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片上海街區出發 中國共産黨人堅定向前

　　原標題：復興公園周邊一平方公里內，密集分佈了一大會址等十多處重要革命舊址、遺跡 從這片上海街區出發，中國共産黨人堅定向前

　　

　　中共一大會址前的升旗儀式　　

　　在復興公園綠茵叢中，有一尊馬克思、恩格斯大型雕像，它高高聳立在一片蒼翠的香樟、雪松之前，是上海標誌性的紅色雕塑。

　　馬恩雕像坐落於此並非偶然。因為在復興公園四週，是以黨的誕生為標誌的一片“紅色源頭”區域，其周邊一平方公里內，密集分佈了10多處革命舊址、遺跡，它們彼此都相隔不遠，步行即到。中共一大會址離這兒很近，步行僅10來分鐘。公園北側僅百餘米的老漁陽裏2號是中國第一個共産黨組織——中國共産黨發起組的誕生地。而僅一個弄堂之隔的新漁陽裏6號，則孕育了中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此外，中共一大代表們集體食宿的博文女校、共産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故居、《新青年》《建設》《星期評論》等革命刊物的編輯部都設置這一區域內。這一系列革命舊址、遺跡，構成了一個偉大政黨從醞釀、籌備到組織、誕生的完整過程。

　　中共二大會址夜景

　　“就是從這片方圓不足一平方公里的上海街區出發，一批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朝著認定的方向，堅定地向前走去。可以説，這裡是黨的‘初心之地’，點燃了信仰之火，照亮了中國革命的前程。”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陳列研究部副主任張玉菡説。

　　老漁陽裏2號：“開天闢地”的前奏，在這裡完成

　　從復興公園北門出發，沿著雁蕩路步行百來米，便到了南昌路。與隔壁淮海中路的車水馬龍、霓虹閃耀相比，這裡顯得淡然而靜謐。馬路的格局，和100年前的環龍路相比，沒有多大改變。

博文女校,是一大代表的暫住地，也是大會籌備地，位於今太倉路127號

　　98年前的春天，一位身著長衫的中年人，帶著行李走進這條路上的老漁陽裏2號。他是被毛澤東譽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陳獨秀。那是1920年初，為躲避追捕，陳獨秀與李大釗迎著鵝毛大雪，乘坐帶篷騾車悄悄離開北京。李大釗和陳獨秀約定：我在北京，你在上海，我們分別做建黨的準備。這就是中國共産黨創建過程中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故事。

　　而改變中國歷史“開天闢地”的前奏，正是在這裡完成：第一個共産黨早期組織在這裡誕生；陳獨秀、李達、李漢俊、俞秀松等許多黨的歷史上重要人物在此留下了忙碌的身影……

　　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兩層樓磚木結構的石庫門住宅，高高的門楣上方有一個磚砌的“A”字形的門檐。這棟宅邸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稱“柏公館”。隨著陳獨秀南下上海，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新青年》編輯部也隨之由北京再遷回創刊地上海。據史料記載，從1920年4月到1922年 10月，《新青年》在老漁陽裏2號共出9卷54號，事實上擔任了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機關刊物的角色。在這裡，陳獨秀等人還創辦了 《共産黨》等刊物，樹起了共産黨的旗幟。

復興公園裏的馬克思、恩格斯雕像

　　仿佛有著神奇的磁力，這裡先後聚集了李漢俊、俞秀松、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李達等一批新文化運動者和早期共産主義者。據陳望道回憶：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經常在一起，反復地談，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産黨的必要。1920年4月，共産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經李大釗介紹，在老漁陽裏2號會見陳獨秀，共同商討建立中國共産黨。經醞釀籌備，1920年6月，中國第一個共産黨早期組織在老漁陽裏2號成立，當時暫名“社會共産黨”，8月定名為“共産黨”。因其在黨的創建中發揮了組織發起的作用，史稱中國共産黨發起組。在中共上海發起組的聯絡指導下，僅用大半年的時間，武漢、北京、長沙、廣州、濟南各大城市，以及旅日、旅法華人中紛紛成立了早期共産黨組織。

　　毛澤東曾經在1920年來上海時到此拜訪陳獨秀，他在延安接受斯諾採訪時曾説：“我與他（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時期，對我産生了深刻的印象。”

　　老漁陽裏2號還是中共一大的籌備處和一大召開期間的 “秘書處”。1921年6月，共産國際代表馬林到滬，經商議後決定於7月下旬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海共産黨早期組織即以老漁陽裏2號為聯絡處，由李達、李漢俊出面進行了具體的籌備，致函各地共産黨早期組織委派代表，確定會議地點和日程，起草並刻印有關文件。“一大”召開後，這裡還成了黨中央機關的所在地。

　　新漁陽裏6號：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這裡發起成立

　　如果説，老漁陽裏孕育了黨的誕生；新漁陽裏則孕育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誕生。1920年 8月 22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新漁陽裏6號發起成立，俞秀松擔任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1920年 9月，這裡挂出了“外國語學社”的招牌，對外稱：“本學社擬分設英法德俄日本語各班，現已成立英俄日本語三班……”其實，這是黨開辦的第一所培養革命幹部的學校，用學外國語掩護革命活動。當時，學員主要由各地共産黨早期組織或青年團推薦，每月的生活費只有5元6角，條件十分艱苦，但他們內心富足、信仰堅定，有時節衣縮食，5個人分吃4個人的飯菜，用省下的那一份飯錢購書買報。半年後，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肖勁光等20多位學員分赴蘇聯學習，他們日後都成了中國革命的骨幹。1920年10月3日，上海機器工會在新漁陽裏6號舉行發起會，一個多月後正式成立。從此，中國工人階級有了第一個群眾組織。

　　據相關人士回憶，老漁陽裏2號原先與新漁陽裏6號有弄堂相通，兩處相隔僅數十米。當年，可從南昌路直通到淮海路，在這裡匆匆來往的有許多將民族興亡、國家前途視為己任的革命青年，弄堂裏常常迴響著他們的讀書聲、論辯聲，這條通道也被稱為“共産主義小道”。如今，靜靜凝聽歷史迴響，仿佛依然能感受到當年的激情飛揚、熱血沸騰。

　　“上海是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地，是黨的初心之地。中國共産黨在上海孕育、誕生。説到孕育，漁陽裏無疑是其中最為關鍵的歷史交匯點。”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剛認為，如果説中共一大會址是中國共産黨的“産房”，那麼，漁陽裏則是“十月懷胎”之地。

　　博文女校：一大代表的暫住地，也是大會籌備地

　　新天地東南角，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人流不息，排隊等候參觀的隊伍有時從興業路一直蜿蜒到了馬當路。而距此僅200米之遙的太倉路127號卻很平靜，漆黑大門上一對門環，給人“隱于市”的感覺。這裡如今是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辦公場所，在97年前，則是青春盎然的博文女校。

　　1921年7月時值暑假，原本安靜的校園突然又熱鬧了起來。一位又一位訪客來此入住，自稱是“北京大學師生暑期旅行團”的成員。這些人，分別是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包惠僧、劉仁靜、周佛海。他們真正的使命是要做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召開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博文女校創辦于1917年，中小學合一。校長黃紹蘭畢業于北京女子師範學堂，思想進步，曾參加黃興領導的南京二次革命。關於該校緣何被選作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宿地，學界至少存有三種説法。一説是李漢俊聯繫的，他的住處鄰近博文女校，他的新嫂子薛文淑當時就在那裏求學，應當了解學校放假校舍空置的情況，李漢俊又與女校校長黃紹蘭有同鄉之誼，不難商量。二説是李達夫人王會悟聯繫的，她當過黃興夫人徐宗漢的秘書，而徐宗漢又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長。緣此，王會悟與黃紹蘭相熟，熟人好辦事。三説是董必武與黃侃有同學之誼，當時黃侃任教于武昌高師，董必武通過黃侃致信黃紹蘭，稱北京大學的一些師生要利用暑假到上海旅遊，希望能借博文女校小住。隨後，再由李達（一説王會悟）出面，與黃紹蘭晤談商定租借女校之事。

　　不管最終哪種説法成立，該校優越的地理位置顯然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它位於法租界，距離作為一大主會場的李公館步行不過五分鐘，往來十分便利。

　　這是一幢沿馬路的兩層磚木結構石庫門建築，坐南朝北，內外兩進。據回憶，代表們都住沿馬路二樓，毛澤東、何叔衡住西半間，王盡美、鄧恩銘住西間，董必武、陳潭秋住東半間，包惠僧、周佛海、劉仁靜住東側北半間和中間。會議期間，鄧中夏路經上海，也在此住過幾天。李達、李漢俊各住自己家中。陳公博攜新婚妻子住在大東旅社。

　　事實上，不能將博文女校簡單地看成是中共一大代表的食宿地。會議期間，代表們除了到李公館開會，以及最後一天轉移到嘉興南湖，大多數時間是在博文女校中度過的，他們操著南腔北調，熱烈地交流各地早期共産黨組織的活動情況以及革命理想。據代表們回憶，還在女校樓上舉行了預備會議，商討大會議程和開會地點。會議中討論交流、醞釀有關文件等大量活動在此進行。

　　相關連結

　　上海的五光十色中，有一抹永不褪色的紅

　　在許多人的眼裏，上海是絢爛繽紛五光十色的。其實，這座城市，有一種顏色最厚重、最深沉：那便是永不褪色的紅。

　　黨誕生在上海，黨的 “一大”“二大”“四大”都在上海召開。而從1921年7月中國共産黨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往江西革命根據地，這12年間，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除三次短暫遷離外，一直都設在上海……

　　細心觸摸這些不可磨滅的紅色記憶，依然能感受到當年的風雲激蕩。

　　中共一大：中途闖入“包打聽”，一刻鐘不到租界巡捕房就派人來搜查

　　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 76號)召開，制定並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宣告中國共産黨的誕生。

　　一大會址，是李書城、李漢俊兄弟的住宅。儘管是在法租界，但危險仍然時時存在。7月30日晚，會議正在進行，突然，一個穿灰色竹布長衫的中年男子闖入，朝室內東張西望，代表們問他幹什麼，他含糊其辭：“找社聯的王主席。”忽而又説：“對不起，我找錯地方了。”之後匆忙離去，富有秘密工作經驗的共産國際代表馬林當機立斷：此人一定是“包打聽”。於是，眾人迅速收拾文件，從前門分散而走。僅留下李漢俊和陳公博二人。一刻鐘不到，兩輛法租界巡捕房警車開來，嚴密搜查一個多小時，並對二人詳加盤問。此後，在李達夫人王會悟的提議下，最後一天的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一條遊船上。

　　中共二大：通過了我黨第一部黨章，兩次全體會議會址仍待考證

　　中國共産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年 7月 16日在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 (今老成都北路7弄30號)拉開帷幕，通過了我黨第一部黨章。

　　八天的大會共召開了三次全體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會址位於上海市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即時任中央局宣傳主任李達的寓所。剩下兩次全體會議會址仍待考證。

　　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時，李達的妻子王會悟抱著孩子在門口放哨，警惕地注意著來往行人。12名黨代表熱烈地討論了中國的時局及對策。為了安全，大會決定以小型的分組會為主，儘量減少全體會議的次數，且每次會議都要更換地址。

　　中共四大：以英文補習班的名義召開，會場佈置成課堂

　　中國共産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25年1月11日在今虹口區東寶興路254弄28支弄8號處召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産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

　　據記載，當年的中共四大是以英文補習班的名義召開的，共産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扮演的是英語老師的角色。開會時，20位正式代表就擠坐在向街坊鄰居借來的椅子上，當聽到響鈴聲——樓下負責警戒的女工在報信——代表們就趕緊收起議案文件，拿起英文書作為掩護，原本聲音不大的二樓，便傳出陣陣英文誦讀聲。再往上的閣樓，是外地代表的臨時宿舍。當時，中國共産黨人就是在這種艱苦又隱秘的狀態下，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展開了系統的探討。

　　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開啟了黨的建設新起點。至1925年10月短短數月間，黨員由四大時的900多人發展到3000人。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開時，更是發展到57967人，成為黨在歷史上黨員人數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