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中國文明究竟在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學者馬勇

中國文明原本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不會排外。從歷史主義觀點看，中國文明具有不可思議的包容性，一切異質文明因子都會被中國文明接納、重組與吸收，成為中國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漸漸成為須臾不可離開的組成部分。

與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剛剛進入中國時，中國文明也沒有排斥西方文明。假如我們回望過去2000年中國與西方的接觸，可以看到中西之間的交往，可能遠大於我們後來的想像。秦漢帝國已經與西方往來，後來的絲綢之路實際上已經到了純粹西方的邊緣地帶。至於元朝，其征戰固然給東西方帶來一些災難，但中西文明在那個時代確實出現過一次為時不短的正面接觸。

那麼，中國文明究竟在哪個環節出了問題，讓我們面對西方的時候有一種被欺淩受傷害的感覺呢?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歷史課題。大致上説，滿族人入主中原的時候，面臨著漢化、西化雙重壓力，清朝在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內部原因而沒有延續明朝中晚期與西方文明坦然交往的歷史。而清朝的早中期，即17、18世紀，正是人類歷史突飛猛進變化的時期，中國閉關鎖國斷斷續續不過100多年，當中國再度面對西方時，中國與西方已從原來的異質文明變成了兩個時代的文明。中國文明還是一個純正的農業文明形態，而西方文明已變成了工業的、商業的，即近代的文明。

兩個時代的異質文明並不構成交往的滯礙，中國如果在那個時候——準確地説在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時候——打開國門，開放市場，中國肯定會經過一場陣痛，但中國必然會在農業文明基礎上增加一個工業的、商業的文明。

然而，歷史沒有辦法復盤。聰明絕頂的乾隆大帝就是不願接納西方，不同意與西方構建一個與“朝貢貿易體制”不一樣的近代國家關係。乾隆大帝的失誤不是使中國繼續自外於世界多少年，而是使中國問題越到後來越複雜。中西之間不能構建和平的近代國家關係並不意味著中國重回銅墻鐵壁的桃花源，中國事實上始終就沒有完全中止與西方的貿易交往，一口通商始終存在，非法的貿易更是朝野通知。非法貿易讓中國錯過了和平轉型的機會，中國沒有辦法接續明代中晚期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走上一個新的時代，更沒有辦法完成産業轉型、市場開發，重組社會結構。

中國日趨被動，特別是貿易失衡之後的鴉片貿易，使中國人在那個時候漸漸有了一種被欺淩的感受。如果我們仔細體會林則徐1839年的言論，就應該承認林則徐的廣東之行並不是魯莽，也不是不懂貿易規則，不懂世界，而是一種忍無可忍的抗爭。到了1860年，中國再一次被英法打敗，中國與英法美俄等大國相繼簽署了《北京條約》，中國終於醒悟，終於邁出了走上世界的步伐。

中國人的活力、中國文明的接納力量，都是不可思議的強大，短短幾十年，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如果從1911年回望1860年，中國的變化就是不可思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政治架構，中國人還是中國人，但中國的天與地都與幾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中國從傳統走到了現代，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已經接納了一個工業的、商業的文明。

那時，中國人的歷史敘事還沒有那麼多的抱怨，我們讀陳獨秀、胡適、梁漱溟等各派學者的論述，他們在回望過去幾十年、幾百年的歷史時並沒有抱怨西方，並不認為外部因素阻礙了中國的進步。然而不幸的是，20世紀全球範圍的民族主義思潮深刻影響了中國，此後的中國漸漸地改變了對近代中國歷史的敘述。被侵略、被欺淩的話語漸漸成為近代中國敘事的主流，中國人的心理漸漸被蒙上了一道從未有過的陰影。

中國文明是一個包容的體系，近100多年的歷史再一次證明中國文明的大度。我們應更多地參照近代西方的歷史敘事，修正、補充我們過往的歷史敘事。正是在這種心情支配下，我饒有興趣地翻閱了《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一書。這部取材于1842年創辦的《倫敦新聞畫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不一樣的觀察視角，從西方的記錄中尋找近代中國發展變化的另一種記錄。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本文為《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一書的序，有刪節，該書已由北京時代華文書局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