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爺爺講故事系列之第一講：有關台灣幾個概念史話題

“高山族”

 

1993年2月，我為寫作《台灣“高山族”之名的商榷》（收拙著《台灣社會與文化》，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年9月版）向陳國強教授請益。承陳國強教授告知：“高山族這個名字，同新聞界的老前輩李純青有關係。”

 

陳國強教授是廈門大學人類學系著名學者，曾主持《高山族社會和歷史調查》（1958）研究計劃；李純青曾任臺盟總部副主席。

 

幾年以後，我在陳國強教授等人編寫的《高山族歷史研究》（中國人類學學會1999年編印，非版本書）讀到詳細説明。略謂：“新聞界老前輩李純青（1908-1990），曾任臺盟中央評委主席，早年任《大公報》首派駐台北記者，介紹當時報界遇到的難題，是台灣少數民族的名稱怎麼辦的問題。因次日新聞報道的需要，經多方商討，最後採用了‘高山族’這個名稱。其意是，（一）否定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時期歧視性和殖民主義性質的族稱‘蕃族’和‘高砂族’；（二）台灣島雖小，但它自北到南有62座3000米以上的高山（其中3500米以上的22座，最高的玉山是3995米），屹立在祖國的東方，稱得上是美麗的高山之島，自古生活在這個島上的少數民族，是勤勞勇敢、不屈不撓的民族，有資格被冠以這一高尚的名稱。”

 

茲就聞見所及，補充如下資訊：

 

1．1945年10月18日，《台灣新報》以《高山兄弟歡天喜地》為名報道“新竹州下竹東、大湖及蘭陽方面的山界”的少數民族住民聽到“日本降伏”消息的歡喜情況，以及“‘高砂族’的名稱也希望抹消，叫做‘山的兄弟’可也”的訴求。在這則報道裏，“高山族”之名呼之欲出也。

 

2．從李純青早年的訪台作品來看，刊于1945年12月6日重慶《大公報》的《愛國熱潮中訪問台灣寶島》裏，用“番社”“番民”“理番”“生番”等名；刊于上海《大公報》1946年1月18日的《認識台灣同胞》裏，已改用“原住民高山族”“高山族”的名稱。

 

3．從官方文件看，制訂于1945年3月的《台灣接管計劃綱要》有“對於蕃族，應依據建國大綱第四條之原則扶植之，使能自決自治”之條款；1946年7月22日《花蓮縣花蓮區士林鄉高山族概況》乃使用了“高山族”之名。

 

4．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花蓮縣紛擾紀實》（1947年3月18日）有“高山族秀林鄉長林明勇”“高山族阿眉族有識之士亦不附和”等語用了“高山族”之名；1947年3月26日，奉命到臺“宣慰”的白崇禧《對高山族廣播詞》10次使用“高山族”之名。

 

5．1949年2月26日，香港《華商報》刊發消息《臺盟代表謝雪紅安抵解放區，臺盟向新政協提出處理台灣問題意見》，消息披露謝雪紅將向新政協提出的處理台灣問題的五點意見（我稱之為“謝五點”），其第五點是“居住本省之弱小民族（高山族）享有平等之權利，不受任何差別歧視，各種族得在現住地域建立各自治單位”。

 

香港《華商報》當時是中共華東局掌控的報紙。謝雪紅的意見用了“高山族”之名，也顧及了高山族的“各種族”。

 

6、我藏有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政大學政治部編印的《華北軍大》第25期增刊（1949年9月）。該書所收《台灣隊兩年來教育工作的幾點經驗》（施均、辛喬）3次使用“高山族”之名：“漢族和高山族”“一個高山族同志田福達”“打破了回台灣先解放高山族的狹隘想法”。該文作者之一的“施均”當時是台灣隊政委；後來以“史明”為名墮落為“台獨”分子的施朝暉當時用“林拓”的名字擔任台灣隊教員。

 

“中華民族”

 

1920年，梁啟超在寫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時創用了“中華民族”的概念。

 

“中華民族”不是民族學意義的“民族”的概念，而是政治學意蘊的“國族”的概念。

 

“中華民族”是在中國這個共同疆域上共同生活、共同進步的各民族的總稱。

 

1945年10月18日，《台灣新報》載《高山兄弟歡天喜地》，其文曰：“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視察員王萬得，十七日自山界歸來，訪問本社。關於日本降收以後的山界情形，言明如左。我三星期以來，巡訪新竹州下竹東、大湖及蘭陽方面的山界。各地的高山兄弟，聽到日本降伏之喜訊，也同我們兄弟一樣，手舞足跳。他們極喜歡，切實要變中華民族，這樣希望也要本省人後援始可達其目的。又關於‘高砂族’的名稱也希望抹消，叫做山的兄弟可也。山的兄弟有日中（即近日）遣代表要歡迎陳長官之計劃雲。”

 

其時距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尚有7天，“陳長官”即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也尚未到臺，台灣少數民族各族群乃以“切實要變中華民族”為大歡喜，因為台灣就要回歸祖國，台灣少數民族各族群重新與大陸各民族擁有中國這一共同疆域也。

 

王萬得後來曾任臺盟總部副秘書長。

 

“中華民族”在台灣是“熟語”，也是“熱詞”，在台灣“日據時期”“黨外運動”時期也是閃亮的概念。

 

例如，1924年，蔣渭水在“治警事件”裏的法庭辯論使用了“中華民族”的概念，驕傲地聲稱“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

 

又如，1979年8月15日，台灣“黨外運動”的重要刊物《美麗島》發刊詞也用了“中華民族”的概念。略謂：“我們認為，在歷史轉捩點的今天，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讓民主永遠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在台灣1800萬人民對中華民族所能做的最大貢獻。”

 

台灣“棄民”

 

1895年3月23日，清朝政府被迫與日本明治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條約經光緒皇帝與明治天皇分別“用璽”即蓋印批准後，于當年4月14日換約。

 

約之第二款將“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等地列入“劃界以內”，“永遠讓與日本”。是為割地條款。

 

消息傳來，舉國悲憤。輿論大率以“痛失山河”為題。例如當年5月，吾閩先賢林紓在為《周莘仲廣文遺詩》所寫的引言裏寫道：“集中作，在台灣時紀行攬勝為多，皆足補志乘之缺。嗟夫，宿寇門庭，台灣今非我有矣。詩中所指玉山、金穴一一悉以資敵，先生若在徒能為伯詡之憤耳，究不如其無見也。余杜門江幹，以花竹自農，一鋤之外，了不復問。今校聞先生遺詩，感時之淚，墮落如濺，唸唸先生於無窮矣。”情詞感人，令人不禁仰天扼腕長嘆息也。

 

然而，割地條款的背後，是未訴諸文字的棄民條款。台灣既割，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民面臨的是“棄民”的命運。

 

1895年農曆四月初四，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台灣舉人汪春源、黃宗鼎、羅秀蕙，“取具同鄉京官”台灣進士葉題雁、李清琦“印結”，在光緒皇帝用“璽”即批准《馬關條約》之前，向都察院上書，力爭不可。其文以“臺民忠勇可用，但求朝廷勿棄以予敵”為中心意思，略謂：“林爽文之亂，諸羅一縣被圍半載，義民四萬死守城中，以地瓜野菜充食，卒能力遏兇鋒，保全臺地。高宗純皇帝諭旨嘉獎，賜名嘉義縣，是臺民忠義之氣久蒙聖鑒二百年于茲矣。甲申法人內犯，由滬尾登舉，臺民奮力死戰，殲斃法酋，此尤明效大驗者也。”又謂：“與民生為降虜，不如死做義民。”

 

在台灣近代史上，棄民和“棄民”的概念乃發生於茲。

 

1905年，台灣詩人洪棄全在《台灣戰紀》一書的自序裏寫道：“自古國之將亡，必先棄民。棄民者民亦棄之。棄民棄地，雖以祖宗經營二百年疆土，煦育數百萬生靈，而不惜軏斷于一旦，以偷目前一日之安，任天下洶洶而不顧，如割台灣是已。”

 

1934年，台灣畫家劉錦堂（王悅之）有詩曰：“台灣淪亡四十年，棄民不復有人憐。送君歸去好耕種，七十親慈依杖旋。”又有《棄民圖》名震畫壇。我觀《棄民圖》，心有慼慼焉。圖中棄民並非衣不蔽體，而是鞋、帽、衣、褲，一體嚴實。畫家的匠心於此具見：有誰能看到棄民身上的傷、心裏的痛呢？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常謂：我們要理解台灣人民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特殊心態。誠哉是言也。割地條款是我們應當了解的“特殊歷史條件”，“棄民”心態則是我們應當理解的“特殊心態”。

 

“台灣人的悲哀”

 

我藏有台灣旅平同鄉會、天津市台灣同鄉會、台灣省旅平同學會編印的《台灣二·二八大慘案華北輿論集》（1947年4月20日）之複印本。

 

書中有刊于北平《世界日報》1947年3月8日的《台灣人的悲哀》，副題是《當了五十年的奴隸，如今又沒飯吃了》。其文記當年台灣米荒、物價飛漲、失業劇增、學潮頻發和自殺、貪污等社會問題，以及“臺人口中失望論調”甚詳，描述了台灣“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社會背景，很可注意。

 

作者薛綏之（1920-1985）是山東鄒平人。台灣光復初期在台北擔任國文教員，兼任北平《世界日報》駐台北記者。薛綏之後來歷任山東師院、聊城師院和山東大學教職，是著名的魯迅研究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專家。

 

薛綏之首次用“台灣人的悲哀”深刻地表達了“外省人”對“台灣人”的同情。

 

薛綏之另有《旅臺雜記》刊于《北方雜誌》第6期（1947年5月），亦很可注意。

 

“國語”和“普通話”

 

常聽台灣朋友説起，台灣説“國語”，大陸講“普通話”。

 

實際上，“國語”“普通話”以及“華語”都是我們使用的“共同語”的名稱。

 

周有光《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序》謂：“共同語的名稱也經過演變。清末民初稱‘國語’（國家共同語）。五十年代稱‘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1982年的憲法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全國共同語）。新加坡和海外華人稱‘華語’（華人的共同語），名稱不同，實質相同。”

 

實際上，從清末民初迄於今日，“國語”和“普通話”之名在中國一直是並用的。

 

清代末年的情形是：

 

1．1906年，拼音文字的制定者朱文熊提出了“普通話”之名。

 

2．“（1910）年底，議員江謙向資政院提出了一個説貼，對學部奏報的《分年籌備立憲事宜清單》中所列國語教育事項，舉出八點質問，提中包括：是否主張用合聲字母拼合國語以收統一之效？”

 

3．“1911年，清朝學部召開‘中央教育會議’，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這個提案為統一國語提出了很具體的措施。”

 

附帶言之，清末學部大臣唐景崇乃是末任台灣巡撫唐景崧的胞弟。

 

民初迄於民國38年的情形是：“國語”之名被普遍使用，“普通話”（或“普通語”）之名也被通常使用。

 

茲舉例説明和證明使用“普通話”或“普通語”情形。

 

1．魯迅《兩地書·四二》：“校旁只有一店，店中人能説幾句‘普通話’，但我懂不到一半。”

 

2．魯迅《兩地書·四六》：“昨天雇了一個人，叫做流水；然而是替工，今天本人來了，叫做春來，也能説幾句普通話。”

 

3．魯迅《我的種痘》：“他用了很流暢的普通語，勸我們從鄉下逃來的人們，應該趕快種牛痘。”

 

4．陳萬里《泉州的第一次遊記》：“護路軍隊多山東、河南人，跟他們説普通話，居然稱‘老鄉’。”

 

5．張星烺《泉州訪古記》：“有江西僧某，能普通語。”

 

6．張星烺《泉州訪古記》；“適有晉江人陳育才者，能普通語，來週旋吾輩。”

 

7．張星烺《泉州訪古記》；“鄭先生能普通話，問其先人之事，慷慨而談，有其先人豪爽之風。”

 

8．鄭時霖《台灣考察報告（1938）》：“辜氏為日本貴族院議員，現年七十一歲，原籍福建同安，先世移居台灣，迄今已百餘年。辜氏操普通話甚純熟，年雖古稀，而精神矍鑠。”

 

9．鄭時霖《台灣考察報告（1938）》：“杜氏為台灣醫專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技師，曾旅華多年，操普通話甚純熟。”

 

10．台灣義勇隊《台灣先鋒》：“葉同志是台灣屏東人，回到祖國來只三四年而普通話卻説得很好。”

 

11．台灣義勇隊《台灣先鋒》：“本隊每星期六均有一次講演比賽會，主要目的在使同志們練習普通話和增強對某問題之認識。”

 

1949年迄於今日的情形是：大陸地區在1955年確定“普通話”為共同語之名，台灣地區則普遍使用“國語”之名。

 

大陸地區確定以“普通話”為共同語之名乃是出於如下考量：“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共有56個民族，其中漢民族人口占全國總數的94%左右。國家實行民族平等、語言平等的政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的自由。’此後，歷次憲法都明確重申：‘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在國際活動中，漢語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語言，過去叫‘國語’。新中國成立後，為避免‘國語’這個名稱引起國內少數民族的誤解（以為國家只推行漢語而輕視或歧視少數民族語言），所以在1955年10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期間，經過研究討論，決定將規範的現代漢語（同時也是中國各民族間的族際共通話）定名為‘普通話’，並確定了普通話的定義和標準。這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的現代漢語’。”

 

在我看來，此一考量照顧了少數民族的感受，是相當合理的。

 

囿于歷史條件，“將規範的現代漢語（同時也是中國各民族間的族際共通語）定名為‘普通話’”的約定不曾及于台灣地區。然而，“名稱不同，實質相同”也。（文/汪毅夫）

 

2016年丙申正月初一至初三日

 

汪毅夫 寫于京城寓所，新春試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