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梁漱溟和他的民國往事
編輯: 陳豪 | 時間: 2015-01-06 10:39:29 | 來源: 光明網 |
父親梁漱溟和他的民國往事
——梁培恕講述《梁漱溟日記》
《梁漱溟日記》是梁漱溟現存全部日記的彙編,70余萬字。梁漱溟先生歷經了晚清、民國一直到共和國20世紀80年代的晚期,他的一生風風雨雨,書寫了很多傳奇。梁漱溟先生早年起即有記日記的習慣,現存日記始於1932年,終於1981年,歷經“文革”抄家等磨難而得以留存。
日前,梁漱溟次子梁培恕先生應《梁漱溟日記》出版方世紀文景之邀在北京與讀者面對面,回憶了父親梁漱溟的生前往事。現場的讀者們聆聽了87歲高齡梁培恕先生的講述。
1987年1月留影于家中。(鄧偉攝)
一個按照自己的興味讀書的人
父親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他説他是一個按照自己的興味讀書的人。他還説過一句話,他説我看什麼書,總是心裏先有問題,然後再去找書看,找書看的目的是要證實我想得對不對,這是他讀書的一個特點。從這可以看出來,他這個人的自主性比較大。
父親讀書的第一階段,是對佛教發生興趣。1916年他發表了《究元決疑論》,在討論佛家思想時,引用了他自己日記中的一段話;這日記的題名即為《楞嚴精舍日記》。“楞嚴”為佛家一典籍名,即《楞嚴經》。“精舍”,指僧人或道士修煉居住之處所。顯然,父親自喻為僧人,而此日記就是他自己修煉的記錄。可惜的是這日記在抗戰時期留存于北京故居,被人當廢品賣掉了。不過從父親後來的筆墨中,還可以見出當年的一個概略。
自1912年至1916年,父親因“傾心於出世”,居家閉戶4年(19歲至22歲),潛心研讀佛家經典。在此之前,他原是《民國報》(天津)的一位青年記者,多往來于京津兩地,常出入于那時的國會與各黨黨部之間;而此後4年,他過起了“完全靜下來自修思考”的生活。父親通過艱苦自學,有了對佛法的認識和了解,確立了他對佛家思想的信仰,並影響了其一生的為人行事。
潛心研讀佛家經典的結果就是他想要出家,但是後來沒有成功。沒有成功的原因,不是受到家裏的阻攔,我的祖父一點都不阻攔他,他説,你確實想要出家你可以去。那是什麼事情把他牽扯住了呢,是他對社會問題、中國問題的關心放心不下。他説他一方面想出家,一方面又記挂著社會上的很多問題,他説我的感情和思想分成了兩半,這種日子不能過,在一兩年內我必須選擇其一。
父親最後的選擇是留在人間,不當和尚。從這個選擇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方方面面。大家不要以為他是放棄了佛學,放棄了出家思想,其實他是把這種思想、這種情感轉移到關心具體的人類社會上。所以他的最後一本書是《人心與人生》,這是他一生的思考,他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問題,即人是一種什麼物種?人應該怎樣活著?二是社會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他把自己的一生從離開這個世界變為用終生的時間來認識人類、認識社會,包括個人自己。這個轉向和一般人的生活上有什麼遭遇完全無關,這是他的一個特點。
1911年于順天中學高等學堂畢業。(鄧偉攝)
一個非常關心國家社會的人
我父親,他是一個非常關心國家關心社會的人。按照他自己説的,他受梁啟超影響最大的時候,是把梁啟超的著作擱在床上,有時候就當枕頭這樣入睡,著迷到這個程度。但是他當時並沒有完全受到梁啟超思想的約束,他有他自己的個人觀點。但不管怎樣,他的成長和這個時期大有關係。
《究元決疑論》發表時,父親還不到20歲。這篇文章刊登在當時最著名的雜誌《東方雜誌》上,大家看了,都説寫得很好,大家就以為他對佛學或者哲學問題有很深的了解和研究。所以蔡元培當時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時候,讓他去講印度哲學,他説我沒有研究過印度哲學,我只是看了一些佛書,對佛教有一點認識,那只是印度哲學的一小部分。蔡元培説,現在既然除了你以外沒有別人,那你就先一邊教一邊自己學。他覺得蔡先生這個意見是不可推辭的,最後,他就接受了。
北京大學7年的工作,父親又有所創獲。一是根據個人的研究結果,完成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受到學術界的關注。自1921年首次問世以來,此書再版加印10次以上;近年又有了日文、韓文和法文譯本,而英譯本不久亦將出版。父親曾説:“這本書中關於東西文化的核論與推測有其不可毀滅之點,縱有許多錯誤、偏頗、缺失,而大端已立,後人可資以作進一步的研究。”此書受到學術界的不斷關注,大概與此有關。
《梁漱溟日記》 梁漱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父親在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時候,他覺悟到了西方文化為什麼在中國不適用,中國自己有一套學問,他初步地説了這個道理。再過了十年,正好十年以後,他又寫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這本書。他對第一個認識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把這個認識看作是更深一步,對於他來説是最終地解決了問題。他看到的是什麼呢,就是補充了他以前的不足,以前只是提到了中國文化如何不妥,他認為還沒有追到根子上,十年後他又追到根子上去,這個根子就是説西方的文化是有宗教的文化,而中國文化是無宗教的文化。在西方的社會,宗教控制之嚴密,是我們現在無法想像的。宗教的性質有什麼特點?就是讓人信他而不自信。西方文化就是這樣,從性質上,他讓你不自信而信他。他説中國文化的特點是讓人信自己,這就是孔子的優點。我們如果去找一找《論語》孔子的話,你就會發現,他不給別人做決定,説你這樣做才對,他不做這個論斷,他讓你自己考慮。
再一個是生活方面的收穫。他説他到了北京大學以後,就進了知識分子的堆裏,知識分子之間容易有一種競爭,思想學術上的一種競爭。這種競爭是會激發人的,人在他生活的環境當中會受到影響,競爭環境對人是有影響的,他在知識分子的堆裏就産生了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競爭、辯論,因此,北京大學的這種環境對他一年多以後決定不出家有著很大的關係。
對父親的成長大有影響的另一因素,就是當時的北京聚集了很多人,各種人都有,有講佛學的講道家的,包括還有講外國學問的。就是在這種環境下,他認識了他的第一批朋友,其中有一些人不一定是做學問的人,比如李濟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其實是軍人,他也是聽別人講佛學講孔子,他們兩個人就在這種講學的環境下認識了,兩個人成了終生的朋友。我父親的好幾個終生的朋友都是在這種環境下認識的,這樣一種環境給他後來的人生帶來很大的影響。
1921年後,父親有了“幡然改變態度的事”,即“把這些年本準備作佛家生活的心願斷然放棄”,“決定要作孔家的生活”了。從此就決定了他此後的生命軌跡——亦佛亦儒。
(光明日報記者譚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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