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穫》勾勒中國當代文學的壯美版圖

　　原標題：一個甲子的《收穫》勾勒中國當代文學的壯美版圖 文學從沒拋棄過任何一個熱愛她的人

圖：1957年，文學雙月刊《收穫》誕生，它的主編是作家巴金和靳以。

　　1957年，巴金和靳以先生創辦了新中國第一本大型文學雙月刊《收穫》雜誌。風雨六十載，《收穫》已成為上海這座城市的文學旗幟，也是上海為文學堅守的一方精神土壤。六十年來，《收穫》刊發了大量在當代文學史上引起重大反響的作品，反映了當代中國各個時期的文學風格、風貌，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的記錄者”。

　　當代中國最著名的作家都在《收穫》上發表過重要的或有代表性的作品，1957年《收穫》創刊號發表了老捨得《茶館》。在《收穫》上發表作品最多的是王安憶，從1980年發表短篇小説《廣闊天地的一角》至2017年初在《收穫》發表中篇新作《紅豆生南國》，37年間，王安憶在《收穫》發表了30余部作品……説《收穫》就是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其實毫不為過。

　　這幾天，在紀念《收穫》雜誌60週年的日子裏，莫言、賈平凹、王安憶、蘇童、余華、遲子建等60位中國文壇的中堅力量集體回了趟“家”。已不年輕的他們聚在一起回想各自在這本文學刊物“出發”時的光景，也像當年的自己那樣寄語同來赴約的年輕作家。對他們而言，文學讓他們成為了彼此的“親人”。

　　余華説，因為巴金，我們這一代人得以自由生長；94歲還在《收穫》上連載作品的黃永玉説，這個世界太美好了，我不捨得把筆擱下；莫言説，如果説在一本文學期刊上發一個小説家的劇本是一個陰謀的話，我愛這陰謀；王安憶認為，《收穫》是一種可以“操縱市場”的“權威”……這真是一本文學雜誌60年最“美”的“收穫”。

　　文學從沒拋棄過任何一個熱愛她的人。文學就是我們自己。

　　它標記著中國當代文學寫作的高度

　　遲子建的漠河，莫言的高密，賈平凹的棣花街……不少作家筆下，都有一個寫不完的故鄉家園。對他們而言，還有一個安放作品的共同“家園”———文學雜誌《收穫》。如果文學之於每一個作家而言，是漫長的負重獨行，那麼由《收穫》這樣的文學雜誌為他們標記出的細密腳印，最終勾勒出的，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壯美版圖。

　　在這個網絡平臺、出版社、影視公司爭搶版權的年代，余華四分之三的作品選擇在這樣一本紙質雜誌首發，和他一樣，許多作家有了新作，第一個想發表的地方就是《收穫》。在這個內容“速食”的年代，《收穫》至今還以每期十多頁的篇幅，不疾不徐地連載著黃永玉的《無愁河的浪蕩漢子》，而這也成為很多讀者堅持幾年買雜誌的理由。

　　作家陳村曾用“中國當代文學的簡寫本”這樣去形容《收穫》，這並非溢美之詞。從1957年創刊至今一甲子的時光裏，正如其《發刊詞》所説的，“雜誌必須有自己的風格和獨創的性格”。在接過父親巴金主編接力棒的李小林看來，“不趨時，不媚俗，不跟風”便是《收穫》的性格。

　　上世紀50年代，《收穫》可謂中國文壇的集大成者。彼時，作家的創作慾望非常高漲，作品不斷出現，然而可供發表的文學雜誌卻很少，《收穫》應運而生。在抗戰時期就有過辦刊經驗的巴金和靳以，決意將其辦成一個文學百花園。從魯迅的《中國小説的歷史的變遷》，到老捨得話劇劇本《茶館》，從柯靈電影劇本《不夜城》，到艾蕪長篇《百煉成鋼》和康濯《水滴石穿》，300多頁的創刊號足見其厚重。

　　1979年率先復刊的《收穫》，記錄著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現實生活發生的巨大變遷。諶容中篇《人到中年》、張潔中篇《方舟》把目光聚焦知識分子的價值人格；路遙的《人生》把筆觸對準處於社會變革中的農村生活；而鄧友梅的《煙壺》、陸文夫的《美食家》和馮驥才為代表的市井小説，則以世俗民情展現時代變化。

　　及至小説敘事革命與美學體系重塑的八十年代中葉，先鋒成為《收穫》的關鍵詞。《收穫》的青年作家專號大膽推介了余華、蘇童、格非、馬原、孫甘露等一批新銳。而這些作家中，不乏一些彼時屢被退稿、名不見經傳的“文學愛好者”，那些文字中閃爍出的飛揚思緒也激蕩起中國文壇前所未有的新景觀。

　　進入21世紀，《收穫》所堅持的嚴肅文學態度始終未變，而在文藝生態越加豐富的背景下，多了一重功能———優質原創文學IP發源地。《茶館》《人到中年》《甲方乙方》《大紅燈籠高高挂》《陽光燦爛的日子》，一大批影視作品依託作品的文學內涵，成就幾代人的銀幕難忘記憶。

　　《收穫》不僅是衡量中國當代文學高度的尺規———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賈平凹的《秦腔》、莫言的《蛙》、蘇童的《黃雀記》、金宇澄的《繁花》、王安憶的《天香》、畢飛宇的《平原》等一大批作品屢獲國內國際大獎。同時，《收穫》也是中國文壇每一個重要歷史時期的見證者。

　　它與孕育它的這座城市有著一樣的人文品格

　　在許多人看來，就是這樣一本文學雜誌能夠誕生在上海，並成為作家和讀者心中數十年如一日的文學標杆，與這座城市的歷史文脈有著緊密的關係。

　　作為現當代文學重鎮，中國現當代文學進程中擲地有聲的名字與作品，都繞不開上海。不同年代的作家書寫觀察著這座城市，也記錄整個中國社會與百姓生活的發展變遷。而多樣題材與風格都能在這裡獲得包容，涓滴匯聚之後，最終融入這座城市的文化血液之中。

　　海納百川，也成為《收穫》發展歷程的注腳。誕生在都市的文學雜誌，刊登了柳青《創業史》、路遙的《人生》、余華的《活著》等大量農村題材作品。這些作品憑藉作者的深刻體驗和社會觀察，其時至今日仍然有著深遠的影響，路遙的《人生》至今在書店的暢銷榜上高居不下。

　　但包容並不意味著沒有標準，一本文學雜誌的“門檻”決定著作家與讀者對其的“忠誠度”。史鐵生的首部長篇小説《務虛筆記》曾被其他文學雜誌相中，以10萬元稿酬相邀。為史鐵生的生活狀況著想，《收穫》編輯一度勸他改投，史鐵生卻寧可不要10萬塊錢，也要在《收穫》發表。

　　正如馮驥才説的：“從《收穫》可以打開當代文學史嗎？但要打開當代文學史一定會打開《收穫》。”始終站在當代文壇的激流裏，以《收穫》為代表的文學雜誌，為每一個有思想有作為的作家開闢一方精神空間，讓他們的作品與讀者、與文學、與時代合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