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的吳宓：他絕非薄情者

吳宓與家人

 

編者按：吳學昭先生的《吳宓與陳寅恪·增補版》一書日前面世，引起學界普遍關注。本版特邀兩位吳宓研究者為讀者做進一步闡述。

 

歷史的發展，常有一些令人意料不到的結果。對同一人物和事件，站近了看，有時會覺得荒謬，站遠了看，又能發現其特有的價值。特別是在新舊社會變革的時代，這種感覺上的差異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明顯起來。回顧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在文化價值的評判和取向上所發生的種種變化，不能不令人感到歷史的吊詭。

 

材料缺失扭曲學者形象

 

吳宓的著作在生前很少刊佈，更由於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堅持留在西南師院任教，影響所及，限于一隅，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對他的學術成就、文化貢獻了解甚少，對他後半生的坎坷經歷和晚年的不幸遭遇，更是知之不多。有關現代文學史的著作在提到吳宓時，都是以新文化運動反對派面目出現的，自然先有了一種進步與保守的價值判斷，大眾媒體則更喜歡散佈他“浪漫”的傳聞。可以説，材料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社會的想像，也扭曲了作為學者和詩人的吳宓，在大眾心目中的形象。

 

令人欣慰的是，吳宓先生的女公子吳學昭，不顧八十多歲的高齡，抱著與時間賽跑的決心，積二十餘年之力，先後整理出版了《吳宓自編年譜》等一系列著作，最近又推出了增補本《吳宓與陳寅恪》。她本著求真存真的原則，在整理過程中除了增加必要的註釋和説明外，一字未刪（包括其尊公日記中對她的批評），終於使吳宓的著作比較系統地展現於世人面前，也讓我們得以全面地了解吳宓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遭際，對他的人格與思想、學術與文章有了全新的認識。

 

至死不悔所殉的道是什麼

 

吳宓一生經歷了三個時代，又經受過中西兩種文明的洗禮。自幼秉承家學，深受傳統文化的濡染，其自我修身以儒家的道德為準則，實際上體現了儒家所強調的君子人格。吳宓早年曾説：“宓欲極力做高偉之人。”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他身上體現的人格力量，恰與當下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形成了對比，也成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一面鏡子。

 

吳宓對文字改革的反對，雖有偏激之處，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中文拼音化的提法現在已經被完全否決了；簡化字的推廣雖有助於文字普及，但也在實際上造成了大陸民眾對傳統典籍的陌生和疏離。如今，我們正極力在全球設立孔子學院，向外推廣中國文化，也恰好説明儒學仍“有裨于全世界”（吳宓語）。再考慮吳宓和他的同仁大都飽讀傳統經典，又曾遊學歐美，其對中西文化價值和當時中國現實的認識，自有其深透之處。他們所追求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使他們不甘違背良知而隨世浮沉。

 

吳宓曾強調自己的人生觀是“殉道”、“殉情”。在1935年所作的《自題空軒詩話後》絕句中，就有“殉道殉情對帝天”的句子。

 

吳宓所殉之道，統而言之，就是文化，特別是古代文化。他對古代文化的信仰，其出發點還是為了民族獨立和自強。早在美國留學的時候，他就勤奮苦讀，並在日記中説：“宓每念國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非自己每日有所作為，則心不安。”到了抗戰爆發，舉國悲憤的時候，他更加覺得，只要文化不亡，中國就不會亡。基於自己對中西文化的了解，在對待傳統的問題上，一開始他就和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站到了對立面，反對他們激進的否定態度，而主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強調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繼承性。

 

歷史已走過了近一個世紀，總結近百年來的文化變革之路，我們覺得在新文化運動已經勢不可當的時候，吳宓他們更有其冷靜的一面。只不過在變革成為當時最迫切的需要時，歷史並不歡迎這種冷靜。所以吳宓和他的同仁們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只有站在今天的立場上，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們的意義。

 

1955年11月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宓近數年之思想，終信吾中國之文化基本精神，即孔孟之儒教，實為政教之圭臬、萬世之良藥。蓋中國古人之宇宙、人生觀，皆實事求是，憑經驗、重實行，與唯物論相近。但又‘極高明而道中庸’，上達于至高之理想，有唯物論之長而無其短。且唯心唯物，是一是二，並無矛盾，亦不分割。又中國人之道德法律風俗教育，皆情智雙融，不畸偏，不過度，而厘然有當於人心。”

 

1968年底，他被打為“歷史兼現行反革命分子”，在批鬥中被摔斷了腿。1974年春，全國開展批林批孔運動，要求人人表態，吳宓再次“固執”地説：“批林，我沒意見；批孔，把我殺了，我也不批。”這些都可以説明他至死不悔所殉的道是什麼。所以，儘管他一再違心地做著自我批判，但最終還是作了文化的殉道者。

 

三心二意的戀愛

 

縱觀吳宓的一生，他把為學為人當成了一回事，從這些年出版的著作來看，他一生寫下了大量的文字，且都有較高的學術、思想價值，但卻沒有一部集中在某一個學術問題上。不論在日記裏，還是與友朋的書信裏，他都能把自己的所思所感真實地記錄下來。在這些不含功利目的的寫作中，他的思想表達和感情表達反而更加自然和動人。這也許正是他詩人性格的另一個方面。

 

至於殉情，這大概是吳宓最被人關注的話題了。吳宓于1921年與髮妻陳心一女士結婚，育有三女。1928年，因哈佛好友朱君毅毀約另娶，被其拋棄的毛彥文女士與陳心一原為浙江省立女師同學，吳宓在哈佛時曾從朱君毅處多次讀到過毛彥文寫給朱的信，故欲取兩人通信為小説材料，不料卻因同情而生愛意，一時不能自拔。終於在1929年，不顧親友勸阻，與陳心一離異。同時，則對毛彥文展開了追求，這段戀情曾使他深受折磨。毛彥文于1929年8月赴美留學，此後兩人一直保持著通信。1930年到1931年，吳宓赴歐洲遊學，期間曾與毛彥文密集地通信和發電報，談論結婚的問題。經過艱苦的勸説，毛彥文已經允婚，並趕到法國與之相會，但吳宓的熱情卻因種種原因冷了下來，顯得三心二意，猶豫不決，這令毛大為失望。1935年，毛彥文突然與熊希齡結婚，讓本來以為勝券在握的吳宓大感意外，也後悔終生。

 

吳宓的第二次婚姻發生在1953年，女方鄒蘭芳係四川萬源人，為重慶大學法律系學生，畢業前為了免於被分配到邊疆，同時也可能為了有條件幫助兩個嫂嫂和侄子們，她苦苦追求嫁給吳宓。這曾給吳宓帶來過很大的道德壓力和精神負擔，年齡的懸殊和教育背景的不同，都讓他對這樁婚姻大為猶豫。最後，還是同情心佔了主導。鄒蘭芳原本身患結核，婚後一直生病，加上家中連遭變故，親人一半為鬼，心情悲苦。婚後的日子裏，並沒有給吳宓帶來多少歡愉。纏綿病榻不到三年，鄒蘭芳病故，吳宓則一直負擔著援助其兩個嫂子及侄子的義務。

 

絕非薄情者

 

吳宓的感情生活一向為人所艷稱，但大家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他實際上孤苦地度過了一生。考其原因，還得從他成長的環境和個人性格説起。他自幼家道殷實，出生不到一歲，生母即去世，祖母楊氏對其疼愛有加。為了使其免遭繼母之虐，楊氏擅自做主將其過繼給了當時尚未成家的次子為嗣。祖母的寵愛，加上家庭的不完整，一方面造就了他衝動、固執的個性，另一方面也使他對家庭生活世俗、倫常的一面缺乏感性的認識。這些缺位的經驗他後來是通過文學閱讀來補充的，這難免會讓他把文學和現實人生混了。所以在兩性關係上，他始終是以詩的標準來期待對方的。他希望婚姻生活像詩一樣美滿，任何世俗的東西都會令其不快。

 

與陳心一女士的離異，固然與當初允婚時的過於草率有關，更主要的還在於他不能接受婚後的常態生活。對毛彥文態度的反復變化，也在於他的期待太高和過度挑剔。晚年的毛彥文女士在回憶文章中是這樣評價他的：“吳腦子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這個女子要像他一樣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學造詣；能與他唱和詩詞，還要善於辭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間週旋；能在他們當中談古説今。”當然她也承認“吳君是一位文人學者，心地善良，為人拘謹，有正義感，有濃厚的書生氣質而兼有幾分浪漫氣息，他離婚後對於前妻仍倍加關切，……他絕不是一個薄情者”（《往事·有關吳宓先生的一件往事》）。

 

以殉情自期的吳宓，結果一語成讖，為感情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好在陳心一女士不計前嫌，在他歷經磨難的晚年，一直給他提供著安慰和幫助。所以在吳宓孤獨的內心深處，始終能感到北京有個家在。1970年在給陳心一的信中，他不無愧疚地説：“宓昔年離婚，實一生最大之錯誤。其事不但良友莫不責備，宓老年益悔痛。”當然有時夜半醒來，他也會想起毛彥文來，回首往事，潸然灑淚。每年的除夕，他都如例拜祭鄒蘭芳。

 

吳宓不是薄情者，但感情生活終究是他自己的事。今天的人更應重視他對自己信仰的堅守、對其志業的不懈追求和人格的屹立不倒，這是他作為文化人的真正價值所在。

 

（本文作者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