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酒史：文化的脈絡

四川彝族婚禮上，主人端酒敬客(攝于1938年)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錨定禮制與傳統的酒

 

夏商週三朝，被中國傳統史學家稱為“三代時期”，從西元前20世紀開始，綿延近1800年，然而有確鑿文字與銘文器物可考據的歷史，則要源於商。商人性格活潑，注重感官享受，殷墟婦好墓挖掘出的210件禮器中，僅酒器就有方彝、尊、獻、壺，爵等15種175件，佔全部禮器74%，酒器在墓葬中的批量擺置反映了商人重酒的風氣，並且在擺放位置上也凸顯尊貴。

 

《詩·商頌·烈祖》中強調祭祖時美酒的重要性“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張光直在《商代的巫與巫術》中提出：“酒是一方面供祖先神祇享用，一方面也可能是供巫師飲用以幫助巫師達到通神的精神狀態。”可見早期的祭祀離不開酒，而祭祀時候的飲酒也有特別的規定，一般先有巫師或祭司飲酒，傳達神靈的旨意。

 

上世紀80年代，在鄭州商城附近出土的25座平民墓葬中，有隨葬品的9座裏均出土了爵、觚等酒器。商代酒器最簡單的組合是一爵一觚，用以斟飲。現代考古學家認為，這種酒器之所以命名為“爵”，是由於它的造型像一隻雀鳥，前面有流，好像雀啄，後面有尾，腹下還有細長的足，而古代爵與雀同音通用。當時的酒用粟和其他穀物釀造，飲用時將酒盛放在長腿的容器中，用木炭火加熱保持溫度。賓主酒酣耳熱之時，樂舞表演將把宴會的氣氛推向高潮。根據《商頌》中的描述，重要的祭禮都以舞隊的“萬舞”開始，伴隨著鼓、管、鐘、磬等樂器的伴奏，最後在盛大的宴饗中結束。被總稱為“萬舞”的舞蹈包括舞者手持馬轡的武舞，以及腳踩雙幹，類似高蹺的林舞。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谷，實函斯活，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這是《詩經·周頌·載芟》中的詩句，描寫了農事田樂風俗生活，以及釀酒祭祖，敬老舉行祭祀的場景。與商代不同，周代的酒成為了王室弘揚“禮制”與儀典的載體，飲酒聚宴往往只是繁瑣而莊重的祭祀典禮結束後的附屬程式。民國時期知名國學研究大師，歷史學家柳詒徵曾説：“古代初無尊卑，由種谷做酒後，始以飲食之禮分尊卑也。”按照《中國的食物》作者美國人類學家尤金·N.安德森的説法，禮儀的目的在於表達、灌輸、傳播某種崇高永恒的等級觀念和社會秩序。

 

對於飲宴具體制度，《禮記》記載了很多嚴格要求，比如參與祭祀宴會者的身份不同，其使用的酒器也因等級而有所差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祭祀之時，酒之種類不同，拜訪位置也有嚴格繁瑣的規定，比如明確要求祭典時，淡薄的酒放置於內室，甜酒在門邊，淺紅色的清酒在堂上，清酒在堂下(“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在飲酒禮儀上，《禮記·曲禮》也嚴格按照長幼尊卑之序進行了規定：“侍飲于長者，酒進，則起拜受于尊所……長未舉爵，少者不敢飲。”甚至酒器的擺放也有嚴格規定：《禮記·玉藻》中有“惟君面尊”一説，後大儒鄭玄解釋為，賓主相會于廟堂前柱廊之下，飲宴之時最重要的貯酒器就必須面向尊者，主賓之間即便敬酒，也要遵循一定的規矩，《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就記載周天子設酒宴款待晉侯，特意允許晉侯回敬以為恩寵。

 

周平王東遷洛邑後，周王室對諸侯國的控制能力一落千丈，隨之的春秋戰國時代為中國政治社會與經濟格局發生大變動之時期，戰爭與外交衝突頻繁，商業、農耕與軍功之勃興，促使社會階級流動性驟然增強，也使原有的世系貴族分封制度難以維繫，“禮崩樂壞”的大背景下，是個人生活自由化與諸子百家、各類政治哲學理論興盛的景象。春秋戰國時代的飲宴突破了拘謹死板的周代禮儀，《晏子春秋》卷一《內諫篇上》就記載了齊景公在飲宴中公開表示“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請無為禮”。而《史記·滑稽列傳》中，齊威王曾詢問“身不滿七尺，滑稽多辯”的客卿淳于髡酒量如何。善辯詼諧的淳于髡回答説，如果是齊王在宮闈之中設宴，禮儀嚴格，自己飲一斗即醉;假如是舊友重逢，互訴衷腸，則酒量可以上升至五六斗;但若是鄉間俗宴，男女雜坐，彼此敬酒，席間還有六博、投壺一類的遊戲可做，呼朋喚友，相邀成對，握手言歡不受處罰，眉目傳情不遭禁止，席間女賓的釵環狼藉滿地，如此樂不可支，那麼即便飲盡八斗之酒，醉意也只有兩三分。雖然淳于髡之意在於婉轉提醒齊王宮廷宴樂不可過度，但春秋戰國之際飲酒習俗之日常娛樂化，從中可見一斑。

 

西漢立國早期推崇黃老之學，休養生息，然而儒家作為“官學”的地位卻不斷上升，要求恢復三代之禮，但包括酒禮在內，漢代宮室朝堂典章制度卻沿襲秦代，大大簡化。《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中，叔孫氏揣摩劉邦厭繁喜簡的脾胃，提出朝儀為“古禮與秦禮雜就之”。漢高帝七年(西元前200)十月，長樂宮落成之際，文武百官與諸侯王依據禮制，按照尊卑次序站起來向皇帝祝頌敬酒。共斟酒九巡，中間有御史監察來回巡查，審視群臣有無失禮舉動，一改漢室粗創之日，群臣目無君上，喧嘩吵鬧的景象，使得劉邦在喜出望外之餘感嘆：“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從今天來看，唐、宋可稱中國古代歷史中的“第二帝國”時代，其強大壯盛，對外開放與交流程度較秦漢“第一帝國”，猶為過之。盛唐時的宮廷宴樂活動，較之秦漢魏晉，富於堂皇奢侈之象。據《新唐書·禮樂制》記載，唐代宮廷內部庭設宮懸(鐘磬等樂器)，堂上設登歌(樂師)，最隆重的禮儀性宴會開始時，設鼓吹十二案，皇帝出於殿庭至禦座時，太樂令撞黃鐘，右五鐘皆應，宮懸奏《太和》之樂;禮畢時皇帝入，太樂令撞鐘，左五鐘皆應，宮懸復奏《太和》。宴會開始，皇帝初受群臣蹈舞朝拜時，舉酒奏《休和》，其間三巡行酒時，皇帝舉酒用《昭和》，皇帝與群臣享用饌食時，奏《休和》，席間共行酒十二遍。

 

中晚唐時代的飲宴會集，賓主之間的“獻酬”(敬酒)極為自由，席間所有賓客皆飲一杯，稱為“一巡”;每巡最後一人必須連飲三杯，稱為“藍尾”;唐人舉酒相敬，有“蘸甲”的風俗：敬酒時，以指甲伸入杯中略蘸，再彈出酒滴以表敬意。韋莊在《中酒》一詩中就有“南村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滿瓢”的描寫。冬日中，唐人喜好將酒加熱後再飲用，所謂“爐溫先暖酒，手冷未梳頭”。

 

到了元代，中原酒風為之驟然一變，由趙宋王朝時期的文弱細緻，變得粗獷豪放。元帝國崛起于北方草原，建立的國家亦跨越歐亞大陸，雖然早期征服戰爭造成了對社會與文化的巨大破壞，但境內秩序一旦穩定，服員遼闊與統一的政權也造就了“東至於海，西逾崑崙，南極交廣，北抵窮發，舟車所通，寶貨畢來”的繁榮景象，蒙人長于騎射之間，草原又是酷寒之地，所以酒風與文弱的趙宋王朝相比，則有遊牧民族的豪爽氣息，《元史》記載，當時宮廷酒器容量巨大，北京北海團城承光殿前的玉甕亭中，仍藏有元代可貯酒三十余石的瀆山大玉海，史冊記載，大都宮城中，還有貯酒高達五十余石的木質裹銀漆甕。《馬可·波羅遊記》中曾記載：“蒙古首領特別喜歡強迫人喝酒，不喝是絕對不行的。”

 

在各種粗放的元代宮廷飲酒禮節中，最為體現草原特色的即為“喝盞”，原為金朝女真人禮俗，後為蒙古部落沿襲，蒙古語曰“月脫”(或作斡脫克)，意為“進酒”：飲宴之時，一名貴族持酒觥立於大漢右側，一名貴族手持柏板立於左側，持板者拍板一次，口頌一聲“斡脫”，則鼓樂齊奏，與會貴族朝臣向大汗敬酒。此即元代文獻中記載的：“凡飲宴，以月脫之禮，國語唱盞也。”

 

與秦漢，唐宋帝國截然不同，取代元帝國，復興中原的明代從誕生伊始，就帶有拘謹繁瑣的作風，明太祖朱元璋極為推崇程朱理學，憲宗成化年間，亦制定八股取士，典章制度遂以繁瑣死板著稱。僅宮廷宴樂一項，按規格就有大宴、中宴、常宴和小宴之分。筵宴之前，禮部要開具預宴官員職名、畫位次呈報皇帝閱覽，皇帝批准後將所畫宴圖懸挂于長安門示眾，然後由光祿寺按鴻臚寺所開送的職名、班次製作貼注，以官品次序貼于筵席席端。宴席開始，宮廷教坊司需跪奏一曲“炎精開運之曲”，這時所有預宴官皆跪，待皇帝飲畢，文武百官四拜而起，回到座位，各序班官員方進群臣酒盞(群臣自第二爵起方可飲酒)。從第二爵酒開始，皇帝飲酒時群臣不必下跪，但需候皇帝舉飲後，群臣才可自飲。

 

明代中期，也正是朝野上下華夷有別，懷柔四海之天下國家觀形成的年代，如果適逢周邊各國貢使來京赴任、離職或者佳節華誕，即要于玉河西岸新建的烏蠻驛會同館舉辦“上馬宴”或“下馬宴”款待。貢使在京師朝貢期間，如遇朝廷大型筵宴，也會受邀參加，在宴會之日，由三名引通夷人員通事序班引領，于殿外丹墀入座，對於朝鮮國貢使的招待，因其淵源和恭順，而與其他朝貢國有別。朝鮮貢使被安排在殿內東面第七班入座，大宴時有條不紊的飲酒進食，盛大的歌舞表演，動輒上千的預宴人員，這種展示天朝富強盛景，宣威于“外夷”的豪奢之舉，帶給貢使們心中的震撼自然可想而知。“承綸押宴太監來，隨例尚書許赴陪。仙樂方陳朱翟舞，宮壺催進紫霞杯。”萬曆年間入貢的朝鮮國貢使崔演書寫的這首《會同館赴宴》，就是此景最好的寫照。

 

壺中歲月長——酒與中國士人的精神世界

 

在中國文人士大夫中，飲酒之風雖然興起于漢代，但只有到了東漢末期與三國魏晉時代，才成為精神生活的重要特徵，並與創作發生緊密聯繫。到了東漢末年，學閥名士之間的聚會，也要以酒為觸媒，號為“江表八駿”之一的荊州牧劉表，為了使飲宴不拘一格，特地製作了三座特別的酒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其容量分別達到7升、6升與5升。而雄踞河北，四世三公門生故吏滿天下的袁紹，為了在盛夏三伏避暑，召集子弟與文武于山水幽靜清涼處晝夜酣飲，“極醉於無知”。從而使“南荊三雅之爵”與“河朔避暑之飲”一同成為東漢末年酒史上的佳典。

 

魏晉時代，政治變故頻繁，社會動蕩加劇，傳統士大夫一方面以玄學清談逃避現實政治，一方面求助於藥石醇酒，以放蕩狂怪之風自我標榜。著名漢魏文學史研究家王瑤曾在《中古文學史論》中評述説，士人對現刻的生命更覺熱戀和寶貴，放棄了祈求生命的長度，便不能不要求生命的密度。放浪形骸的任達和終日沉湎的飲酒，是由同一認知推導出的兩種相關行為。

 

《晉書·阮籍傳》中所説，阮氏“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所以最後選擇了“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阮氏曾因步兵軍中廚營有佳釀三百斛，而毅然出仕，擔任步兵校尉;而同為竹林七賢中最年輕者，與阮籍為忘年交的王戎，也是阮氏放誕飲酒風格的忠實追隨者，《世説新語·任誕》記載説：“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沽酒，阮與王安豐(王戎)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然而最為驚世駭俗的莫過於《酒德頌》的作者劉伶，他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命仆從手持荷鍤跟隨，任意而行，叮囑其“死便埋我”。

 

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魏晉名士，多好老莊之學，追求“形神相親，造化同體”的物我兩忘境界，這種境界只有通過藥石與酒的催化方可達到。在“七賢”的示範下，魏晉名士無不以豪飲放誕為尺規，晉元帝太興末年為吏部郎的新蔡鲖陽名士，“八達”之一的畢卓，曾因盜酒而被鄰居綁縛于酒甕邊，他常對左右説，自己的理想就是：“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在此大動亂時期，釀酒業所代表的物質生産與消費的興盛，于傳統史家看來則是正統陵夷、綱紀不振的亂象，此時期史家記述中昏君之多，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並多以暴虐奢靡好酒為特徵。

 

唐宋之間，在酒和昇平氣氛的烘托下，文人學士的遊宴活動成了盛唐氣象的點睛之筆。法國漢學家華蕾立認為唐代與宋代官僚士大夫繼承魏晉風雅，將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學雅化;以日常交遊和詩酒唱酬為主的宴遊之樂深刻體現了政治朋黨和文學集團的産生，標誌著了士大夫群體意識的自覺，以及社會精英生活方式向下層的大規模輻射。到了春日融融，百花綻放的季節，則是唐代文人士大夫結伴出遊，飲于郊野的時候，出遊之時，每人都攜帶酒器、圖障(帶有繪畫的小型屏風)、軟榻、酒器與錢絹等物，一遇可休憩之勝景，就將酒具挂起，就地掃取落葉斷枝，生火暖酒，酣飲之餘吟詩遣興：一如白居易筆下“林間暖酒燒紅葉，石上題詩掃綠苔”的描寫;《新唐書·李白傳》載，李白、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李琎、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杜甫特撰《飲中八仙歌》，以描摹其酒中豪放之態，在其筆下，嗜酒如命的李琎為“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車口流涎”，而李白則是“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與唐代相比，宋代士大夫的政治主體意識更為強烈，“同治天下”是他們自我砥礪的口號與追求的目標，曾力主變法，支持王安石的著名士大夫士人張載在與王氏同遊湘東，抵達衡陽酃湖會宴時，仍不忘探討強兵富國之道，並以釀酒之法比擬變法革新，留下了“美哉酃酒，與月同光。古酒新釀，振策家邦”的不朽名句。

 

明代初年，中樞朝廷追捧程朱理學的傾向與株連不斷的政治詔獄，嚴重影響了士大夫們的精神世界，著名詩人，明初四傑之一的高啟，在《擬古十三首之三》中蔚然慨嘆：“生時不肯飲，死後將如何。”在高壓環境下，明代前期的士人飲宴賦詩活動和思想著述也陷於低潮，然而卻出人意料地在正德、嘉靖朝後迎來了一股復興，這無疑要歸於始自王陽明的“心學”，在明代中後期的興起。

 

同樣，明代中後期市民社會文化的勃興與江南地區經濟的繁榮，也為這種依託酒宴放誕的思潮提供了基礎。主張飲酒作詩要獨抒“性靈”的公安派領袖袁宏道便主張官僚士大夫從嚴格自律的古代經典研究闡釋，甚至瑣屑的官僚事務中完全解脫出來：“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聽新朝事。邸報束作一筐灰，朝衣典與栽花市。……眼底濃濃一杯春，坳于洛陽年少淚。”(《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

 

淺斟低唱，百盞爭鋒——世俗化享樂中的酒

 

雖然中國釀酒歷史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年前之久，但直到秦漢之交，中國進入大一統時代，曾作為廟堂祭禮的酒，才逐漸進入尋常百姓之家，成為俗世享樂生活的組成部分。漢代中期以降，隨著制曲技術的提高和農業生産的進步，市井酒肆數量急劇增多，亦為“文君當壚”的傳奇故事提供了可靠的背景。在酒量供應充足的情況下，漢代酒風以一飲而盡為榮，稱為“飲滿舉白”，主人好客待酒的風尚發展到極致，曾任河南郡太守的陳遵，為了讓滿堂賓客不醉無歸，甚至命家丁將大門關上，並把來賓車軸上固定車輪的銷釘(車轄)通通投入井中。西漢時代儒學初興，男女之間尚未有回避制度，因而即便男客來訪，女主人也可以親自出面備酒陪飲，漢詩《隴西行》中就有“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的詩句。武帝開通西域後，長安逐漸成為國際性大都市，漢帝國與西域各國的交流驟然升溫，西域商人使節往來絡繹不絕，許多人選擇在長安定居，開辦具有異國情調的酒肆，時稱“酒家胡”。辛延年《羽林郎》中“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的詩句，就是描寫有異域妙齡女子當壚售酒，賓客盈門，引發京中紈绔浪蕩子關注的情景。

 

唐代建立之後，隨著城市功能性分區的誕生，都城長安出現了坊(居住區)與市(商業區)分隔發展的格局。長安之“市”分為東市和西市，是當時全國工商業貿易中心，還是中外各國進行經濟交流活動的重要場所。這裡商賈雲集，邸店林立，根據近代西安考古發掘結果顯示，東市南北長約1000米，東西寬24米，面積為0.92平方公里。市的四週，每面各開二門，共有八門，由於靠近三大內(西內太極宮、東內大明宮、南內興慶宮)，周圍坊裏多皇室貴族和達官顯貴第宅，故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與之相對的西市，由於距離唐長安絲綢之路起點開遠門較近，周圍坊裏居住有不少外商，從而成為一個國際性的貿易市場。

 

西市中最為引人入勝的一道景觀，就是胡姬酒肆，從西市一直延伸到城東春明門以及曲江池一帶，由於肆內多有能歌善舞、異域風情的胡姬攬客，故此生意興隆，也是文人騷客聚飲賦詩的首選地。“胡姬貌如花，當爐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詩仙李白在《前有樽酒行》中用肆意汪洋的筆觸描繪了唐代胡姬酒肆中的歡樂景象。與異域風情的舞姬和裝飾相配的，是原料、口感迥異於中國傳統糧食酒的葡萄酒;唐太宗在位時期，侯君集破高昌得到馬乳葡萄及其釀酒方法之後，唐代葡萄酒的釀造逐漸發展，《南部新書》曰：“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葡桃種于苑，並得其酒法。仍自損益之，造酒綠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長安始識其味也。”可見當時直接吸收了西域葡萄酒的釀製技術，在中原、內地掌握此技術之後，葡萄酒的釀製進入改良時期，加之推廣力度大，其消費不斷上漲，種類也愈發繁多，包括波斯三勒漿、龍膏酒、訶梨勒等。同樣，本土酒肆在陳列饌食酒品上，也不遑多讓。

 

宋代的城市繁榮，使得酒肆與其他娛樂設施成為居民流連忘返的消遣之處，從官署獲取經銷權的酒肆稱為“正店”，分銷者稱為“腳店”。由官府開辦的酒肆稱為“官庫”，《東京夢華錄》記載汴梁酒肆之多，為“在京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遍數”。其中位於東華門外景明坊，又名“樊樓”的豐樂樓聲明最為顯赫，號稱“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余人”，每年僅僅購買的官制酒曲就達到5萬斤之多。《東京夢華錄》記載其宏偉富麗時，形容其“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同，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在這種大規模酒肆之下，宋代城市中還有形制規模多樣的各種飲酒場所，分別以飲食，裝飾，價格甚至倡優脂粉為賣點。《都城紀勝·酒肆》中描述説：“有茶飯店，謂兼賣食次下酒是也。有包子酒店，謂買鵝鴨包子，四色兜子，腸血粉羹，魚子，魚白之類。宅子酒店，謂外門面裝入如同仕宦宅舍……庵酒店，謂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歡，而于酒閣內暗藏臥床也。”

 

宋代酒肆每年春秋兩季都要舉辦“開煮”與“賣新”兩大活動，前者為醞釀新酒，後者在於慶祝酒成，由官庫牽頭，動員女樂歌舞以及各類扮相之灶戲迎酒穿市，並在州府校場集中酒戶所釀好酒，供官家品評賞賜，前三名以三丈余高的白布，上書“某庫選到有名高手酒匠，釀造一色上等辣無比高酒，呈中第一(二，三)”。

 

隨著飲酒成為中國世俗消遣生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各種依託酒宴的遣興遊戲也蓬勃興起，成為中國酒文化的一部分，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文字遊戲“酒令”，其萌芽也出於周代禮儀典章制度。《詩經·小雅·賓之初筵》中所提到的“立之監”、“位之史”一類的主酒官吏，便是“酒令”二字的伊始含義，在投壺與博戲等宴樂遊戲中，賓主為了活躍氣氛，常賦詩相對，久而演變為精簡短小的對仗之詞以為樂趣：《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載，晉昭公設宴款待齊景公，安排了一場投壺遊戲。當時晉臣穆子賦詩稱：“有酒如淮，有肉如瓜。”景公則應對：“有酒出淹，有肉如陵。”這一場景可以算是古代典籍中對酒令的最早記載。

 

酒令形式豐富繁多，有些將之分為七類，包括詞令、詩語令、花鳥語重令、般令、拳令、通令及籌令等，亦有將其分為通令、般令、籌令及雅令等四種。正式的酒令，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唐代，隨著宴樂活動的頻繁和規模化，唐人便設立了在酒席中主掌巡酒，主持酒間詩賦遊戲，維持秩序的“酒糾”，而擅長詩文應對，遂成為“酒糾”所必須掌握的技能，《全唐詩》卷八百七十九載：宰相令狐楚聽説進士顧非熊文才敏捷，在一次酒宴中故意出令相難。令稱：“水裏取一鼉，岸上取一駝，將者駝，來馱者鼉，視為駝馱鼉。”頗有難度，不想顧氏即刻還令道：“屋裏取一鴿，水裏拾一蛤，將者鴿，來合者蛤，是謂鴿合蛤。”使令狐楚大為稱奇。

 

作為行酒令的工具，酒籌的出現也要追溯到盛唐時期。唐朝人的詩中即曾描繪“城頭稚子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最初的酒籌為牙制，箭形，長五寸，箭頭刻鶴形，稱作“六鶴齊飛”，藉以行令。盛唐之際，名門富豪常以美玉象牙鑲金錯銀，製造酒籌用以顯富，白居易就有“稍催朱蠟燭，徐動象牙籌”之詩句。1982年，江蘇丹陽即出土一套唐代銀質涂金酒令籌具，計有令籌50枚，籌筒1件，使用方法為將令簽放入筒中，行令時抽取一枚，讀其字句，然後決定如何飲酒，這套令籌都是以《論語》為題作令，即首刻《論語》中一句，接到酒約一則，酒約有“自飲”、“勸飲”、“處”(受罰）和“放”(不罰)四種。

 

在清人俞敦培編輯的《酒令叢鈔》中，將酒令歸結為古、雅、通、籌四大門類，所輯令種多達300種以上，宋明之交，籌令所汲取的典故逐漸廣博，鬼狐神怪，賢君名將，節令氣候，花鳥山水，無所不包，比如宋代的名賢故事令，由32支籌簽組成，內容是從古代歷史中選出32位名人，將有關他們的典故刻于籌面，另擬一條相稱的酒約，如“莊周和詼諧誕妄”(説笑話者一杯)、“王羲之袒腹東床”(未婚者一杯)、“陶淵明白衣送酒”(白衣者一杯)、“薛仁貴箭定江山”(習武者一杯)。除行令之內容千奇百怪之外，各種遊戲令也逐漸成為唐宋以降酒席上的保留節目，諸如擊鼓催花令，規則為用花一朵.令官蒙眼擊鼓、其他入酒席者將花不斷傳遞于旁座.令官喊停，持花未傳出的一人罰酒，明代著名詩人李東陽(1447～1516)曾用此令戲成七律一首：“擊鼓當筵四座驚，花枝落蜂往來輕。鼓翻急雨山頭腳，花鬧狂蜂葉底聲。上苑枯榮元有數，東風去往本無情。未誇刻燭多才思，一遙須教八韻成。”第三、第四兩句，描寫擊鼓催花的情景，極為傳神。

 

酒為釣詩勾——沉醉中的中國傳統文學創作

 

“吵彼高崗，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兌就，維以不永傷。”這首來自《詩經》中的《卷耳》，是中國現存最早關於飲酒的文學作品之一，在中國文學創作的歷史上，酒與士人吟咏結緣可謂一拍即合。“高祖回鄉把酒唱大風”，揭開了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序幕。而在這個以漢賦著稱的文學創作繁榮期，使我們得以獲取酒在中國古代世俗生活中重要地位的最早材料。漢賦中涉及吟咏漢代飲酒處多達20篇之多，大多為鋪陳華麗的奢侈飲宴場景描寫，如枚乘《七發》中“旨酒嘉肴，羞炰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的詞句。然而直到魏晉時期，酒才開始借助士人的狂放任誕之風，成為文學創作中獨特的精神映像。

 

東晉末年，司馬氏朝廷偏安江左，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紛亂更迭，強者不斷對長江以南虎視眈眈，士大夫面臨的緊迫危機不再是政治迫害，因此飲宴之風不再以乖戾放誕為主題，而強調恬淡與接近自然，從而使得飲宴成為文學創作的良好觸媒。號“五柳先生”的著名詩人陶淵明，歷經桓玄之亂，于義熙元年(405)，以一句“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而辭去彭澤縣令之職，返歸故里，開始了“躬耕自資”的隱居生活，根據統計，陶淵明現存詩文146篇，涉及飲酒者共56篇。其中飲酒詩20篇，更是中國傳統文人詩歌中咏飲的典範，引得後代文人以酒賦詩，都會追合其前韻。《宋書·陶潛傳》記載説，陶潛自備無弦素琴一張，微醺時就撫弄寄意，來訪者無論身份，都擺酒迎接，如果陶氏本人不勝酒力，先於客醉，就對其言“我醉欲眠，卿可去”。為了表達自己通達不拘的隱士之風，陶氏還特意不用器皿濾酒，直接以頭上所戴葛巾，“葛巾漉酒”自此也成為中國歷代文人雅士會飲賦詩時喜用的典故。正如李白在《戲贈鄭溧陽》中所書：“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弦，漉酒用葛巾。”

 

與“葛巾漉酒”相映成趣的東晉文人會飲逸事，當屬書法大家王羲之的“曲水流觴”。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上巳日，王氏邀謝安、孫綽等名士42人，在紹興蘭亭清溪邊舉行祈福禳災的“修禊”儀式後，將盛了佳釀的小型有耳酒具“觴”放在溪中，由上游浮水徐徐而下，賦詩並飲酒。據史載，在這次遊戲中，有11人各成詩兩篇，15人各成詩一篇，有16人作不出詩，各罰酒三觥。王羲之將大家的詩集起來，乘興作序，寫下了舉世聞名的《蘭亭集序》。雖然“流觴”之舉動自漢代以降已成風俗，但王羲之的蘭亭雅集，才真正使得“流觴”成為後世騷客文會的傚法楷模。永淳二年(683)初唐四傑之首的王勃率浙東詩人曾在雲門寺王子敬山亭主持了一次模倣王羲之蘭亭雅集的修禊活動，並倣《蘭亭集序》寫了一篇《修禊雲門獻之山亭序》。王勃意猶未盡，于同年秋再次修禊於此，再作《越州秋日宴山亭序》。

 

受中國傳統文化濃厚的人倫色彩的熏染，文人們對於離別的傷感吟嘆，從來都表現得十分強烈。以酒餞別、因酒懷人，更為這種黯然傷魂的情感體驗增添了無窮的魅力。“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詩中描寫的是周宣王時期，韓侯出行路祭，在途中休息時，顯父來為他餞行而酌酒話別的情景。酒在其中烘托著一種隆重而熱烈的氣氛，堪稱是中國早期文學作品中以酒咏別的經典之作。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別》寫道：“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姐壓酒喚君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筋。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詩人在此用歡聚相對分別，是滿懷離緒的自然流露。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亦言：“渭城朝雨浥清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這裡形成一種明顯的反差，酒既可以調解舒緩心緒上的憂傷感觸，反過來又會加重這種感受的心理強度。雙重的作用，造就了文人詩情的勃發。

 

“張帆欲去仍搔首，更醉君家酒。吟詩日日待春風，及至桃花開後卻匆匆。歌聲頻為行人咽，記著禪前雪。明朝酒醒大江流，滿載一船離恨向衡州。”這首婉約別情躍然于紙上的《虞美人》出自宋人陳與義之手，序雲：“大光祖席，醉中斌長短句。”主人席益，字大光，和作者係同鄉，經常詩札往還，交誼甚厚。時值席益遭貶流寓衡山縣，陳與義避金兵轉走湖南，與之邂逅。按宋代規定，州郡長官設宴時，要有官伎侍陪，以歌舞助酒興。然而此情此景，歌聲悽婉坳情，令人動容。至於柳永那首著名的《雨霖鈴》更是橫空嘆問：“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酒醒便是意味著愁醒。從酌酒留歡，到問酒畏愁，意緒的跳動波蕩全繫念在一個酒字上，真是一嘆三折，將文字的感染力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文人鄉愁的深曲蘊意，一方面是對家的縫蜷懷念，另則也包括著對國的深切留戀，尤其是在世局動蕩的年代，這一點反映得特別強烈：“慘結秋陽，西風送，絲絲雨濕。凝望眼，徵鴻幾字，暮投沙晴。試問鄉關何處是……須言道，消憂除是酒，奈酒行，有情盡無極。便挽取長江入年，澆胸臆。”宋代著名文人士大夫趙鼎在《滿江紅》中寫下了這樣的詞句，此賦作于欽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大舉南下，攻破帝都汴梁，擄去徽、欽二帝及北宋宗室之時，“靖康之恥”成為終宋一朝未雪之恥。國破家亡，詞人心頭難解的情結，在深秋的西風裏無法自抑，化作洶湧酣暢的清醉，或許可將心底的鬱結衝滌乾淨。

 

唐宋兩代中後期，北方騎馬民族屢次入侵中原，邊患不斷，故唐宋詩歌中吟咏邊塞戎機之作最為興盛，以酒為題，寫盡英雄建功立業，憂心外敵之事。高適在《送李侍禦赴安西》中寫道：“行子對飛蓮，金鞭指鐵駱。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虜障燕支北，秦域太白東。離魂莫惆悵，看取寶刀雄。”將揚名萬里之外之豪情置放杯酒之中。岑參《送李副公使赴嘖西官軍》：“脫鞍暫入酒家廬，送君萬里西擊胡。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作者一往無前，奔赴戎機，解酒抒發的豪情，躍然于紙上。

 

本文原載于《三聯生活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