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樸民：越王勾踐的負面示範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鄉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唐代李白《越中覽古》)

身為紹興人，本應該對本鄉的前賢多懷尊敬乃至崇拜的感情。然而，對於紹興歷史上的第一號名人——越王勾踐，我卻怎麼也難以萌生敬重仰慕的情愫。的確，他是一位英雄，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在吳越兩國的生死較量中笑到了最後。換言之，他從絕境中奮起，歷經艱苦卓絕的奮鬥，終於統率敝鄉的先輩子民一舉戰勝今太湖流域一帶的吳國，逆襲成功，成為春秋歷史上的最後一位霸主。他的奮鬥與成就，稱得上是歷史上東山再起、捲土重來、死灰複燃、扭轉乾坤的典範，是名副其實的勝利者。

正是因為這個緣故，越王勾踐便成為了歷史上備受肯定和推崇的正面人物。中國人素來奉行“功利至上”的原則，所謂“成者王侯敗者寇”，尤其是像勾踐這樣原本處於絕對劣勢地位的人物，居然能憑藉自己的不懈努力，而實現強弱態勢的徹底轉換，由失敗者一變而成為勝利者，這實在是太令人讚嘆備至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種百折不撓的精神，韌性與堅強，乃成就大事的前提，一般人很難具備，可是勾踐他做到了，這不能不讓人驚詫，更不能不讓人佩服。於是乎，數千年來，勾踐就成了不屈服於命運，能夠將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永恒象徵，所謂的“膽劍精神”也被謳歌嘉許至今，甚至於成了人們寄託憂國情懷賦予恢復中原追求的文化象徵與精神符號：像南宋人柴望的《越王勾踐墓》一詩，就很典型地反映了這樣的意識：“秦望山頭自夕陽，傷心誰復賦淒涼?今人不見亡吳事，故墓猶傳霸越鄉。雨打亂花迷復道，鳥翻黃葉下宮墻。登臨莫向高臺望，煙樹中原正渺茫。”

但是，歷史主義的基本觀點告訴我們，任何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考察與評價，不能離開“知人論世”的立場，不能以“成王敗寇”的功利主義為唯一的判斷標準。勾踐固然贏了，但説到底贏得並不光彩;夫差的確輸了，但輸得很有尊嚴。勾踐的勝利，説到底是以突破人類道德良知的底線，蔑視和毀滅公認的規則為前提的;夫差之所以大敗虧輸，身死國滅，同樣是為他始終按規則出牌而付出慘痛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加分析，不加區別地一味肯定越王勾踐和絕對否定吳王夫差，在歷史的價值取向上是會有問題的。因為它必然會導致價值觀的紊亂和善惡觀的顛倒，造成小人文化的猖獗和君子精神的沉淪。

越王勾踐的本性，從根本上來講，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即“狼子野心，蛇蝎心腸”。范蠡説他“長頸鳥啄”，可謂非常到位，十分傳神。這種本性加上堅韌的毅力和出眾的才能，對社會普遍道德觀的破壞，對人類良知的挑戰，其危害之大尤其嚴重。應該説，勾踐一登上歷史舞臺，就毫不掩飾地釋放了這種邪惡醜陋的能量，早在攜李之戰中，面對強大的吳軍和身經百戰的前輩吳王闔廬，他居然能劍走偏鋒、匪夷所思地採取跡近極端的招數：“二君有治，臣姦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左傳·定公十四年》)在陣前讓數百囚徒排成三列當眾自刎，並趁著吳軍將士目瞪口呆、驚魂未定之際發起進攻，一舉而克，凱旋而歸。這種做法充滿著血腥與殘忍，屬於徹頭徹尾的下三爛手段。靠此取勝，顯然是完全打破了人類的道德底線。

更讓人切齒痛恨的是，越王勾踐“食髓知味”，在後來的吳越角逐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出類似的招數，將陰險毒辣的小人文化發揮到淋漓盡致的程度。將煮熟的稻種送給吳國，導致農田顆粒無收的舉動，就是頗有典型意義的事例。

眾所週知，按照當時通行的“軍禮”原則，“不加喪，不因兇”是軍事行動的重要戒律之一，也就是説，不能乘人家國君新喪，正進行權力交接之時展開進攻，也不允許在敵對國家遭逢天災、出現饑荒的凶年之時發動戰爭。不僅如此，敵對國家之間還有在兇荒年份互為救助的義務。這就是上古的“人道主義”傳統。例如當年秦晉互為敵國，可秦國鬧災荒時，晉國就施之以援手，將大批的糧食通過舟運贈送秦國，以解秦國民眾的燃眉之急。《左傳》對此有詳盡的記載，稱之為“泛舟之役”。

這種傳統一直延伸到春秋末年，吳王夫差很好地恪守了這種“救荒賑災”的基本原則。當越國鬧災荒，向吳國提出了借稻種的請求時，毫不遲疑地滿足了對方的願望。可是，風水輪流轉，等到吳國遇上同樣的困難，向越國借稻種之時，越王勾踐不出借也就算了，竟然還能想出最惡毒的招數，將稻種煮熟了之後再行出借。這樣的種子播種在大地上，當然不會發芽，更不會成長，使得吳國飽嘗錯失救荒賑災的最佳時機，進一步加重災難的苦果。這樣的手法，顯然不是正人君子幹的事，可越王勾踐就這麼做了，而且做得如此從容，如此自然，絲毫沒有流露半點道德上的愧疚。這絕對稱得上是古代版的“我是流氓我怕誰”了!

相形之下，吳王夫差就吃虧在他內心深處，尚存留著一定的貴族精神之氣息。作為一個統治者，他當然也不是什麼善類，可吳國畢竟是泰伯、仲雍曆盡千辛萬苦所建立的國家，周禮文化的傳統相對保留得較多。所以，在原則問題上，作為泰伯的後裔，吳王夫差還是能夠按照既有的規則出牌的。“軍禮”提倡“服而舍人”，“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孔夫子也主張“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這就是戰爭“善後”問題上的公認規則。因此，當夫椒之戰大獲全勝之際，吳王夫差對越王勾踐沒有採取趕盡殺絕的做法，而是按“軍禮”的要求辦事，放越王勾踐一馬，允許越國繼續存在。這也是合乎邏輯、合乎常規的選擇，當屬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問題是，吳王夫差的君子之舉，遇上了像越王勾踐這樣徹頭徹尾的小人，就顯得完全徒勞，純屬笑話了。古道熱腸PK冷血無恥的結果，當然是後者勝出。無怪乎，後人要為夫差的“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而一掬同情之淚了：“越王兵敗已山棲，豈望全生出會稽。何事夫差無遠慮，更開羅網放鯨鯢。”(唐代胡曾《咏史詩·會稽山》)在中國的歷史上，君子鬥不過小人，貴族鬥不過無賴，似乎並不罕見。一個人，一旦能突破道德的底線，不講求遊戲的規則，那麼，在功利至上的世界中，就可以暢行無阻，無往而不勝，所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所道出的正是這個沉重的歷史事實。

越王勾踐肆無忌憚，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沒有任何思想負擔地濫用各種損招、狠招，所以，他最終就贏了;贏得“理直氣壯”，勝得“圓滿亮麗”。而後人對此不僅沒有絲毫的譴責，反而津津樂道他的“成功”，他的“霸業”，只看到其“臥薪嘗膽”、快意復仇的光鮮，這不能不説是歷史的扭曲與歷史的悲哀，也給後世的人們作出一個十分醜陋的負面示範。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