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衝破那隱形的天花板

 

海峽之聲網專稿（記者景艷，特約記者申俊超）我是在一群嫁到台灣去的大陸女子嘴裏聽到鄧明這個名字的，他好象是這群人中間的一個主心骨、領導者的人物，能幹、熱心，陽光、充滿活力，這些似乎都是大家公認的優點。當我近距離走近他的時候，才真正理解，他為什麼會將自己定位為一個衝撞玻璃天花板的人。他的兩岸姻緣至今已經走過了整整二十年。

 

“被愛的感覺好幸福”

 

鄧明是土生土長的長沙人，1995年，通過他的岳父──一位赴臺黃埔老兵，認識了他現在的太太周運蘭。“我們算是一見鍾情，也算是閃婚。她拎個皮箱跟著岳父就從台北過來了，過來大概在一起待了十五天，她就決定了，所以對我是完全地、義無反顧地，從那個時候開始，就一心一意地跟我，最大能力地支持我，就像我們講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我就感覺到我那種被愛的幸福。那個時候，我們家在長沙有兩套房子，新的給她、她爸、她媽住，他們家對我的照顧也是無微不至。一進門就幫你削水果、遞毛巾給你，那種文化的差異會很明顯，就覺得長沙的女孩子不可能做到這些，先生就是她的天。非常讓我感動。她給我最大的感覺就是很溫暖，女性柔性的那種關懷，那個時候我26，她24。她回去就辦手續，再過來我們馬上結婚。”

 

 

一名台灣女子與大陸的先生就相處了15天，就決定嫁給他，這在1995年的海峽兩岸，聽起來真有點讓人覺得不可思議。鄧明告訴我，除了兩個人一見鍾情之外，其中還源自許多悲歡離合。太太原本不是岳父大人的親生女兒，是他在大陸再婚之後太太前夫留下的五個子女中的一位，原本也是大陸女孩，1989年跟隨著母親、繼父一同到台灣生活，算來，在台灣也已經呆了6年了。兩人相識的時候，長沙財經專科學校畢業的鄧明已經是湖南省建設銀行電力支行分理處主任。在當時政策的許可下，年僅23歲的他承包了這個分理處，上任才一年，就讓這個績效最差的分理處的局面得到徹底改觀，存款從二百多萬提升到二億，他自己的個人收入也逐年翻番。但是，結婚之後，處處爭強好勝的他忽然發現自己有壓力了，因為太太要辭去工作跟他在大陸生活，孩子要在大陸上學，他希望給太太和孩子最好的生活。

 

“為什麼會離開銀行？因為我娶了這個太太以後，我發現養不活這個家了。銀行分了一套房子給我，但是地段不好房型不好，又潮濕又在一樓。那個時候她在台灣的百貨櫃檯上班，每個月可以拿到四萬多台幣，可是她跟我吃了很多的苦，到現在我們還夫妻分居兩地。我在這邊也幫我小孩子找了小學，我大兒子是1996年出生，2001年的時候找的天華小學，那個時候是先交一萬塊的贊助費，每個月大概是一千多一點，半年都沒有讀完。我是兩岸的受害者，不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受到我們同樣的待遇。當然父母會無償地支援你，可是我還是覺得作為一個男人這不是辦法，那我就跟我太太説，要不然來台灣怎麼樣，她説台灣不錯，我可以帶你去。”

 

“一個衝撞玻璃天花板的人”

 

鄧明第一次到台灣是因為大兒子的出生，由於太太在大陸沒有戶口沒有醫保，決定回台灣生産，鄧明在那裏感受到了台灣健保制度的完善以及服務品質，第二次去，是1997年，他已經辭掉了大陸的工作，準備在台灣幹一番事業，沒有想到的是，到了台灣的他首先面對的就是別人異樣的眼光和兩年不能工作。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台灣，赴臺的大陸配偶還很少，男性尤其少，鄧明竟然有過因為自己的湖南口音在街口被警察盤問的經歷：“你是怎麼過來的？坐船、游泳還是怎樣？”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台灣大學生給我的第一個問題：你們長沙有樓房嗎？我有種被羞辱的感覺，於是我回答説沒有，我説我們長沙的房子都是用茅草蓋的，所以叫茅草街。他當時聽得也很平靜，可能覺得那應該就是這樣子的，就是茅草街。不過，如果他知道真相的話，我的回答會讓他一輩子都記住的。”

 

 

“我們那個時候限制是最嚴格的。我太太馬上回百貨公司上班，我岳父、岳母也在工作，家裏的經濟條件還是蠻好的。他們對我都很好：‘沒關係，因為剛過來沒有工作，你就在家裏呆著吧。’可是我覺得我不可以這樣子。那個時候台灣到處都缺人。有一次，我就在附近看到一家小餐廳，問老闆需不需要人，他説要呀。然後問：你沒有上班嗎？沒有上班當然歡迎你來我們這邊了。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那家夫妻麵館找到的。我在大陸從來沒有做過餐廳裏的事，可是，在這裡內場、外場都要做。老闆其實還是蠻好的，但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情：我在切菜的時候不小心把一隻手指的整個肉都給割掉了，血一直流，能夠看得見骨頭，把我嚇傻了。看見我在那邊發呆，老闆走進來，問我怎樣。然後看著我説：哦，刀切到了。就過去拿了一隻白色的藥膏擠出來涂在我的手上，還給我拿了一個小的橡膠袋子給我套上，處理好之後，我覺得也還好。然後他就説繼續工作吧，你該幹嘛幹嘛。我説好呀，然後就繼續做。”

 

我能夠感覺到鄧明當時的複雜心情，這位原先在大陸從來不下廚房的先生根本沒有想到在他看來很嚴重的傷竟然會以如此輕描淡寫的方式處理，下班回到家，太太周運蘭看到了，了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心疼地抱著他痛哭起來：“你不要再去了，你怎麼可以出去做這種工作？你在大陸銀行上班，還當個主管，跑到台灣來做這種工作。”

 

鄧明換工作了。他想認認真真地找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但是，工作好找嗎？

 

在台灣，鄧明幹過很多工作，保險推銷員、旅行社業務員、直銷、賣汽車、給別人清洗櫥房，他説他自己都記不清究竟做過多少工作了，由於沒有證照，他往往都是從最基層的事情做起。

 

“我們那個時候，八年拿身份證，還要排隊，配額一年就一千五百個人。取得工作的正當性本來就需要時間。我在餐廳就碰到過有很多嫁到台灣的姐妹，在上班的時候就被帶走，就因為隔壁鄰居的舉報、因為老闆跟老闆之間的競爭、關係不好，銬著直接送到機場，然後叫你的親人、老公送東西來，這是最客氣的。還有的是要被關在靜廬等待遣返，好像是非法入境的，要關六個月以上到一年之間。那些更慘，都已經嫁到台灣了，有的兒子看著，不知道媽媽犯了什麼錯誤，就可以這樣扣起來，直接讓警車送到機場。我們入境第一個有時間，第二個一定要買回程的機票，要結婚兩年才能辦信用卡，要在台灣住兩年才能辦居留證，辦了居留證以後才能去申請工作。我當然知道我不會一輩子去打工，但是台灣的機會真的不多。台灣算是一個證照的社會，你做任何事情，哪怕是做個保姆也要有證。上些課程以後去考，這就算是合法的，如果説你是失業的或者是沒有工作的，就可以免費給你上這些課程，可是因為我們從大陸這個文化教育體系裏面出來的人，他們從小學的課程我們沒有學過，就會比較難，比如到現在我都還不會打台灣的拼音，電腦一打開就是台灣的注音。”

 

 

鄧明也做過停車場管理員，一個月掙三萬六台幣，有加班津貼，按時薪算，一個小時約１８０元新台幣。鄧明有時一天上18個小時，一個月多的時候也掙 到五萬多，還當過組長。但鄧明最後還是離開了：“要在台灣拿身份證的話，一定要在那邊連續呆三年，一年只有二十天可以離開台灣，如果超過二十天就從頭開始算。真正在台灣住的最久的就是那一次，住了三年多，打工買房子，一下就在台北市買了兩套房子。我太太最多的時候同時兼了四份工作。那個時候我還是太好強，就想證明自己，因為人最開始被人家打到那個樣子，踩在最底下。最開始我自卑到了極點，到了台灣第一個感覺就是百無一用是書生，什麼事都不會做，什麼事都做不好，就是真的想證明自己，所以自己也蠻拼的，反正是拼命去找工作，什麼事情都去做。”

 

鄧明有時候也很糾結，在他的眼裏，台灣其實也是一個很容易討生活的地方，只要自己踏踏實實地找一份工作，一家人在一起也是可以很平安、很充實地過下去，但是他的骨子裏卻總是透著股不安逸的因子，要做一番事業的心，連自己的太太也攔不住。

 

“那好像是我在拿身份證之前，回大陸探親。我記得有一次，我給了我兒子10元錢人民幣，我兒子回來好開心，他説：爸爸，你看！我買了好多玩具。他用10元塊錢買了10個玩具，那個時候我就想到我真的是虧欠太多。我也是從小朋友長大的，知道哪個小朋友都希望自己有玩具，可他也看到爸爸媽媽一直奔波，經濟沒有那麼的充裕，沒有多餘的錢去給他買玩具，他心裏很想要玩具，別人有那麼多玩具，我也希望有那麼多。我就１０元錢買１０個玩具，我不是也有很多玩具嘛？而他的那句話就傷到我了，他不知道這句話讓他老爸一輩子記住了。”

 

 

雖然，後來兒子如願考上了大學，還學了醫，但是，在鄧明內心深處一直保持著一份對大兒子的愧疚，他覺得兒子性格中那略帶憂鬱的氣質都源自於自己年輕時的疏于陪伴。和許多進入兩岸婚姻的大陸配偶一樣，被認可與融入社會成為了自己的一種生存需要，娶了一位台灣太太，他要向大陸親朋證明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他也要向太太及其家人證明他們的選擇沒有錯。有人説，大陸人到台灣特別拼，有時甚至會帶著點調侃與揶揄。其實，他們應該是被理解的一群，這是他們不得不為之的努力。就在鄧明靠自己的打拼逐漸適應台灣生活的時候，一件事改變了他的生活軌跡。

 

“期待在兩岸之間有更大的發揮餘地”

 

“有一天晚上兩點多鐘，電話接起來裏面沒有傳來聲音，我的感覺就是我媽媽打電話給我。叫了幾次，大概過了十分鐘，就聽到我媽媽在電話那頭哭，後來沒説話就把電話挂掉了。第二天我就跟我太太講，我必須回去。太太也知道説攔不住我，因為我們家就我一個兒子，妹妹嫁到北京之後就出國了，所以就留我父母親兩個人在大陸。那個時候，爸媽兩個人年紀也大了，都六十幾歲，去到鄉下辦了一個食品工廠。那個電話讓我知道家裏面肯定出大事了，就跟太太商量，第一個我要回去，第二個我需要帶錢回去解決問題。那個時候，我們就在台灣買了兩套房子，第一套房子是岳父贊助了大概兩百萬台幣，民生社區我們又買了一套，都是貸款的。我要回大陸去，沒辦法供兩套房子，要把自己買的那套房子賣了，把另一套房子拿出來貸款。我太太就説不可以告訴岳父岳母，因為這個是岳父岳母給你的錢，但大概可以貸到四百多萬台幣。溝通了近半個月，她也知道攔不住了，就以我太太的名義，她私下去銀行貸款回來。”

 

回到家，鄧明才知道，父母辦的工廠幾乎要破産了，以房子抵押在銀行貸了４０萬，又向工廠銀行貸了２０萬，還找私人借了２０萬的高利貸，最後被逼得沒辦法了才打電話給他：“我媽媽的想法是她真的對不起我，因為我到台灣去沒有帶一毛錢過去，我那個時候的想法是，兒子不孝，不可以在你們面前去照顧你們，就把錢留給你們，你們老人家好好生活。我是一個男人，還這麼年輕，第一個不笨，第二個不懶，第三個夫妻感情那麼好，到台灣去一定可以闖出自己的一片天，你放心。我讓媽媽放心，媽媽也説她很放心，所以我才離開的。這次回來，我和父母親一起做了十二三年，2013年才把那些負債都還掉，然後再慢慢開始有起色，有盈利，把那個工廠賣掉。”

 

 

算來，鄧明在大陸也已經有了近十年，生意有了起色，可是母親卻因為長時間的積勞成疾，患肝癌、糖尿病去世了，這成了鄧明藏在內心深處永遠的痛。儘管他一直在為家人努力打拼，可是，有朝一日，他卻發現自己最對不起的就是他們。鄧明總是遺憾著，假如那個時候不去台灣，也許會多一些時間陪伴照顧母親，母親也許就不會這麼早離開他了。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如今的鄧明依然有著那股子不服輸的拼勁，他這個大陸姑爺還有好多人生規劃想一一實現。他現在出任了台灣中華婦女聯合會秘書長一職，還想把一些好的經營理念帶到大陸，在大陸尋找一片新的商機。

 

“何建華理事長成立了中華婦女聯合會，第一個目的是希望把我們這些從大陸到台灣的人團結起來；第二個是看能不能幫助大家，即便不行的話，也讓她們有一種溫暖，好像找到娘家的感覺。我們還有一個理想，是推動一個新住民委員會，六改四還沒有通過。再一個，就是把一些好的經營理念和好的想法帶到大陸來。我現在想去做商業地産，準備設一些台灣的美食廣場、小吃街，經常舉辦一些活動。沒有到台灣之前，總有股天不怕、地不怕，什麼事情都難不倒的感覺，但是到了台灣之後，覺得自己多少還是有點局限性，還是磨練得不夠，我比台灣人更了解大陸，比大陸人更深入地了解台灣，在這中間應該有一些可以發揮的餘力，讓兩方的優勢資源結合起來，發揮好。也可以把自己所經歷的挫折、經驗、閱歷告訴給其他的人，讓別人少走點彎路。”

 

 

一件紅色的上衣在夏季的長沙顯得十分耀眼，鄧明喜歡這些充滿積極溫暖陽光的暗示元素，他開著他的車，又開始了一天的忙碌。望著他揮手告別的背影漸漸遠去，融入到城市的車流裏，我忽然對他那句“衝撞天花板”有了更深切的理解，或許有一些隱形的天花板約束著他們，但他們仍然期待更高的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