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總局或迎雙重巨變 人事大變各中心去行政化

　　26金18銀26銅，這是中國代表團在裏約奧運會的最終收穫。對於你我普通看客而言，裏約奧運會已就此結束，但對於不少體育從業者尤其是體育總局的官員而言，決定他們仕途前景的另一場“奧運”其實才剛剛開始，這其中同樣有“順利退役”、“意外奪金”乃至“痛失金牌”等精彩橋段。依照慣例，部分司局中心的主要領導崗位會在奧運結束後的一年中進行調整，有人因達到退休年齡而安然引退，有人以奇兵姿態一躍成為權威部門的一把手，有人則黯然進入冷衙門坐等退休。

　　本屆奧運會後，由於1951年出生的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同志很可能將“到站”退休，所以，可以預見的是，國家體育總局系統接下來的崗位調整規模之大將遠勝以往。不過，在例行的後奧運週期各主要領導崗位調整之餘，我們更應關注的是，體育總局是否有足夠的魄力在人事調整的同時推進第三次體育運動項目管理體制的改革。在體育産業地位日益提升的當下，體育總局內部管理體制的改革遠比人事調整來的更重要，影響更深遠。

　　擺脫軍人運動員輪換制 體育總局局長或迎學者型

　　悠悠四年一週期，幾家歡喜幾家愁。對於體育系統而言，這點尤為明顯。各省體育局長最在乎的是四年一次的全運會，而體育總局下屬的各個運動管理中心最在乎的則是四年一次的奧運會。每屆奧運會結束後，體育總局總會進行例行的崗位調整，成績斐然者靜等升遷之喜，年高德邵者則安然靜等退休，自然也有黯然神傷的失意者在前景未卜的煎熬中心慌意亂。不過，和以往略有不同的是，本屆奧運會後，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也有望“到站”退休。

　　國家體育總局的前身是1952年創立的國家體委，截止到目前，前後共歷七任掌門人，分別是賀龍、王猛、莊則棟、李夢華、伍紹祖、袁偉民、劉鵬。在這其中，賀龍、王猛、李夢華、伍紹祖均出身軍旅，而莊則棟和袁偉民則是運動員出身，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這兩位“打而優則仕”的體育明星最終成為一把手均有很大的偶然性。

　　眾所週知，莊則棟33歲就成為部級領導更多是因為身處文革這一特殊時期，而在1976年後，其不僅一度身陷囹圄，而且整個後半生都是悲劇。至於和前任局長伍紹祖同齡的袁偉民，他在2000年獲得晉陞則是因為伍紹祖意外因故提前轉崗至中直機關。雖然袁偉民只有短短的四年任期，並且期間一度還鬧出了爭議頗大的“審計風波”，但他帶領中國代表團在悉尼和雅典兩屆奧運會上表現突出，並且在2001年助推中國申奧成功，成就斐然。

　　和前六位掌門非軍人即運動員的出身背景相比，劉鵬是第一位從地方政府（劉鵬曾任四川省委副書記）空降至體育總局的學者型局長（在他之前，前體育總局黨組書記李志堅曾是北京市委副書記）。在他任職這12年間，中國不僅在奧運競技體育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而且在全民體育的頂層設計方面也頗有建樹，其中，《全民健身計劃（2011-2015年）》實施效果評估頗為喜人。儘管此番裏約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僅獲得26枚金牌，在獎牌榜上更是意外被英國擠至第三，劉鵬未能實現預期的光榮引退，但如無意外，今後，劉鵬類的官員將成為體育總局掌門的首選。畢竟，自國務院下發俗稱“46號文”的《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産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以後，中國體育發展方向亟需轉變，劉鵬風格的主政者更適合當前形勢的發展。

　　據知情人透露，本屆奧運會後，在體育總局各個體育項目管理中心負責人方面，同樣會按慣例進行輪崗，鋻於總局負責人崗位可能調整，所以此次各中心負責人調整的週期持續時間更長，甚至超過一年。在這其中，比較引人關注的則是籃管中心主任的更迭。現任主任信蘭成出生於1957年，瀕臨退休，鋻於CBA已啟動管辦分離模式，所以信蘭成的繼任者的魄力和胸襟如何將直接決定中國籃球改革的前景。

　　眾所週知，信蘭成早在1997年就成為了籃管中心的首任主任，那年他才40歲。按理説，正是大展抱負的黃金時代，但卻一直被批評過於保守、謹小慎微，最終在2003年被調往北京奧組委工作，主任一職由改革派李元偉接任。李元偉雖然全力推進籃球改革，但無奈的是，1948年11月15日出生的他在2008年奧運會後“到站”退休，只能連嘆志不得伸。

　　在那之後，信蘭成重回籃管中心出任主任，並和籃管中心黨委書記、副主任劉曉農搭檔。2012年倫敦奧運會後，乒羽中心主任劉鳳岩年滿60周歲，於是劉曉農調任乒羽中心。多説一句，劉鳳岩在出任乒羽中心主任前，也曾是籃管中心副主任（1998年3月-2001年2月）。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乒羽中心和籃管中心之間一直有不錯的人員互相輪崗傳統。而據知情人透露，在本屆奧運會後，劉曉農有望重回籃管中心接任信蘭成的主任一職。

　　整體而言，從最近幾屆奧運會後的崗位調整管理來看，奧運表現出色者有望從冷門的管理中心晉陞到三大球等備受關注的中心，而表現不佳的中心主任則可能會調整至一些服務類的後勤司局。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傳統奧運強隊體操、射擊和羽毛球在裏約表現均不如人意，尤其是體操和羽毛球被劉鵬在總結會上點名批評。此外，游泳隊僅斬獲一金，在寧澤濤代言事件上更是暴露出管理體制嚴重滯後的問題，這些項目中心的某些負責人很可能會成為調整的對象。也許，從2016年12月起，類似的崗位調整就將正式拉開帷幕。

　　總局體制將迎第三次變革 中心去行政化大勢所趨

　　在裏約奧運會後，不僅國家體育總局人事變動引人注目，與之相伴的是，接下來，國家體育總局如何推進體育項目管理機制的改革其實更值得人們關注。北京奧運會後，國務院就著手對體育改革進行調研，並在2010年以國務院辦公廳的名義下發《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産業的指導意見》一文，也就是從那時起，國家已經啟動了體育改革的頂層設計。

　　2014年，為了進一步引起全社會對體育改革的重視，改由國務院直接發出46號文，其中的一大重點就是要求進一步加快政府部門職能轉變。堅持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分開原則，充分發揮市場在體育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消除和防止對體育市場資源的限制和壟斷。其中，政社分開成為國家體育總局系統今後一個階段進行轉型的關鍵點。

　　如前文所述，國家體育總局的前身國家體委成立於1952年11月，此後幾經變革，吸納了軍隊體育等多個細分領域，初期在內部形成了運動競賽司和全民運動指導司兩大職能部門。借助1980年代兩次政府機構改革的春風，尤其是中國重返奧運會後，國家體委更加重視運動競賽成績，於是將運動競技司細分為訓練競技一、二、三、四、五司和訓練競技綜合司。在這一階段，國家體委通過各司直接管理體育發展，特別是競技體育，六大訓競司主抓各大體育項目的訓練和比賽成果，完全以競賽成績為導向，而這一模式一直延續到1994年。

　　1994年，為響應政府機構改革要求，國家體委啟動了真正意義上的體制改革。這一時期，時任體委主任的伍紹祖日益重視全民體育，在他的極力做主張下，國家在“奧運爭光計劃”之外又批准了“全民健身計劃”，隨後1995年8月29日的第八屆人大第十五次常委會更是全票通過了《中國體育法》，這就是決定中國體育發展大方向的“一法兩綱”。也就是從那時起，全民健身獲得了真正的重視，和奧運爭光放到了同一理論高度，伍紹祖此舉在當時絕對算得上是開創性的舉措。而在國家體委內部，伍紹祖意識到體育不僅是訓練競技，還有作為體育産業進行發展的空間。於是，他決定推動國家體委訓競司權力下放甚至是運動項目的初步管辦分離。

　　最初，伍紹祖一手創建了六個體育項目中心，並要求將一部分運動項目從訓練競技司手中轉交給這六個項目中心，由各中心直接負責項目的商業賽事組織開發和競賽管理。截止到1994年底，僅有1/3的運動項目停留在訓練競技司手中，其餘的運動項目全部實現了中心管理制。最終，在1998年，當所有體育項目均從訓練競技司轉移到各個體育項目管理中心時，伍紹祖響應國家號召，將國家體委改組為國家體育總局，訓練競技司也從以前的所有競技項目一手獨攬改組為服務各項目中心的訓練局，而當權力下放到各個中心時，項目管理模式進一步明細化和科學化，這直接促成了足籃排等項目的賽事職業化。

　　雖然伍紹祖時代的項目中心管理體制較早年的訓練競技司集中管理模式有明顯進步，但隨著體育産業的逐漸發展，項目中心管理體制的弊病也逐步開始顯露。各個項目中心既是國家體育總局的行政管理職能部門，同時又是各個體育協會的常設機構，一方面他們需要為國家的訓練競技成績負責，另一方面，他們又必須承擔聯賽運營等商業運動事務，同時還要肩負單個項目全民推廣的職責。

　　由於編制、人力有限，各個項目中心往往會為了國家隊競賽成績犧牲聯賽商業開發。所以，項目中心管理體制越發引人詬病，越來越多的民間資本呼籲體育協會去行政化，甚至裁撤體育項目中心，徹底把體育聯賽推向市場。2014年國務院發佈的46號文件更是明確要求，體育改革必須堅持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分開原則。

　　為響應46號文件，國家體育總局已經在2016年初正式撤銷足球管理中心。撤銷後，足球管理的大部分職能已下放給中國足協，而足協將在人員聘用、薪酬體系、外事出訪、財務和市場開發、國字號球隊教練人選等方面擁有自主權。並且隨著管辦分離的逐步深入推進，中國足協將自主系統深化中國足球改革。眾所週知，足球向來是體育改革的排頭兵和試驗田，在足球改革取得穩步發展後，籃球等市場化較高的項目將隨後跟上，體育總局的主要項目中心將全面開啟管辦分離的體制改革。

　　裁撤中心、徹底協會化的做法將是體育總局系統繼司局管理制、項目中心管理制後的第三次大型變革，這將直接決定中國職業體育的發展前景。不過改革只能逐步推進，而想要讓改革的每一步都落到實處並且取得效果，還在於執行者的素質如何。從這個層面上講，本屆奧運會後體育總局系統的主要崗位調整效果如何，將直接決定未來二十年中國職業體育改革的成敗。所以，接下來這一年，讓我們拭目以待，期待更多有智慧有魄力的改革實干家獲得晉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