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觀察|Observe
融匯百川、以致大同
編輯: 何婧 | 時間: 2017-09-22 | 來源: 海峽飛虹專稿 |
近五年來,中國在國際和兩岸兩個場域中鞏固一中框架,堅定“反獨促統”,以“九二共識”為綱主導兩岸政治關係發展進程,將對臺工作著力點置於塑造“兩岸一家親”和“兩岸命運共同體”民心工程上,納百川以濟滄海,積跬步以致大同。在兩岸深化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進程中,兩岸關係克難前行,駛向尋求“心靈契合”與和平統一的新航道。
習近平總書記自就任以來,發表了30多篇涉臺重要講話,發展出一系列立意高遠、內涵豐富的對臺政策創新論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戰略,發展了對臺工作的理論和實踐,引領兩岸關係從和平發展邁向融合發展。
一是用兩岸共圓“中國夢”建立起中華民族復興和兩岸前途命運的聯繫。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他還特別指出,“中國夢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夢”。這一論述將台灣同胞納入共謀民族復興力量之中,深刻闡明瞭兩岸同胞血脈連接的前途命運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潮流的辯證關係和邏輯連接,明確了未來一個時期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和對臺工作的總目標。
2015年9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了來京參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活動的連戰等台灣各界代表人士。
二是豐富和深化了國家和平統一的理論論述和戰略佈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大陸發展進步”,闡明瞭大陸牽引台灣問題和兩岸關係的格局。基於這一戰略判斷,習近平總書記建構出一條從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國家統一實現路徑和制度安排論述。在島內民意成為統一過程重要變數的情況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心靈契合”和“三個充分考慮到”,將台灣同胞的關切納入兩岸統一的動力來源和參考指標,是對和平統一理論的豐富與升級。
三是闡明瞭“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路徑與“兩岸一家親”、“兩岸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辯證關係。兩岸和平發展到未來國家統一之間,需要一個過程性的中間階段。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融合發展”概念。2016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二屆人大四次會議上強調,要“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增進同胞親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靈距離,增強對命運共同體的認知”,2017年,“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被寫入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五年來,“融合發展”內涵不斷豐富,進入了將台灣民眾作為中國國民與大陸“再一體化”的階段。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兩岸一家親”是“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歷史前序。台灣學者楊開煌認為,提出“融合發展”是在與全臺人民直接對話,提供了突破現代化困境的發展模式,是“解救台灣的藥方”。
近五年來,隨著台灣島內政治地貌的翻轉,“台獨”風險的升高,大陸展現戰略定力與耐心,採取剛柔相濟的態度,處理兩岸政治關係;同時堅守底線思維,對民進黨當局保持政治高壓,遏制其“台獨”圖謀。
一是“習馬會”實現歷史性突破,兩岸政治關係達到新高度。這是自1949年兩岸政治分立以來,海峽兩岸最高領導人的首次會晤,也是十八大以來大陸對臺工作的重心與精粹的集中體現。“習馬會”是雙方就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的重大實踐與示範,為今後雙方的談判協商提供了參照模式。“習馬會”上,兩岸領袖以具“對等”色彩的“先生”彼此稱呼,這是基於一中原則和政治分歧尚未解決情況下的柔性安排,也是大陸釋除高度善意和彈性。“習馬會”前後,兩岸“兩會”經多次商談協議,形成了較成熟的經濟和社會交往機制。
“習馬會”是兩岸關係的里程碑
二是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努力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方向和成果。第一,明確對“台獨”分裂“零容忍”的政治紅線。“習馬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鄭重表示,兩岸同胞絕不會答應任何分裂國家的行為,“我們的意志堅如磐石,態度始終如一”。2016年11月的“習洪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確保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核心利益不可逾越的紅線”,並提出反對分裂的“六個任何”。此外,近一年來,大陸航母、軍機繞經台灣海域的遠洋演訓逐漸常態化,對島內外躁動的“台獨”勢力形成了強烈震懾,表明大陸充分的守土意志和能力。第二,大陸還以彈性區間思維維護兩岸關係。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表示,願意“不計過往”,與“承認‘九二共識’,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台灣政治力量交往。即使是“台獨理念”深厚的蔡英文上臺,大陸仍然給予其公平“答卷”的機會。第三,大陸還不斷完善了涉臺法律體系。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臺工作的大政方針和具體措施遂逐步納入法制軌道。在憲法統禦下,制定了《反分裂國家法》、《國家安全法》、《中國公民往來台灣地區管理辦法》等法規規章,涉臺法律規範體系初步形成。其對分裂行為劃紅線的剛性約束,對“台獨”分子形成了強大震懾和限縮。
大陸航母“遼寧號”繞臺演訓震懾“台獨”
三是鞏固兩岸支持和平統一的政治基礎。2013年,在印尼“習蕭會”期間,國臺辦主任張志軍與時任陸委會主委的王鬱琦“不期而遇”、簡短晤談,為2014年的“張王會”正式會談進行先手佈局。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關心下,雙方還建立起首長熱線,實現了聯繫溝通機制的常態化,也為“習馬會”提供了實踐經驗和溝通管道。五年來,大陸積極鞏固與國民黨的政治互信。對於堅持一中理念和“九二共識”,勇於擔當政治使命的過渡期黨主席洪秀柱,大陸給予了肯定和支持。其任內,國共兩黨維繫了高層會晤機制,延續“國共論壇”並將其升級為“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對於繼任洪的吳敦義,中國共産黨也釋放明確信號,表達了對其堅守和鞏固國共政治互信基礎的期望。另外,201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接見了台灣統派代表,對其予以高度讚賞和鼓舞的同時,進一步闡述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政治誠意。受此鼓舞,島內統派力量在蔡當局兇狠打壓下,聲量不降反升,新統派團體如雨後春筍,帶動了島內“傾統”民意的逆勢復蘇。
“雙城論壇”被視為兩岸城市交流的典範。2017年雙城論壇上,國臺辦主任張志軍會見台北市長柯文哲。
四是妥善處理台灣涉外事務,鞏固國際社會的一中框架。大陸在堅持一中原則同時,以台灣同胞福祉和需求為計,展現了高度善意和彈性,以戰略高度主導“一帶一路”、“金磚國家”、亞投行等國際機制,厚植共同認知和共同利益;約束域外國與台灣發展“實質關係”,不斷尋求與主要大國增加共識互信、共管“台獨”;反制海外“親臺反華”勢力與“台獨”合流;鞏固國際組織堅守一中原則,但在不違背一中原則前提下,對台灣的國際參與作出因事制宜的靈活安排。近年來,在蔡當局重啟兩岸烽火的情況下,削減其“邦交”影響力,對台灣所謂“政治實體屬性”和“政權合法性”形成了重大打擊。
五年來,在黨中央“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兩岸經濟同屬中華民族經濟”和“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政策主張的引領下,兩岸經濟社會的雙向、全面交流達到新高度,形成了互利互補、水乳交融的局面,為兩岸關係注入了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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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鞏固兩岸交流合作的制度化、規模化。首先,ECFA框架運作良好。在《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構建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化平臺的基礎上,2008-2016年,兩岸“兩會”累積簽署了23項協議,大幅拓展了兩岸交流合作領域,增進了兩岸同胞福祉。如今,大陸主要空港均開通到台灣的直達航路,開通直航港口85個;2011-2016年,台灣出口大陸關稅優惠達565億美元。五年來,大陸進一步完善了涉臺經貿、金融法律法規,通過了《海峽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貨幣清算備忘錄》和《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修正案,形成了兩岸經濟往來的基礎規範體系。“十三五”規劃綱要還提出“推動兩岸金融業合作”,帶動了“臺銀西進”的熱潮。2016年,已有14家台資銀行在大陸設立3家法人銀行、28家直屬分行。2017年,中國銀行業協會成立台資銀行工作委員會,富邦華一銀行成為首個在大陸取得“全牌照”的台資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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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經濟社會雙向交流成為兩岸融合發展的新動力。其一,平臺效應推動兩岸關係發展。2012年以來,兩岸“兩會”長期維持制度化協商,加上作為國共政策平臺的“兩岸和平發展論壇”、作為高層級企業合作平臺的兩岸企業家峰會和貼近基層與青年的海峽論壇,兩岸四大制度化交流合作平臺並駕齊驅。同時,“十三五”規劃重申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平潭綜合實驗區等對臺合作先行先試區的建設,各省市也不斷搭建兩岸經貿和文化往來平臺,便利兩岸經貿資源整合的同時,還為台灣青年提供理性認識大陸的“體驗式交流”機會和來陸發展機遇。其二,擴大台灣基層受益面並逐步實現“國民待遇”。習近平主席關切臺胞利益,多次強調兩岸和平發展紅利分配應聚焦青年一代與一線基層,擴大參與面、增加獲得感。在大陸加快給予台灣企業“同等待遇”的同時,2017年大陸對臺工作會議提出要為台灣民眾提供“國民待遇”,在此前台灣居民往來大陸免簽注、實施卡式臺胞證、扶持台灣青年來陸就讀、就業、創業的政策基礎上,進一步為台灣民眾在陸定居創造條件。其三,兩岸經濟社會往來驅動融合發展。30年來,兩岸經濟社會交流長期處於高位,近十年兩岸貿易額達年均1598.6億美元;2015年,兩岸人員往來達創紀錄的985.61萬人次。蔡當局即使以“新南向”“降溫”,也難以阻止大陸的“磁吸效應”和兩岸産業一體化趨勢。這一過程讓兩岸交流格局更多元、根基更牢固。兩岸通過厚植共同利益,逐漸形成趨同的市場體系、生活方式和價值圖景,讓被分隔已久的兩岸民眾重新産生“共同體想像”,為兩岸社會融合注入了新動力。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劉匡宇 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