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貽弓：導演始終是我最得意的頭銜

 

吳貽弓，第二屆“上海文學藝術傑出貢獻獎”獲得者，著名導演。1938年12月1日生於重慶，1960年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1979年開始獨立執導影片。2012年4月，獲2011年度中國電影導演協會“中國電影終身成就獎”。2012年6月，獲第15屆上海電影節“華語電影終身成就獎”。拍攝有《巴山夜雨》、《城南舊事》等影片。

 

“上海文學藝術獎”始於1991年，是經上海市政府批准設立的上海文學藝術界最高榮譽。截至2002年，“上海文學藝術獎”共舉行五屆，表彰過巴金、朱踐耳、柯靈等12位文學藝術家。今年，“上海文學藝術獎”時隔12年重新啟動，評獎結果將於12月上旬揭曉。在第六屆“上海文學藝術獎”揭曉之際，早報將做一系列人物報道，回顧此前獲得這一榮譽的藝術家。

 

《城南舊事》開篇的旁白説：“不思量，自難忘。”上海文學藝術獎時隔12年再度開評，也許是時候來回顧一下曾經輝煌的1990年代。瀏覽第一屆到第五屆的文學藝術獎獲獎名單時，王元化、巴金、柯靈、程十發、施蟄存……一個個響亮的大師名號都代表了一個城市它所擁有的文化輝煌和藝術夢想。

 

在這些獲獎的人當中，有兩位電影人，一位是謝晉，另一位是吳貽弓。評獎的事情已經過去了21年，再向吳貽弓提起這個獎時，説想問問他當年的情景，吳貽弓説他已經記不得什麼了。不過他還是非常驕傲那份榮譽——“那個獎是上海的最高獎啊!”吳貽弓從照片裏找出當年獲獎時的留影紀念，説“這張照片很珍貴”，照片上有三個人，程十發、施蟄存和他，正是1993年第二屆上海文學藝術獎的獲獎者的合影。“當時獲獎的人個個都是大師啊，我那個時候才55歲，混進了這個大師隊伍，自己覺得挺難為情。”

 

採訪過程中，《城南舊事》中飾演瘋女人的女演員張敏打來電話，説自己剛從美國回來希望一聚，吳貽弓興衝衝跟她約了“明天”，但挂了電話又一臉憂愁地説，“我現在不太好出門。”吳貽弓2008年肺癌手術之後身體一直不太好，不久前又因為肺炎在醫院住了74天，如今他很少出門，宅在家裏看看電視，但總帶著老導演的“職業病”，看到現在電視劇的粗製濫造和雷人鏡頭還要跟同樣是導演的兒子義憤填膺地探討業務。

 

《城南舊事》得益於遵從了原作的文學性

 

吳貽弓生於戰亂年代，伯父為其取名“貽弓”，“貽”為“收藏”，“弓”乃兵器，“貽弓”意寓“刀槍入庫，天下太平”。和名字一樣，吳貽弓的電影同樣是“文縐縐”的。無論是聯合執導的《巴山夜雨》還是獨挑大梁的《城南舊事》，吳貽弓的電影語言中總流露出幾分自然怡人的詩意。細膩寫意的抒情調式遊弋鏡頭之間。

 

吳貽弓説除了電影，文學對自己是頗為重要的一部分。“中學時代我們都會看很多的書，那個時候也沒有特別的喜好，流行是一陣一陣的：一陣子大家都在弄古典詩詞，過了一陣大家又開始看1930年代的言情小説，再過一陣子又是17、18世紀的世界名著了。”那個時候的吳貽弓對文學來者不拒，流行什麼看什麼。“當你把文學僅僅作為一種愛好，肯定不會意識到它會默默地去改變影響了你很多，在怎麼講故事、怎麼傳達思想這些方面，文學裏一些潛移默化的東西都在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影響著我後面的電影創作。”

 

作為吳貽弓最具代表性、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電影，拍攝于1982年的《城南舊事》不僅在當時贏得了多項國際獎項，收穫了行業和觀眾的一致好評，到今天仍是影視類專業學生學習中必定著重分析的“中國電影史經典案例”，甚至吳貽弓很得意《城南舊事》至今仍保持了每年在央視電影頻道3次的重播率。

 

説起當年拍攝這部電影的過程，吳貽弓更願意將其看作一個時代對電影美學重塑的“典型”。那是剛剛經歷過“文革”的改革開放初期，文藝工作者在歷經長久壓抑之後對於創造的渴望激發了上海文藝創作的一個小高峰。“整個上海電影製片廠都很看重這個片子，當時拍一部電影大概平均是20多萬元的成本，而《城南舊事》一下子拿出58萬元，這個數字在當時是天價了。”為了再現京味兒衚同的風貌，劇組花費了相當多的精力搭外景，影片中的一整條衚同還有那一塊草地，都是當年上影廠的美工們親手在廢棄的江灣飛機場搭置出來的。

 

“那時候我們也不發愁什麼賣得出去什麼賣不出去，也基本不去想市場這個概念。”《城南舊事》也是在保持原著的風格。跟許多戲劇性的電影不一樣，“在那個時候看，好像做電影的很多元素它都沒有。”吳貽弓説。用過去標準的劇本標準來套，《城南舊事》沒有故事、沒有情節、沒有矛盾衝突，小説裏沒有人物對話，只有旁白敘述。“當時這個本子是北影的‘棄兒’，因為他們覺得沒有故事。”

 

上影廠交到吳貽弓手裏的劇本與現在觀眾看到的《城南舊事》大相徑庭，與林海音的原著小説也相去甚遠。“他們把裏面符合當時兩岸統一意識形態的部分挖掘出來做了放大的處理。樹了一典型人物，但這種淩駕於原作氣質之上的主題先行完全破壞了影片的質感。我就跟老廠長提齣劇本要大改，這些政治性的符號都要去掉。”吳貽弓的提議得到了領導的支持，這一點讓他至今想來仍很欣慰，“那個時候整個上影廠的創作氛圍很自由，大家對藝術的追求也很純粹。”

 

最終，因為最大限度地把小説中散文化的敘述搬到了大銀幕上，《城南舊事》成就了影史上“散文電影”的經典，連林海音本人也十分感激他。吳貽弓説《城南舊事》的成就他不敢居功，“評論中分析的那些詩意風格都是小説原來就有的。”不過，由此他談到了對現在一些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擔憂，“現在的改編也還是常常有導演、編劇自己覺得原著裏某些東西符合自己口味、對路的就無限擴大，而忽視了原著真正想表達的本意。”

 

當年的《城南舊事》在既有的國産電影經驗中是極大的創新，但吳貽弓認為當時他們那一代電影人在追求創新時都遵循著嚴格的標準。“什麼事情都是有標準的，做人有標準，同樣文學也是有標準的。文學的標準，今天有些人説什麼藝術是沒有標準的，這是不對的!最簡單的一句話就是，你怎麼把真善美給寫出來?你怎麼把假惡醜給抑制住!如果文學藝術不表現人性了，那麼也就沒有文學、沒有藝術可言了。”

 

《城南舊事》海報 早報記者 王辰 約圖

 

“電影不是一個人做出來的”

 

作為北京電影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中國第一屆科班出生的導演，吳貽弓的導演生涯卻起步很晚。“文革”蹉跎了他的青春年華，戴著“右派”帽子的他潛心研讀文學作品，夯實基礎，畢業後他來到了海燕電影製片廠，幾乎跟遍了有名的老一輩電影導演，沈浮、鄭君裏、孫瑜、吳永剛等等，吳貽弓花了20多年的時間一點點積累著自己。1980年，42歲的吳貽弓拍攝了他第一次獨立執導的短片《我們的小花貓》，之後又用《巴山夜雨》和《城南舊事》兩部才華橫溢的電影奠定了自己在影壇的地位。

 

但很快他被推上了行政舞臺，吳貽弓擔任過上海電影局局長、上海電影總公司總經理、中國文聯副主席等領導職務。在為肩負的這些使命付出大量時間進行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時，他犧牲了自己熱衷的電影藝術創作。雖然陸續又拍攝了《姐姐》、《流亡大學》、《少爺的磨難》、《月隨人歸》、《闕里人家》、《海之魂》等影片，也獲得了不少認可和榮譽，但吳貽弓坦言，創作上的確被分了不少神。吳貽弓感慨他們那一代人，很多時候都處在“被選擇”的境地，拍什麼電影是廠裏分配，要“升遷”做領導也是必須“服從組織安排”。吳貽弓説如果當時能夠選擇的話，他還是想繼續拍電影。“我從來最得意的一個頭銜就是導演!”吳老説這句話的時候特別的篤定。

 

當然，行政工作也給吳貽弓帶來了一個不亞於拍電影的光環，在他的努力和帶領之下上海國際電影節得以創辦，“金爵獎”這個名字也是他提出來的。當年創辦之初全無經驗可借鑒，吳貽弓憑藉著自己當導演和領導出訪各國電影的見聞，以及在行業摸爬滾打攢下的人脈資源到處“賣面子”，總算讓索菲婭·羅蘭、奧立佛·斯通、大島渚、羅伯特·懷斯、保羅·考克斯、中野良子、張曼玉、張藝謀、鞏俐等全球頂級的中外電影人云集上海，為這個年輕的電影節開了個星光熠熠的好頭。“創辦電影節應該説不光是完成了我一個人的心願，更是完成了整個上海電影界的心願。”這個中國第一個獲國際電影製片人協會認可的國際A類電影節，如今以超快的速度不斷成長著，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中外影人和電影觀眾。

 

再後來吳貽弓的身份不再局限為一個“電影人”，做了十年的上海市文聯副主席，除了電影之外，各項文藝門類他都重新鑽研學習。其間，他還抱著學習新事物的心態執導了一部音樂劇《日出》。

 

但採訪中吳貽弓並不願意向早報記者細説種種“政績”，也小心翼翼不願過多評述當下的文藝狀況，面對今天日新月異的電影乃至文化行業的新動態，吳貽弓説：“現在已經不需要我來給他們什麼建議，我們這些老傢夥應該識趣地退出歷史舞臺了。”吳貽弓更願意回憶過去和電影並肩作戰的年代，當説到上海電影博物館時，他説最欣賞的是那面有5000多張照片的墻，“電影不是一個人做出來的，所有對電影有過貢獻的人都不會被遺忘，都在這裡佔有一席之地。這點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