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影響我一生的“光明底色”

王蒙

 

我經歷了一個不平凡的少年和青年時代，因為正趕上大變化，舊中國滅亡，新中國成立，對歷史、生活有一種特別新鮮的感受。這個感受，如果不寫下來，以後的人未必知道，自己也未必記得住。你不可能像那時那麼興奮、那麼單純、那麼激動，不寫下來，這段生命就沒了，就再也找不著了。

 

我動筆寫小説以前，有一個很可笑的故事：當時第一個五年計劃要開始了，要進行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我看了蘇聯作家安東諾夫的小説《第一個職務》，寫建築工地的，完全把我迷住了。我就想一定要上大學學建築，當建築師，要到處蓋房子、蓋樓。但這願望沒實現，才開始寫起小説來。

 

我當時喜歡成名，喜歡被人注意，哪怕引起別人的憤怒。

 

1956年，《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發表，《文藝學習》雜誌組織全國性討論，贊成的、反對的，都有一大片。我那時還不滿22歲，覺得一篇小説這麼橫，一下子就成事了，又有毛主席出來説話。我當時喜歡這個，喜歡成名，喜歡被人注意，喜歡自己的作品能夠感動別人，哪怕引起別人的憤怒。

 

我當時想得比較簡單，好像革命成功，就天下太平了。當時有個説法，叫“從勝利走向勝利”，沒有想到會有曲折。1957年“反右”，一些報刊已經很警惕，我自己的情緒也受到很大的影響，一直到1962年，這段時間我是被完全封殺的。1962年我發表了一點作品，到了1963年、1964年又被封殺了，一直到“文革”結束，前後兩段加在一塊是二十多年。沒人發表你的作品，報刊不理你，或者不再發表，或者説感謝你寄來的稿件，但是不準備發表了。

 

1962年、1963年，我還有一點動力寫作，再往後，我更多的是想學到一些新東西。1963年年底我到了新疆，當時的想法是，希望能有一些成就、一些作為，那麼在新疆或者將來再回北京也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就是能寫出更好的東西來，能寫出——按照當時的觀點——為人民所歡迎、所需要的作品來。

 

我知道新疆對我會是很大的考驗，包括物質生活，以及可能會有的政治上的壓力等;但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渴望有一種新的生活經驗。另一個民族，另一種語言，另一種唱歌和跳舞的方法，另一種建築。我覺得這些新東西太寶貴了，人活一輩子，就是對新鮮經驗的這麼一種追求。

 

“文革”一開始，我也有點架不住了，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其實我並不在“文革”的風暴中心，完全在邊緣，因為我在農村勞動，已經不是目標了。“文革”的鬧騰強度，新疆比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相對小一點，但鬧得也很厲害。很多人都沒有聯繫了，也不知道他們的情況，像老舍自殺，我是很晚才知道的。

 

大概是1978年，《人民文學》雜誌社還有一些出版社開始有人給我寫信。他們表現得也不是特別熱烈，但是至少認為我是可以接觸的人了。我給《人民文學》寫了一篇小説，過了大概兩個多月，突然寄來一本雜誌，小説發表了。當時我正在跟愛人一塊包餃子，興奮得連餃子都顧不得包、顧不得吃了。

 

其實當時我已經放棄了，“文革”開始以後，我就幾乎不再想文學的事情了。1978年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得到平反;1979年年初，“反右”得到“改正”。1979年6月，我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市文聯“專門從事創作”。

 

不相信什麼，也就是另一面的相信什麼。

 

擔任公職之後，你所面對的就是共産黨這樣一個執政黨，面對的是國務院這樣一個政府機構。何況你又早就是它的黨員，所以，你有你自己的任務。這個天然屬性，矛盾也很多，個人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別人有時候很難判斷你的選擇。

 

以我來説，11歲和北平地下黨組織建立固定的關係，14歲就成了黨員。1949年，我還沒滿15歲，就成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幹部。遠在我成為寫作人之前，就已經投入這樣一個政治生活、革命生活。所以我和因為擔任了某某官職就不再寫作的人，情況是不一樣的。

 

中國的變化非常快，北京人有一個半開玩笑的説法，叫趕上什麼算什麼。你趕上革命的凱歌行進，新中國的建立，到處紅旗飄，到處打著腰鼓，這是一個勁頭;趕上政治運動，趕上文化大革命，到處又打仗、又辯論，這又是趕上了;你趕上思想解放，發表各種意見，這也是趕上了。所以每個人生活的經驗，歷史上的定位，差別非常大。

 

我想，北島説“我不相信”，可以説反映了“文革”後期那一批青年作家中不少人的心緒。而我們這一代人，所謂50年代的作家，一個最大特點就是相信。就是相信革命的許諾，相信歷史的前進，相信新中國的這些目標，都能夠達到。這樣一種相信，我有時稱之為“光明的底色”，可以看得出來對我這一生都有影響。比如説我到了新疆，仍然抱著一種積極的態度來對待人生，並不是就此悲觀失望，甚至於痛不欲生，或者頹廢墮落。

 

其實不相信什麼，也就是另一面的相信什麼。

 

説什麼老子天下第一，我是老子天下第二。

 

但我不希望誇張文學的代際關係。有些年輕人抱著一股牛勁，甚至於把前幾代人全部否定，我開始寫作的時候，也有這種心思。我心想我一寫，就跟你們全不一樣，把你們全鎮住。這是很自然的。如果年輕人覺得自己寫的不如老一代，那你就不用寫了，你讓老一代寫就完了，你還寫它幹嗎?所以我覺得這是正常的，不必覺得可怕，人人都一樣那還了得?我不是一個鑽頭似的人，只會在一個點上往深了鑽，我覺得我可以容納很多東西。

 

我覺得中國文學的情況不悲觀。中國文學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有大量中國作家的作品被翻譯到國外去;再一個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大概四五年以前，或者六七年以前，我做過一個統計，莫言被翻譯到外國去的作品條目是最多的，他大概有300多條，我是200多條。所以我老開玩笑，説什麼老子天下第一，我是老子天下第二。

 

我的年齡，我的處境，我的身份，使我對各種獎的興趣也接近於零，但是我對自己的新作還有一種確實是純粹的、文學的期待。如果我有夢，也是文學的夢，不是獲獎的夢，不是獎金的夢。也許30年前我會有這種想法，現在我沒有了，因為“明年我將衰老”(王蒙新作的書名)。

 

我會創作出和過去不同的作品，我不會原地踏步。但是不等於説我寫的這個不同的作品，就要成為曠世佳作。那不是我的事情，那個得由歷史，由時間來做結論，起碼20年以後再看。

 

王蒙答問

 

問：您更喜歡被叫做王作家，還是王部長?

 

答：我最希望被叫做王蒙。因為中國沒有“王作家”這種説法，沒這個習慣;至於“王部長”，那已經是明日黃花，過去不知多少景了。中國有的人很重視官職，就是所謂階級，這個階級不是生産關係的階級，就是官階，你是什麼級別。

 

但是就我的實際表現來説，我想很多人首先看重的是我的作品，因為我從事寫作的時間和寫作的量擺在那兒。

 

採訪手記

 

王蒙今年79歲，剛出了新書《明年我將衰老》。書名來源於他某次參加節目錄製，被同臺的年輕作家問道：“您不覺得自己很老麼?”他答道：“還好，我明年開始老吧。”讓他憤憤不平了兩年之久的是，節目播出時刪掉了他這句機智的回擊，而只剩下年輕人的詰問。王蒙願意寬容，但不願服輸，他要滴水不漏。面對王蒙，我想起查建英曾經形容他的表情，“機警又放鬆”。

 

王蒙，生於1934年。作家、學者，14歲入黨，1957年被劃為“右派”，在新疆生活過十幾年，後曾任文化部部長。著有《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中國天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