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基因：見證左翼文壇的一段友情

　　原標題：傳承紅色基因 | 見證左翼文壇的一段友情

圖説：挂著“瞿秋白故居”字樣的12號，早已住進了普通人家 張龍 攝

　　 和上海很多老弄堂一樣，上班、上學的年輕人走了之後，虹口區山陰路133弄東照裏安靜地罩在日光裏。偶爾有快遞經過，才打破些許冬日的沉寂。挂著“瞿秋白故居”字樣的12號，早已住進了普通人家。

　　 1933年3月，當這名34歲的年輕人帶著妻子搬進二樓朝南的那間房間時，不會有人知曉，不久之前，他還是中國共産黨的最高領導人，更是當時文壇的風雲人物；3個月後，當夫妻倆從這裡悄悄地搬走時，也不會有人想到，不久之後，這個看上去的“文弱書生”，將以不屈的姿態犧牲在國民黨的槍口下。

　　 曾為中共最高領導

　　 雖然和惲代英、張太雷並稱“常州三傑”，但是瞿秋白和上海有著很深的緣分。或許很多人並不知道，1923年，瞿秋白還曾參與創建了上海大學。然而，單從政治前途來看，1930年代初，當他再度定居上海時，一切並不如意。

　　 瞿秋白1916年赴武昌學習英文，1917年又隨堂兄入京，考入當時的外交部俄文專修館，學習俄文，並於1919年參加了五四運動和中南海總統府前抗議活動。1920年，瞿秋白被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聘為特約通訊員到莫斯科採訪。1921年秋，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作為當時莫斯科僅有的翻譯，瞿秋白進入該校任翻譯和助教，講授俄文。1922年，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産黨到莫斯科，瞿秋白成為了他的翻譯。

　　 可以説，正是憑藉著語言功底和一腔改變中國現狀的熱血，瞿秋白一步步向政壇中心靠近。1925年1月起，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上，瞿秋白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1927年8月7日，共産國際代表羅米納茲主持召開會議（即“八七會議”），正式將陳獨秀免職，並指定瞿秋白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

　　 但此後一系列起義和武裝暴動失敗的錯誤決定，讓他嘗到挫折的滋味。雖然共産國際代表羅米納茲對這次左傾錯誤負有重要責任，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對這次左傾錯誤也負有直接的責任。在《中國共産黨歷史》中，這個錯誤最終被定義為“左傾冒動主義”錯誤。那時起，政治上的一連串挫折和愈加嚴重的肺病開始纏繞瞿秋白。1931年，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領導任務，不再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

　　 政壇失意回到上海

　　 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追捕，瞿秋白夫婦回到上海後，曾借住在魯迅、茅盾、謝澹如家中。魯迅和瞿秋白可謂一見如故。1932年，神交已久的兩人第一次在魯迅位於北四川路的家中見面。從日常生活、淞滬戰爭、文學界近況等談起，兩人從上午一直談到了夜幕降臨。1933年初，為了使瞿秋白有個比較安全的生活和寫作環境，魯迅委託日本友人出面租合適的住所。3月1日，魯迅和內山完造夫人一起去施高塔路東照裏（即今天的山陰路133弄）看房子。兩天后，魯迅再去東照裏，租定12號倣日式三層建築的二樓南間。這間房間約16平方米，方形，南面有四扇大窗，光線充足。不久之後，魯迅一家也搬入了馬路對面的大陸新村。

　　 短短500余米的山陰路上，為何留下了魯迅、瞿秋白、茅盾、曾聯松等數十位文化名人的身影？虹口記憶傳講工作室首席傳講人、原虹口黨校副教授張家禾告訴記者，這裡的弄堂曲曲彎彎，為革命者提供了天然的庇護條件。而且，這一區域處於華界和租界的交界處，租界工部局通過“越界築路”的方式，延伸自己的管控範圍，同時有一種奇特的妥協——馬路歸租界管理，弄堂則歸華界管理。這就為共産黨人躲避國民黨的跟蹤和追捕提供了絕佳的條件。

　　 如今，位於大陸新村的魯迅故居內，擺放著瞿秋白去江西瑞金時贈給魯迅的工作臺，無聲地見證著一段始於16平方米廂房的偉大友情。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與書籍報刊》一書記載，當時，魯迅經常遭受敵人的惡毒攻擊，以及黨內外非議和誤解，因此，瞿秋白認為，正確認識魯迅成為刻不容緩的大事。他要完成一個重要任務，編一本魯迅的雜感集。

　　 幫魯迅編輯雜文集

　　 為了避開打擾，瞿秋白裝養病半臥在床上，關起房門看書，楊之華在門口的爐子上熬湯藥。當時，瞿秋白的收入僅為當時上海普通工人收入的一半，而魯迅的收入要豐厚得多。請瞿秋白為自己編輯雜文集，也是魯迅在經濟上接濟瞿秋白，又能被其接受的一種方式。

　　 魯迅很重視這本雜文選集，親自設計版式，安排插圖和校對文字，全書正文260頁，共收錄了魯迅從1918年至1932年的雜文75篇。瞿秋白又花四天時間寫完約17000字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運用馬克思唯物主義史觀原理，把魯迅及其雜文放置在動蕩的時代背景下進行考察和分析。他指出，魯迅雜文所體現的革命文學傳統主要有：最清醒的現實主義，“韌”的戰鬥，“反自由主義”、反虛偽的精神。這篇序言，像是一道從小屋窗口發出的光，啟發了許多左翼和進步的文化人士，增進了左翼內部的凝聚力。

　　 新民晚報記者 陸梓華

　　 【專家點評】磨難中見黨性

　　 瞿秋白是我黨早期一位重要領導人，一度主持過中央工作，但在1931年初六屆四中全會上遭到不公正對待，離開了領導崗位。他身體不好，經濟困窘，住處不安全，用世俗的眼光來看，此時的瞿秋白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生活上都是一個失意者。但瞿秋白並不以為意，以飽滿的政治熱情投入到文化戰線的鬥爭中。當年在文化戰線工作的夏衍回憶説：“在我和他斷斷續續的近兩年的工作接觸中，絲毫也沒有感覺到他受了打擊之後的委屈的心情。日常談話的時候他是那樣的樂觀，那樣的瀟灑，那樣的幽默，可是一接觸到工作，他又是那樣的生氣勃勃，對敵人和舊社會的一切不合理現象具有那樣強烈的敵愾和仇恨。”在政治和生活的雙重磨難中，瞿秋白展現了一位共産黨員的堅強黨性。（張家禾，虹口記憶傳講工作室首席傳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