隨著《中國有嘻哈》的爆紅，曾經養在深閨的“黑泡泡”一夜之間成為企業和品牌眼中，一件用以宣示自己“緊跟潮流”的絕佳道具。曹文騏同記者聊起最近一次荒唐經歷：“有個樓盤開盤，公關找到我們，微信上劈頭蓋臉發過來一段廣告詞，叫我們在活動現場‘用freestyle唱出來’。你説你一個賣房子的，叫我們怎麼唱？”

　　江堯忍不住吐槽：“可能人家就是想讓我們站到臺上‘yoyo’兩記。”

　　飛速涌向“黑泡泡”們的資本，給這些一貫不羈的年輕人帶來了某種不適，但就如同韓國類似綜藝節目《SHOW METHEMONEY》那個把“金錢”寫入名稱的直白標題，這場嘻哈風潮讓無數説唱歌手第一次嗅到了如此濃烈的真金白銀的味道。

　　用曹文騏的話説，今夏過後，很多人一夜之間“挖到金礦”。而Trouble則如是總結眼下的好日子：“這麼多年下來，説唱歌手總算能自己養活自己了。”

　　“吸霾男孩”獲得了比以往多得多的商業邀約，單場演出收入穩定在“三首歌五位數”。在上海“黑泡泡”圈子本就小有名氣的GALI，演出報價比年初時翻了足足7倍。即便是剛剛踏入圈子的陳汝軼，今年9月也先後接到5個單子。1年前，2、3個月接1單，是陳汝軼的常態。

　　這種立竿見影的變化在劉良驥身上更是體現得極富戲劇性。劉良驥清楚記得，在那些迫於生計“什麼‘單子’都接”的日子裏，某次演出結束後，他從演出方老闆手裏接過的報酬，是一張面值50元的紙幣。

　　而現在，除了每月有以“萬元”為單位的演出費進賬，他也逐漸有了“對客戶挑挑揀揀”的底氣。

　　不過，也有人覺得，標榜自由與獨立的“黑泡泡”一旦沾染上銅臭，就有違真正的嘻哈精神。但身處這個圈子的人，顯然並不認同。

　　Trouble見識過説唱歌手們當年的“苦日子”：“入不敷出，身上連買包煙的錢都摸不出。”

　　陳汝軼的話同樣一針見血：“肚子都填不飽，還談什麼音樂，談什麼夢想？”

　　小眾與大眾

　　翻了半天Trouble的個人微博，記者在一堆“自黑”的搞笑視頻和自拍裏，找到他在6月一個清晨發佈的長文。在這段頗有點“雞湯”味道的文字裏，Trouble自問：如果你有機會進入主流，那些你夢寐以求的都唾手可得，你會怎麼做？

　　當“黑泡泡”走到臺前，是繼續做“説唱藝術家”，還是做一件能賣個好價錢的精緻“商品”？

　　在GALI看來，這曾經是個問題。面對前排瘋狂尖叫“GALI我愛你”的女歌迷，他感到焦慮：“這些像追韓國明星一樣看我演出的姑娘，到底能明白我在歌裏想要表達的東西嗎？”

　　好在，越來越多的“黑泡泡”認識到，這不應該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選擇題。

　　除了帶團隊做音樂、跑通告、聯繫演出，Trouble現在每天還要花不小的精力在粉絲維護上。Trouble認為，眼下這波熱度過後，嘻哈音樂在國內勢必將從小眾走向大眾。而包括粉絲維護在內的“商務技巧”，在未來路上不可或缺。

　　因此，雖然Trouble在微博和朋友圈裏以“段子手”的形象示人，但這並不表示他忘記了身為“黑泡泡”的本分。他所做的一切，為的是保持自己和自己音樂的“熱度”。他在那條長微博最後説：我是做音樂的，不是段子手。

　　李津東也覺得他們“吸霾男孩”已經過了追求“小眾優越”的年紀：“我們就是要做肯德基。不那麼高級，但是隨便什麼人看到了，都願意吃兩口。”

　　於是“吸霾男孩”大方行銷自己，尋找一切可以提升曝光率的機會。採訪結束後，李津東在微信上貼心發來一份PDF文檔。這份製作精美的PDF裏，詳細記錄了組合形成的過程和既往取得的成績。

　　畢竟，傳播力為王的時代，如果沒人知曉，又如何去告訴大眾，“黑泡泡”並非“不二不三”？

　　GALI最終也和曾經有點擰巴的自己達成和解：“以前可能就一直沉浸在小圈子裏悶頭做音樂，覺得該聽懂、能聽懂我音樂的人懂就行了。但現在也會更多地去考慮推廣、借力大平臺之類的問題，讓更多人能聽到我的音樂。”

　　“做出點聲音”

　　陳汝軼給自己和自己的團隊定了個時間表：1年時間，一定要在上海“做出點聲音”。

　　做過行銷的陳汝軼，對眼下的“好日子”有著理智判斷：“我們這種級別的説唱歌手，現在單子都有這麼多，是因為人人都知道‘黑泡泡’在風頭上。”他覺得，很快就會有無數自稱“黑泡泡”的人在上海冒出來，未來的競爭無疑將十分慘烈。因此，如果不能在最短時間借助風口“做出來”，可能以後就永遠沒有機會。

　　那萬一失敗了呢？記者問。

　　陳汝軼的回答斬釘截鐵：“沒有萬一。這個目標必須要實現，也一定會實現。”

　　記者沒有追問陳汝軼的信心源自何處，因為站在世俗的角度，陳汝軼即使最終失敗，仍舊是有退路的。畢竟，他還有穩定工作，有單位給他繳五險一金。

　　劉良驥不一樣，他退無可退。

　　已經成家的劉良驥給自己定了目標，同樣是要“做出來”。只是他給自己的時間更少——不到半年。

　　劉良驥自認在上海的“黑泡泡”序列裏尚處在“底層”。他打算參加《中國有嘻哈》第二季，力爭有所斬獲，從而讓自己能夠被“看見”。

　　劉良驥對成功的渴望不難理解：虛歲已34歲，但直到趕上今年的這股嘻哈風潮，他才第一次真正靠音樂養活了自己。

　　劉良驥説，通過幾年沉澱，他的音樂逐漸有了自我風格，也在圈內慢慢積累起人脈和資源。為了尋求更多支持者，他甚至嘗試改變為人處世的方式，試圖變得更為圓滑。唯一不變的是他對嘻哈的執著：“嘻哈是個很美好的東西，所以才會讓人特別‘迷’。”

　　通過數日採訪，記者多少也能體味到劉良驥口中的“美好”。那是對自我的堅持、對自由的嚮往、對墨守成規的抵抗，更是一種個性的表達與真實的態度。某種程度而言，這是每位年輕人骨子裏都天然攜帶的“嘻哈精神”。

　　然而，記者最終還是把那個有些殘忍的問題拋給了他：萬一沒有“做出來”，怎麼辦？

　　劉良驥笑笑：“那也不會放棄。這輩子都不會放棄。指望我不玩‘黑泡泡’，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