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水滸》的那些往事

金聖嘆走到這一步，也可以説是性格使然。他對《水滸傳》的精彩批點充分顯示了他的性格與膽識。他認為一百單八將“不得已而盡入于水泊”是“亂自上作”，肯定了梁山水泊好漢的反抗。

 

水滸眾生相(網絡圖)

 

清代順治年間蘇州大才子金聖嘆罹禍被殺，直接原因是作為生員的他，充當了民間意見領袖的角色，在順治駕崩後的國喪期內，組織地方士民去孔廟哭靈，抗議地方官對蘇州百姓的盤剝。用血腥手段平定江南的清朝統治者對這種有膽有識有強大動員能力的漢族讀書人，決不會手軟。殺金聖嘆乃是恐嚇天下士子，自此，江南士氣黯然收場。

 

金聖嘆走到這一步，也可以説是性格使然。他對《水滸傳》的精彩批點充分顯示了他的性格與膽識。他認為一百單八將“不得已而盡入于水泊”是“亂自上作”，肯定了梁山水泊好漢的反抗。

 

“光明尾巴”保全水滸印行

 

《水滸傳》全名為《忠義水滸傳》，小説取材于北宋末年北方一場規模並不大的底層民眾起義。元末明初，天下大亂，各地底層民眾紛紛揭竿而起，反抗蒙元統治，梁山水泊眾多好漢的故事迎合了這樣的社會背景，在民眾中間廣為流傳，並不斷地被加工，人物與故事越來越豐盈。施耐庵對這些流傳於民間的故事進行整理和再加工，創作了一部完整的《忠義水滸傳》。作為一位士大夫，施耐庵對梁山人造反故事的處理是非常講究政治的。“水滸傳”前冠以“忠義”二字，宋江等人“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主張，宋江造反的目的是為了招安，招安後受朝廷派遣徵遼、徵方臘。這些都是施耐庵“政治正確”的體現，如此，這部書才可能印行。

 

而金聖嘆則不然，他腰斬了《水滸傳》，把受招安、徵遼、鎮壓方臘等回目全部砍掉。而且他在批點文字中，高度褒揚了反抗性強的魯智深、武松、李逵諸人，處處貶損以造反為手段目的為受招安而做大官的宋江、戴宗諸人。如此，腰斬後的《水滸傳》只剩下造反的故事了，全書凸顯的主題成了“造反有理，招安有罪”了，完全沒有了忠於朝廷的“政治正確性”。

 

金聖嘆何其大膽，他的結局，可謂是性格決定命運。

 

儘管施耐庵針對統治者，給《水滸傳》留下了一個光明的尾巴，宋江諸人受招安的結局，一定程度淡化了統治者對這部書的反感。但畢竟讀者看重的是生動曲折的故事和活靈活現的人物。《水滸傳》處處生動地描寫了官員的貪婪殘酷，下層人走投無路的反抗，也在許多細節上渲染了反抗行動的暴力和血腥。就如《金瓶梅》這類小説，主旨是以西門慶縱欲而死的下場宣揚淫蕩無好報的因果，但具體場景描寫過於露骨。因此，《水滸傳》從成書伊始，就不招統治者待見，在不同時代被列入禁書名單。

 

崇禎禁毀“造反教科書”

 

朱元璋以造反起家的，建立明朝的功勳集團不過是成功的梁山水泊一百單八將。但屁股決定腦袋，造反者在反抗暴政時，秉持的是“造反有理”理念，梁山水泊的故事應該曾激勵著元末大大小小的造反者——包括朱元璋和他的部下。一旦造反者打下江山坐了龍廷，就得防備別人造反，宣傳的則是“造反有罪”了。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時，《水滸傳》成書不久，流傳還不算很廣，屢興“文字獄”的太祖沒有就這部書下過禁令。朱元璋死後，明朝處於上升階段，國力和民生狀況都不錯，社會矛盾沒有那樣劇烈，明朝統治的道義合法性還比較充足，因此，《水滸傳》的傳播沒有受到官府大規模的干預，甚至一些士大夫非常推崇這部奇書。明代學者胡應麟説，“今世人耽嗜《水滸傳》，至縉紳文士亦間有好之者”。“嘉(靖)隆(慶)間一巨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南華經》，右置《水滸傳》各一部”。《水滸傳》從嘉靖到崇禎一百多年間，刊印了31次。而到了崇禎朝，社會背景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明朝統治者面臨著元末蒙古統治者的相同危局，大明國遍地烽火，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紛紛起事，更有山東李青山在梁山故地聚眾造反，明朝社稷危若累卵。《水滸傳》此時變成了統治者眼中最不合時宜的一部書。

 

崇禎十五年四月，刑科左給事中左懋第向皇帝上書，請求朝廷頒令焚燬《水滸傳》。崇禎皇帝從其意，下旨“著地方官設法清察本內，嚴禁《(水)滸傳》”。這是《水滸傳》問世後第一次遭到最高統治者的禁毀。

 

乾隆禁止將《水滸傳》譯成滿文

 

滿清入主中原後，作為一個異族統治者，清王室是在明朝內部起義軍和官軍內鬥兩敗俱傷而得漁翁之利的，他對底層的造反更為警惕。所以，滿清統治者進了紫禁城不久，就開始大規模禁書。康熙在位61年，5次下旨禁“淫邪”之書。雍正、乾隆繼承且強化了這一政策。有意思的是，朝廷禁書，首先打的是“掃黃”的旗號，要求禁毀那些“宣淫誨詐，備極穢褻，污人耳目”的小説，漸漸地，“掃黃”擴大到“打非”，《水滸傳》這類宣揚暴力反抗的書列入禁毀之列。乾隆十八年，上諭第一次點名批判《水滸傳》，禁止將《水滸傳》翻譯成滿文——可見當時《水滸傳》之流行。第二年，福建道監察御史胡定在上奏中翻出九十多年前被殺的金聖嘆“妄加讚美”《水滸傳》的舊事，更把這部書定性為“實為教誘犯法之書也”。皇帝準其奏議，下旨曰“《水滸傳》一書，應飭直省督撫學政，行令地方官，一體嚴禁。”

 

丁日昌禁書鬧劇

 

清代最大規模的一次禁毀淫邪、暴力小説、戲曲，是同治七年(1868年)江蘇巡撫丁日昌提議的。丁日昌是廣東人，但長期依附曾國藩、李鴻章，屬於湘軍係高官。他參與了與太平天國的戰爭，目睹了底層人士造反的巨大衝擊力。湘軍于同治三年攻克太平天國的首都南京城，四年後任江蘇省最高長官的丁日昌即上書請禁毀《水滸傳》，顯然和當時歷史背景大有關係。

 

對丁日昌的奏請，朝廷自然批准，並詔令天下，“至邪説傳奇，為風俗人心之害，自應嚴行禁止，著各省督撫飭屬一體查禁焚燬，不準坊肆售賣，以端士習而正民心”。

 

同治年間，地方督撫勢力坐大，對朝廷的詔令總是有選擇性執行。查禁那些流行書，對多數官員來説，是賣力不討好——這個市場太龐大了，因此多數地方官並沒有認真執行。但這禁書建議的提出者丁日昌，當然不一樣，在他的轄區內，那可是真刀真槍地幹。

 

丁日昌這次禁書，強度遠遠超過前朝歷次。其一是有專門的機構，即“設官書局”，刊印《牧令書》(相當於政策彙編)《小學》等宣揚王朝官方意識形態的書，希望以此來衝抵“淫邪之書”對士民的危害。其二是禁書的範圍特別廣，共計156種，《水滸傳》《西廂記》自然是重點禁絕書目。丁氏在全省發佈的飭文稱：“《水滸》、《西廂》等書，幾于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味風流，鄉曲武豪，借放縱為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為尋常。”其三是不但禁小説，而且禁戲曲本子，禁一些劇目公演。在156種禁書之外，增加111種《小本淫詞唱片目》，一些摺子戲、彈詞、民間小調，如《楊柳青》《男哭沉香》《龍舟鬧五更》《揚州小調嘆十聲》《王大娘補缸》等皆列入禁絕目錄。

 

丁日昌在同治年間的官場堪稱能吏，歷史卻對其禁絕《水滸傳》等書的“政績”開了兩個殘酷的玩笑。

 

一是他設局張榜，轟轟烈烈查禁書，為那些禁書起到了很大的廣告作用。時人議論道：“按以上各書，羅列不可為不廣，然其中頗有非淫穢者。且少年子弟，雖嗜淫艷小説，奈未知真名，亦無從遍覽。今列舉如此詳備，盡可按圖而索，是不啻示讀淫書者以提要焉夫!”

 

二是他生了個坑爹的兒子，其行為給了老爸“凈化文化環境”的工作莫大的諷刺。丁日昌的長子丁惠衡，是個捐班知府，最喜眠花宿柳。同治八年十月(丁日昌大規模禁書第二年)，丁惠衡和堂兄弟即丁日昌的侄子丁繼祖逛妓院時，和太湖水師後營右哨勇丁徐有得、劉步標爭風吃醋，大打出手。沒佔著便宜的丁氏兄弟叫來親兵營，將徐有得用軍棍打傷致死。這事鬧大了，丁日昌上奏自請處分，朝廷命兩江總督馬新貽(這是老佛爺安排到湘軍勢力範圍兩江來摻沙子的)審理此案，丁惠衡逃逸。而一心要抑制湘軍勢力的馬新貽要追查到底。不過，丁惠衡還沒有歸案，馬新貽卻在校場檢閱後回官署的途中被張汶祥刺死。這就是轟動一時的 “刺馬案”。朝野許多人懷疑張犯乃受丁氏父子指使，報復馬新貽。此案最後不了了之，張汶祥被處死，案件到底沒能查個水落石出。受降級處分的丁日昌正逢母親病逝，於是借丁憂之名離開官場，五年後復起。

 

不知當時朝野人士聽到丁日昌公子嫖娼與人鬥毆，擅用親兵將人打死的消息後，會不會在想：這丁家少爺如此品行，是受《金瓶梅》的毒害，還是受《水滸傳》的影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