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鄉愁傳統：始於《詩經》 常現于士人精英作品中

在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提出城鎮建設“要體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託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這段表述與傳統的官方語體頗有差異，感性而詩意。此表述一齣臺即引起諸多觀察人士的關注，時間過去月余，儘管多方關注卻並未引起有深度的討論，特別是對文件中提出“鄉愁”的政策深意未見有價值的解讀，令人遺憾。

中國鄉愁傳統可上溯至《詩經》，通過《詩經》中兩首廣為人知的詩歌的對比，可準確説明“鄉愁”體驗發生的微妙性。一首是《小雅·採薇》，經學家孔穎達説這是一篇文王“遣戍役”之作。這篇演説成功地運用“鄉愁”來激勵士兵，且看這首詩是怎麼喚起人們的鄉愁體驗的：

全詩前三節是“遣戍役之辭”，就是鼓勵兵士們離家去戰爭。第四節説：“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這是一個轉折。前三節是對一般兵士的激勵之辭，第四節則開始描述比普通士兵較高的將帥行止，渲染了將帥的煊赫。第五節則進一步渲染，“駕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第六節則説：“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這段描述鄉愁的著名文字其實點出了“鄉愁”體驗的先覺前提，即唯有在他鄉獲得成功之後，才有此閒心來弄愁吟賞。因此，“鄉愁”體驗並非消極體驗，而是對離家遊子在他鄉有所成就的獎勉。

《詩經》另有一首詩歌則説明瞭離家之後、恓惶歸來其實並無“鄉愁”可言，這首詩是《豳風·東山》。《東山》篇反映的是周公東征。全詩四節，每節開頭都是以“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起興，這裡的歸來之“我”應是一般兵士，而且去時是平頭百姓，回來也是恓惶落魄，因此，在他眼裏的故鄉就不再是可以吟賞的對象，而是無比悽慘：“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東山》比之《採薇》，一“悲”一“愁”涇渭分明，蓋因去家歸來之人是否在家鄉之外獲得穩定之立身的資本有別。

上述解讀局限于《詩經》，且僅採其中兩詩，以之論中國鄉愁傳統似乎不夠全面，卻別具啟發意義，以此深入考察中國鄉愁傳統，可發現：在中國社會傳統中，“鄉愁”體驗實質是離開本鄉本土的離家者在家鄉之外獲取了安身資本，從新的社會身份認同回望自己與家鄉的“距離”，離家者既無可奈何地承認了這種“距離”，又因自身已獲新的安身之所因而對這種“距離”産生了藝術性的賞玩，兩種體驗雜揉即是“鄉愁”的況味。沒有獲取在家鄉外安身的資本，“距離”彼岸的故鄉于他而言只有“鄉悲”而無“鄉愁”。

在中國鄉愁傳統中，“鄉愁”的書寫，絕少見於以鄉民主體為創作者的民間文學藝術中，相反，絕大多數的“鄉愁”吟唱出現在以士人為創作主體的精英作品中。這些士人群體通常是生於鄉土社會、壯年遊宦他鄉，在遊宦任上他們對故鄉的回顧與書寫，構成了中國鄉愁書寫的主要內容。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的離鄉歷程已經歷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有進城務工人員出現;第二個階段，90年代初葉，進城務工人員大量涌現;第三個階段，新世紀以來，新生代農民工漸成農村去家離鄉的人群主體。自80年代初至今，中國農村的去家離鄉群體主要是以這些進城務工人員為主，他們離開了自己的家鄉，拼搏在城市，但城鄉二元體制註定無法獲取在城市立身的資本，因此，不管他們在城市如何付出，農村始終是他們的宿命，本鄉本土于他們而言乃是“鄉悲”的對象，其實並無“鄉愁”可言。

為何新型城鎮化建設要讓人“記得住鄉愁”?筆者認為，原因在於正在展開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將在未來創建不一樣的中國農民去鄉模式。新型城鎮化建設目標在於打破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通過深入的地權改革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引導中國“農民”向“市民”轉變，最終使中國農民在地權流轉中雖然去家離土，但在合法權益獲得保障的前提下，仍能獲得穩定的立身資本與身份認同。其間，地權流轉將導致越來越多的農民搬遷進城或在地城鎮化。毫無疑問，離土的農民如何延續其在土地上生長並傳承千百年的鄉土傳統將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