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今天,我們為什麼更需要藝術節
第20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今晚即將落下大幕,一個多月裏,有藝術發燒友甚至每天“打卡”各大劇場,更多市民被藝術節氛圍吸引,留下了難忘的觀演回憶。
“藝術節期間,好演出太多了。”在一家出版社工作的王赟平日經常在自己的社交圈發表觀演心得,10月19日藝術節開幕之日起,他的朋友們發現,觀演心得出現的頻率陡然增高了。上週末,王赟的行程是到東方藝術中心,觀賞中央芭蕾舞團帶來的原創舞劇《敦煌》。與此同時,在上海國際舞蹈中心,是現代舞大師阿庫·漢姆舞者生涯的“封箱之作”《陌生人》亞洲首演;在上海大劇院,則是被稱為“實驗戲劇燈塔式人物”的美國戲劇家羅伯特·威爾遜新作《睡魔》中國首演。“一邊刷屏説説《睡魔》帶來的驚艷,一邊聊聊即將開演的《陌生人》,順便回味下《群鬼》帶來的思索,《海棠依舊》帶來的感動,討論《最後一頭大象》的震撼……每個人都能在這裡找到自己喜歡的那一部,即便有些演出有門檻,有些劇目有爭論,但愛藝術的氛圍,不正是藝術節所追求的嗎?”有人留下這樣的心得。
藝術節期間,同一天集聚各種類型一流演出的場景頻頻在申城上演。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20歲了。20年前,無論是這座城市新興的劇場還是剛開始張望世界的市民,都渴求藝術的灌溉,“補缺”或許是藝術節初創時的使命。20年後,上海正大步邁向亞洲演藝之都的目標。在演藝不再是稀缺品的今天,我們為什麼還需要藝術節?我們為什麼更需要藝術節?答案在劇場裏,在觀眾中,甚至,在劇場外,在藝術萌芽的那些縫隙間。
激發與認同
“好節目集中,好節目便宜”,這是對藝術節期間,這座城市演藝生態最直白的描述。
好節目集中,無需多言,亮出今年藝術節的節目單,可圈可點的項目覆蓋各個演出門類,名家名團名作應接不暇。好節目便宜惠民,是藝術節與一般商業演出季的最大區別。今年藝術節發售超過1.4萬張優惠票,票價最低20元起,基本覆蓋上海各大主要劇院。
10月11日,在金融機構工作的幹琛艷曬出剛剛在藝術節優惠票發售現場“搶”來的三場演出票。舞劇《花木蘭》,40元;西班牙加泰羅尼亞音樂宮合唱團上海音樂會,30元;還有一個多月後的《睡魔》,50元。三場演出6張票,200元出頭。“帶女兒去,泛讀式的藝術熏陶,優惠票很實在。”看完中央歌劇院等聯合出品的《花木蘭》,幹琛艷感到“不虛此行”,“中央級院團的實力在水準之上,只是平常可能不會想到去看這樣一部劇”。
“上海日常演出雖多,但定期舉辦藝術節仍然很有必要。藝術節將諸多藝術類演出活動在短期內整合,製造高密度的狂歡氛圍,符合大眾節日狂歡的心理需求,可以進一步帶動市民對具體演出的關注,激發觀演熱情。”劇場發燒友王赟這樣認為。平日去劇場,他單獨行動居多。藝術節期間,同伴多了,甚至會在劇場與友人不期而遇,劇場外對於劇目的討論度也更高了。
“節日是感性的,藝術也是感性的,藝術節的模式是文化消費的典型集成。”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國家對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陳聖來説,熱愛藝術節、鍾情藝術節和受藝術節惠澤的人,他們的關注、參與、投入甚至互動,可以為藝術節注入旺盛的生命力。某種意義上説,藝術節就是尋找一種社會認同,並通過藝術節體現出這種社會認同。一個藝術節所擁有、採納的社會資本越豐厚,就説明這個藝術節的社會認同越廣泛越深入,這也是一個藝術節成功與否的標誌。
意外與默契
“藝術節怎麼會找我做現代舞?”如果説,玲瑯滿目的演出體現了藝術節的展示功能,世界上幾乎所有藝術節都把推出最高水準的原創作品作為藝術節的宗旨和目標。委約作品的品質是檢驗藝術節水準高低的標誌,更是推動原創的實質性舉措。舞蹈家楊麗萍至今難忘,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提出向她委約一部更現代並能體現中國文化底蘊的作品時,自己的驚訝之情,“在那之前,我從沒做過雲南以外的作品”。
後來在2015年第17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首演的《十面埋伏》,在楚漢相爭的故事中融合了京劇、中國功夫、民樂、行為藝術、裝置藝術等多種元素。楊麗萍坦陳,第一次做如此具有實驗色彩的舞蹈劇場,倍感艱巨。舞臺上高懸的一萬把剪刀尤其令人心驚,寓意“剪不斷理還亂”,它是中國民族文化中的特殊符號,也是整臺演出的隱喻。英國沙德勒之井舞蹈劇院總監艾力斯德·史柏汀在藝術節觀看該劇後,當即決定次年邀請《十面埋伏》去倫敦演出。在這之前,楊麗萍是中國人心目中的“孔雀”代言人,但從未進行過大規模國際巡演。
“藝術節和我有默契。”楊麗萍這樣形容。今年在藝術節首演的《春之祭》是她的第二部現代舞作品,與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一同委約這部作品的,就包括當年一眼相中《十面埋伏》的英國沙德勒之井舞蹈劇院。《春之祭》片段亮相去年藝術節演出交易會後,愛丁堡國際藝術節也加入委約行列,上海首演後,《春之祭》明年8月還將在第72屆愛丁堡國際藝術節演出。“對於《春之祭》的評價很兩極,有人極愛,有人不解,但一個成熟藝術家改變自我的勇氣無疑值得欣賞。藝術節的支持是藝術家的後盾,無論是上海,還是愛丁堡,這是國際藝術節存在的價值。”有劇評人如是説。
今年藝術節演出主板塊首次出現了非職業藝術團體,以“神曲”聞名的彩虹室內合唱團把藝術性很強的《白馬村遊記》唱進了劇院,也唱到了森林。“每個青年藝術家都有自己的夢想,作曲是第一步,關鍵還是作出來以後需要人演,需要有人幫助你實現夢想。”彩虹室內合唱團藝術總監、青年指揮家金承志在第18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扶青計劃”交出了套曲《落霞集》,讓他印象深刻的是,“藝術節沒有提出任何要求,希望我做一個這樣或那樣的作品,而是要我自己展開想像,只要作品是有價值、有品位的。當時我寫這個套曲正好卡住了,但一想到再不完成,就不能被‘扶’了,在這種‘逼迫’之下,作品出來了。”
90後作曲家龔天鵬為第19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開幕創作了交響合唱《啟航》,這是歷年藝術節開幕式中主創“最年輕”的作品。首演當天,對總譜最熟悉的他在後臺敲字幕,緊張程度不亞於在臺前演出。“我和藝術節有個協議,未來演出《啟航》,沒有合唱我就彈鋼琴,有合唱我就敲字幕。為了敲字幕,我要好好地活下去。”龔天鵬感慨,藝術節存在與否,作品或許都會誕生,“但誰去發現它們呢?兩三千萬人的大城市,文化底蘊深厚,人才臥虎藏龍,真的需要這樣一個平臺。”
集聚與發散
在年輕人的眼裏,20年前的城市文化生活和今天相比,最大的變化是獲取的門檻降低了,城市對藝術的包容性更強了。在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中心總裁王雋看來,觀眾的變化和藝術節的變化是互相驅動的過程。過去20年中,世界頂尖名家名團幾乎都在藝術節亮相過,有的甚至不止一次。“觀眾的成長推著我們往前走,即便是名家名團的演出,過去的重點可能在於經典作品,今天的藝術節更凸顯當代性和時代感。就拿舞蹈板塊來説,今年藝術節當代舞比重已經超過古典舞。”
2014年,享譽世界的華人編舞家沈偉第一次在藝術節帶來《聲希》《春之祭》兩部作品,上座率七八成,這讓他有點沮喪。“你常年在紐約發展,對中國觀眾來説是很陌生的,大家憑什麼知道你?”王雋這樣和沈偉交流。2016年,沈偉再次帶來《天梯》《地圖》兩部作品。至此,他的早期四部重要作品全部呈現。兩年一個梯次,今年,全面梳理沈偉創作生涯歷程的藝術展“無盡的探索”來到藝術節。“從舞蹈到美術,藝術節和當代藝術機構共同呈現,這是世界上很多藝術節沒有做到的。”沈偉説,藝術家往往走得超前,什麼樣的平臺可以凸顯藝術家對城市生活的引領和影響力,那就是藝術節。“沈偉每次來,我們都做演前導賞、演後談,拉近他和觀眾的距離,360度呈現他的藝術魅力。”在王雋看來,這是一種水到渠成,也是藝術節的責任和義務。藝術的所謂“接地氣”,不是降低門檻,而是把“地”提高,提升觀眾的欣賞能力和水準。
“藝術節是城市高品質生活的體現。從國際經驗來看,當一個國家和地區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時,會迎來休閒消費的爆發期。文化消費是休閒經濟的重要組成,尤其在城市中産人群的文化消費上,我們還有很多潛力待開發,關鍵看提供什麼樣的産品和體驗。”陳聖來説,藝術節不光催戲、催人,還催生觀念、催生創意、催生市場、催生消費。藝術節的國際交流作用,啟發本土藝術的國際融合,倒逼人們以更高的目標提升自己,增強文化發展的外在驅使與內生激情。藝術節的人流量及諸多藝術門類活動,還能使城市的旅遊業、服務業、交通業、通訊業、金融業等相關産業應聲而起。據統計,僅就旅遊業,2010年藝術節就為愛丁堡帶來2.45億英鎊收入。
文化是一條河,創作是上游,消費是入海口,一條奔流不息的河,疏通河道的中間環節至關重要。一個藝術節從創辦到成熟,最核心的體現就是品牌的塑造和確立。有影響力的藝術節在無形中成為城市的名片、城市的形象大使和城市的行銷員。一座小城舉辦的藝術節能讓整座城市在藝術節期間搖身一變,所有資源都圍繞藝術節而轉。上海是一座超大型國際城市,正在努力構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生長在此的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體現什麼樣的個性,打造什麼樣的品牌,決定了藝術節是否能真正匹配于這座城市。
集聚和發散,正是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題中之義。“與國際上其他知名藝術節相比,上海的特色和優勢在哪?”王雋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講了一個故事。今年藝術節期間,澳大利亞墨爾本藝術節藝術總監喬納森·霍洛韋打了一個“飛的”往返上海,停留不到24小時裏,行程只有兩項:觀看楊麗萍編導的《春之祭》,與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中心商洽合作。此時,墨爾本藝術節正在南半球如火如荼舉行,王雋很難想像,易位處之,她會飛到另一個國度參加另一個城市的藝術節嗎?
每年藝術節,是金秋整整一個月的狂歡。但藝術節又遠不止一個月的熱鬧,它是365天的文化引領和城市品格塑造,也是365天常態化的原創觸發、演藝交易和資源配置。開放、多元、包容,這是上海的寫照,也是這座城市藝術節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