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藝術映見靈魂

【編者按】木心先生把藝術看得很重。藝術,是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它如此美妙,如此奇異,藝術家只有經過靈魂的痛苦折磨和冒險才能從宇宙的混沌中塑造出來。藝術能映見宇宙,最美妙的是它能映見靈魂。

 

木心先生 于故鄉烏鎮

 

木心先生 于故鄉烏鎮

文/木心

 

居伊·德·莫泊桑,生於法國西北諾曼底省迪耶普,沒落貴族家庭,舅舅是詩人、小説家,母親頗有文學修養。十三歲到魯昂上中學,老師是布耶(Louis Bouilhet)。1870年,二十歲的莫泊桑到巴黎讀法律,值普法戰爭,被徵人伍。兩年後供職于海軍部和教育部,係小職員。

 

他在中學時已作多種體裁的文學習作,後來更勤奮。福樓拜是幹舅舅,是他親舅舅和母親的朋友,所以把莫泊桑當外甥, 上來就很嚴厲。福樓拜讀了莫泊桑的習作,説:“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才氣,你這些東西表示有某種聰明,但年青人,記住布耶的話,‘天才,就是堅持不懈的意思’,用心用力去寫吧。”

 

福樓拜首先要莫泊桑敏銳透徹地觀察事物,“一目了然, 這是才情卓越的特權”。福樓拜的“一字説”,當然更有名:

 

“你所要表達的,只有一個詞是最恰當的,一個動詞或一個形容詞,因此你得尋找,務必找到它,決不要來個差不多,別 用戲法來矇混,逃避困難只會更困難,你一定要找到這個詞。”

 

這話是福樓拜對莫泊桑講的,結果全世界的文學家都記在心裏。

 

我也記在心裏”以我的經驗,“唯一恰當的詞”,有兩重心意:一,要最準確的。二,要最美妙的。準確而不美妙,不取, 美妙而不準確,亦不取。浪漫主義者往往只顧美妙而忽視準確,現實主義者往往只顧準確而忽視美妙,所以我不是浪漫主義, 也不是現實主義。

 

經驗:越是辛苦不倦找唯一的詞,就越熟練。左顧右盼——來了,甚至這個詞會自動跳出來,爭先恐後,跳滿一桌子,一個比一個準確,一個比一個美妙。寫作的幸福,也許就在這靜靜的狂歡,連連的豐收。

 

怎樣達到此種程度、境界呢?沒有捷徑,只能長期的磨練,多寫,多改。很多人一上來寫不好,自認沒有天才,就不寫了,這是太聰明,太謙遜,太識相了。

 

天才是什麼呢?至少每天得寫,寫上十年,才能知道你 是不是文學的天才。寫個九年半,還不能判斷呢。司湯達沒寫 《紅與黑》時,如果問我:“MX先生,你看我有沒有文學天才?”我就説:“誰知道,還得好好努力吧。”

 

……

 

凡是得到世界聲譽的作品,都是寫“人性”,而不是服從“黨性”。

 

所謂社會主義文學理論,總把莫泊桑、巴爾扎克、福樓拜、左拉劃為“自然主義”,就是批判和暴露現實的,又對貴族資産者有所留連,唱輓歌。這種論調貌似公正,使中國兩三代讀者對法國十九世紀幾位大小説家有了定見。

 

什麼“有進步的意義,也有反動的作用”,什麼“有藝術成就,也有時代性局限”,什麼“既要借鑒,也要批判”。好吧,既有如此高明的教訓,他們寫出些什麼呢?

 

自從列寧提出“黨性高於一切”,藝術要表現黨性,黨性 指導藝術,而高爾基宣稱文學即是人學,與列寧唱對臺戲。也許列寧沒有這個意思,沒料到黨性會發展到目前這樣的程度。

 

僅就文學而論,何以蘇聯也有新的、好的文學作品?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索爾仁尼琴的《癌症樓》,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不是寫出來嗎——這不是問題,倒是我上述論點的解答:凡是得到世界聲譽的蘇聯作品,都是寫“人性”,尤其是帕斯捷爾納克,他是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 (Alexander Blok)的好朋友,他就是不服從“黨性'。

 

中國近百年沒有文學傑作。所謂繼承本國傳統,吸收外國經驗,都是空話。什麼“典型環境典型人物”,還是不知“人性”為何物,只會向怪癖的人性角落鑽,饑餓呀,性壓抑呀,好像“人性”就只是一隻胃,一部生殖器。

 

回頭再看法國十九世紀的小説家,不是什麼“自然主義”,什麼“批判現實主義”,是一秉西方人文的總的傳統,寫“人”,寫“人性”。追根溯源,就是希臘神殿的銘文:“認識你自己。”

 

人為什麼要認識自己呢?一,改善完美自己;二,靠自己映見宇宙;三,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是孤獨的,要找伴侶,找不到,唯一可靠的,還是自己。

 

動物不要求認識自己。動物對鏡子毫無興趣。孔雀、駿馬、猛虎,對著鏡子,視若無睹。

 

藝術的功能,遠遠大於鏡子。藝術映見靈魂,無數的靈魂。

 

亞當出樂園,上帝説:“可憐的孩子,你到地上去,有高山大海,怕不怕?”亞當説:“不怕。”

 

上帝説:“有毒蛇猛獸。”亞當説:“不怕。”

 

上帝説:“那就去吧。”亞當説:“我怕。”

 

上帝奇怪道:“你怕什麼呢?”

 

亞當説:“我怕寂寞。”

 

上帝低頭想了想,把藝術給了亞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