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五百年祭：種瓜得豆的歷史實驗

托馬斯·莫爾(資料圖)

 

大約1516年左右，身世傳奇的英國政治家兼社會哲學家托馬斯·莫爾，寫成名著《烏托邦》(Utopia)。

 

它與日後意大利神學家托馬索·康帕內拉的《太陽城》(約1606年前後寫成)、英國設計師威廉·莫裏斯的《烏有鄉消息》(1890年出版)一樣，都是近世以來人所共知的“烏托邦主義”(又稱“空想社會主義”)力作。

 

也就是説，“烏托邦主義”思潮的萌芽和興起，至少有500年之久了。

 

但這三本書，以及法國人讓·梅葉的《遺書》(1729年)、美國人愛德華·貝拉米的《回顧》(1888年)以及歐文、聖西門、傅裏葉等人的著述，又無一例外，均為歐美思想家們憑空杜撰的一幅幅人類未來生活的藍圖，隱含著深刻而強烈的宗教意識。

 

且讓我們從“烏托邦主義”的典範文本入手，追溯這一思潮驚人變異的最初根源。

 

烏托邦：幸福的海市蜃樓

 

托馬斯·莫爾(1478~1535年)堪稱“烏托邦主義”之鼻祖，其《烏托邦》一書文筆優雅從容，而莫爾本人更保持了知識分子的傲然本色。他曾經是英王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時期的國會下院議長與首席大法官，卻因反對亨利八世兼任教會首腦而被處死。為了自己堅定的政治信念，他臨危不懼、視死如歸，堪稱後世之師。

 

莫爾活動於都鐸王朝(1485~1603年間統治英格蘭王國及其屬土)前期，時值英國資本主義剛剛興起的階段，那是一個高度盤剝和壓榨的時代，“圈地運動”“羊吃人”是標誌性的時代特徵，而當時的英國人也從來沒見識過如此的“大場面”。對世俗社會一切不合理現象進行批判，是教會知識分子的天然使命，莫爾作為正統的天主教徒，當仁不讓地承擔起這一使命，《烏托邦》應運而生。

 

“烏托邦”一詞兼有“完美之地”與“不存在之地”的雙重含義。在書中，托馬斯·莫爾借航海家拉斐爾·希斯拉德之口，給我們轉述了茫茫大西洋中連確切位置都找不到的“烏托邦”島國的情況：

 

“烏托邦”向全體居民免費供應所有物質産品，居民則通過自己的無償勞動創造這些財富。首先一切貨品供應充足，其次無須擔心有人所求超出自己的所需。於是，烏托邦開辦了公共食堂，全體居民們在午餐和晚餐時間聽到銅喇叭號聲，便聚齊食堂用餐。至於服裝，全島幾百年來是同一樣式，只是男女有別，已婚未婚有別。這種衣服看了令人感到愉快，方便行動，寒暑咸宜。

 

在托馬斯·莫爾筆下，“烏托邦”完全是一個同質化、無差別的國家，不僅體現在人與人之間，也體現在城市與城市之間。他説：“我們熟悉其中一個城市，也就熟悉全部城市了，因為在地形所許可的範圍內，這些城市一模一樣。”而且，這些城市的規模也大致相當，居民們不願意城市擴大，“因烏托邦人認為自己是土地的耕種者而不是佔有者。”

 

總之，一切都是那樣怡然自得，烏托邦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按照莫爾的意趣生活下去。

 

嚴格來説，烏托邦人的生活與僧侶無異，只能存在於某些特定的宗教群體中，離社會化的世俗生活很遠。《烏托邦》一書完成後第二年，即1517年，德國神學家馬丁·路德為反對羅馬教皇的壟斷權威，發起著名的宗教改革運動，而12年後，宗教改革運動才波及英國。

 

因此，可以想像，在托馬斯·莫爾創作《烏托邦》的年代，傳統教會在英國乃至全歐洲的勢力相當強大，傳統教會的生活方式和態度，對這位身後被天主教會封為“聖人”的思想家，影響至深。

 

太陽城：天堂中的囚徒

 

《烏托邦》問世後不到100年，意大利人康帕內拉(1568~1639年)為我們貢獻了另一部“烏托邦主義”名著《太陽城》。

 

作為哲學家和神學家，康帕內拉的宗教思想較為激進，曾多次被捕，前後在獄中度過近三十年，《太陽城》一書即是他鐵窗生涯之作。本來，如此的磨難理應讓他更渴望個人自由才對，但在該書對政治治理模式的大量描述中，仍流露出明顯的極權主義色彩。如果説“烏托邦”還帶有鬆散自治成分，“太陽城”則對全體居民進行了更加極端的全面管制。

 

“烏托邦”是個“國家”，“太陽城”是個城市共和國，因此規模小了很多。不過，康帕內拉筆下的“太陽城”，社會形態與“烏托邦”大致相當。

 

“太陽城”由六個城區組成，最高首腦是一位大祭司，叫做“太陽”，是世俗和宗教界一切人的首腦，所有問題和爭端要由他作出最後決定。他手下有“威力”“智慧”和“愛”三位領導人，分別掌管具體事務，城中大事小情，都要由這四個人來討論，最後非經大祭司批准不能進行。

 

大祭司的職位是終身的，“太陽”能夠統治“太陽城”，不是因為他有豐富的管理經驗，而是他的“賢明”。康帕內拉信心十足地認定：“即便在管理國家方面完全沒有經驗，但由於他如此賢明，所以他不會是殘酷無情的人，不會犯罪、也不會成為暴君。”

 

而“太陽城”中各級負責人都必須由四個最高級統治者選派，任何人都不能像通常慣例那樣，自己出面競選，而要由相應機構的負責人提名推薦。

 

“太陽城”裏統治者對民眾的生活，甚至直接干預到了床上。

 

“太陽城”解除了人類由血緣構成的親情關係，孩子出生斷乳後，便按性別交給男首長或女首長撫育。此後，天分較差的兒童被送到鄉下去，因為生育是“為國家謀利益的宗教方面的事情，而不是個人的事情，而且必須服從政權的調配”。

 

血緣關係的淡薄，緣于“太陽城”根本不存在婚姻關係，男女的結合不僅不依賴感情，甚至與人原始的慾望毫無關聯。女性完全被當作生育工具：“婦女初次與男子性交後而不受孕者，便配給另一個男子;如果多次與男子合歡仍不受孕，便被宣佈為‘公妻’，”並且從此失去人們的尊敬。

 

“太陽城”中的居民雖然獲得了經濟上的平等，卻喪失了基本的自由，他們無時無刻不處於被監視之中。也許康帕內拉認識到，經濟平等並不能馴服人的思想，也無法控制人性中的私欲，因而必須加以強力遏制，於是他安排一些身體殘疾的人“做監視工作，把所聽到的一切向國家報告”。

 

“太陽城”實際上是個獨裁政體，它的領導人既擁有行政權，也充當法官，甚至執行死刑都不需要職業劊子手，而是“用人民的手去執行，他們把犯人打死，或者用石頭砸死，由證人或原告首先打第一下”。真所謂是挑動群眾鬥群眾，把仇恨和恐怖赤裸裸地交給民眾。此外，“太陽城”的居民還要相互檢舉，自我控告，大家都生活在人人自危之中。

 

烏有鄉：暴力革命與反智主義

 

不論是莫爾還是康帕內拉，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莫爾身處社會上層，他看到了貴族們如何對社會底層進行盤剝，康帕內拉來自社會中下層，更多的是被盤剝的經驗。

 

而活躍于19世紀下半葉的英國藝術與工藝美術運動領導人威廉·莫裏斯(1834~1896年)，則借助《烏有鄉消息》一書，向人們展示了工業革命引發世界性變革的時期，“烏托邦主義”理想如何隨同歷史一道前行。

 

《烏有鄉消息》初版于1890年，主旨是為了反對美國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愛德華·貝拉米問世不久的《回顧》一書中所表達的觀點。小説家和記者出身的貝拉米設想，到西元2000年的時候，人類社會將由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而莫裏斯則反對“和平演變”之説。他堅信，進入“烏托邦”世界的具體路徑，必將是暴力革命。

 

作為一部小説，《烏有鄉消息》的創作技巧遠高於《烏托邦》和《太陽城》，有比較生動的情節和細緻的場景描繪，更引人入勝，因而更具有迷惑性。

 

有意思的是，身處工業化大潮自歐洲席捲全球的時代，《烏有鄉消息》一開始就表達出反工業文明的文化特徵。比如，莫裏斯認為地鐵“乃是文明強迫我們使用而成為習慣的交通工具”。反工業文明的結果，就是徹底回到手工勞動時代，它進一步演化為反智主義。

 

現代知識在“烏有鄉”世界裏，顯得一無所用。儘管此地居民有溫文爾雅的風度，有很多的閒暇，他們讀過的書卻不太多，編輯圖書也被當作一種“害人的玩意”。他們甚至對來訪的客人説：“你知道這不是發明的時代，剛剛過去的那個時代已經替我們把所有的東西發明出來了，我們現在滿足於採用那些我們認為便利的發明，而把那些我們所不需要的發明擱在一邊。”

 

在小説中，整個“烏有鄉”國唯一的博學者，就是小説主人翁迪克的曾祖老哈德蒙。而老哈德蒙之所以博學，只是因為他歲數太大(105歲)，身上仍殘留著舊時代的痕跡。

 

“烏有鄉”的政治形態，是典型形式主義的雅典政制。莫裏斯在與老哈德蒙的交談中問道：“我想你們對於分歧的意見，不管大小，都是根據多數人的主張來解決的吧?”老哈德蒙答道：“除此之外還有別的什麼辦法呢?”非但如此，莫裏斯還進一步認為：“在這種社會裏，表面的多數就是真正的多數。”以簡單多數來張揚絕對正義，其結果自然是徹底否認“少數人的權利”。

 

莫裏斯在書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讓老哈德蒙回顧“烏有鄉”是如何在暴力革命中成為現實的。莫裏斯對議會政治也充滿仇恨，在小説中，他多次羞辱性地把議會大廈變成糞便市場。

 

任何“烏托邦”社會成為現實的一個必要前提，是“物質的極大豐富”，而物質財富只能通過勞動創造。“勞動創造價值”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觀點，但莫裏斯卻把“勞動”僅僅理解為具體的體力勞動。在整部《烏有鄉消息》中，我們無法看見人類的思考和精神的漫遊，只有形而上學化的手工勞動。顯然，這與他的反智主義傾向是一致的。

 

不過，莫裏斯也反對《烏托邦》和《太陽城》兩書中所推崇的極端樸素和整齊統一。他鄙視醜陋，強調外表亮麗，所以，“烏有鄉”居民個個光彩照人。讓人不免有些疑惑：“烏托邦主義”經過400年漫長演變後，換來的僅僅是服飾上的華美?

 

“烏托邦主義”：種瓜得豆的歷史實驗

 

從托馬斯·莫爾，到托馬索·康帕內拉，再到威廉·莫裏斯，無不具有悲天憫人的高度人道主義精神，都寄望于改造不合理的社會現實，救萬民于水火之中。但要實現一個以善為目的的社會，卻不能寄託于空泛而不切實際的幻想之中。

 

500年來，“烏托邦主義”給我們展示的世界，是一個徹底扁平化、單一化的世界。它所極力倡導的“公有制”，只能存在於小國寡民的農耕社會裏，人口不宜過多，物資供給有限，社會結構簡單。倘若處於社會結構複雜的工業社會，就必須要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國家管理體系——這恰恰是“烏托邦主義”者所不希望看到的，也是其反智主義態度所無法做到的。很大程度上，“烏托邦主義”者是反對“國家”形態的。

 

顯然，到了19世紀末，“烏托邦主義”者們根本無力應付工業化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並對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和衝突進行適時調整，只好簡單地寄希望於暴力革命，通過暴力手段、通過對他者生命與財産的強行剝奪，以儘快實現“烏托邦”夢想。“烏托邦主義”的極端發展，要麼是無政府主義，要麼則是極權主義。

 

至今為止，從世界範圍來説，歷時500年之久的“烏托邦主義”及其後續多種演變形態的實踐，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源於其內在的重大理論缺陷。但自托馬斯·莫爾以來，500年間，“烏托邦主義”者對促進人類社會的平等發展上，依然做出了獨特貢獻。

 

他們的激情想像，他們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尖銳批判，他們與歐洲封建主義殘余勢力的激烈對抗，都不同程度地促進了資本主義適時調整航向，修正錯誤。沒有他們的天真、執著、善良和幻想，沒有他們持續不斷的嚴格監督與嚴厲抨擊，很難想像，資本主義社會能有如今的模式和狀態。

 

但即使時至今日，人們仍須對“烏托邦主義”者的虛幻想像保持適當的警惕，它不過是人類逃避不如意現實的一方迷幻劑。試想想，一個經濟上絕對平等，每個人任勞任怨，只奉獻而不索取，徹底放棄個人權利，完全聽從調遣，乃至被剝奪思想及個體意志的無差別社會，在哪兒能成為現實呢?

 

答案只有一個：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