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 龍溪虎：千年回眸王安石（三）--實施變法 富國強兵

　　北宋中期，積弊千端。朝廷士大夫階層因循守舊，綜合國力日漸衰微。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為改變積貧積弱的國勢，與守舊勢力幾經較量，在艱難中推行新法，史稱“熙寧變法”。

　　積貧積弱內憂外患

　　北宋初年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安定，採取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進一步剷除藩鎮割據的基礎，總體上來説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但北宋的過分集權也帶來嚴重惡果：“三冗兩積”。

　　冗官、冗兵、冗費“三冗”問題是導致國家積弱的根源。一是冗官問題造成北宋官僚機構龐大、官員眾多。北宋之初，為了鞏固皇權，加強對地方的統治，將全國州郡劃分為十五路，在各路設“漕憲帥倉”四司，分別負責司法、財政、軍事和農事四項權力，對地方官權力進行分散，並相互牽制。同時，在中央也進行了權力分散改革，主要是削弱相權，增設參知政事為副相，宰相僅負責行政職能；設立樞密院，負責軍權；設置鹽鐵、戶部、度支三司，負責財政大權。這樣相權大幅萎縮，形成了宰相主政，樞密主軍，三司主財的“三權”分離權力格局。加上科舉選拔、恩蔭制的實行，使得官僚隊伍日益龐大，出現了官多職少且官員俸祿過高的現象，給北宋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二是冗兵問題造成了龐大的士兵隊伍，但實際效用不高。宋代採取了招募災民為兵的政策，每年都會大量招收流民和災民為兵。在宋太祖時期，禁軍、廂軍加起來一共才四十萬人，到了真宗年間激增到了一百萬人，大量士兵的增加不但沒有增強戰鬥力，反而加重了國家負擔。三是冗費問題導致入不敷出，國庫空虛，使國家難以為繼。為了維持國家正常運轉，北宋政府只有想盡一切辦法增加稅收，千方百計將負擔轉嫁到老百姓頭上，給民眾造成了巨大的經濟負擔，直接導致各地農民和士兵起義不斷發生，社會動蕩不安，北宋國力也就愈來愈弱。

　　積貧是指北宋的財政危機，積弱是指北宋的軍事危機。由於政府機構重疊，官員兀爛，財政開支龐大，導致了宋朝的財政危機日益嚴重，到仁宗末年，便開始入不敷出，虧空越來越大，使宋王朝陷入了更加嚴重的危機。

　　越次入對擇術為先

　　治平四年（1067年）太子潁王趙頊，即宋神宗繼位。當年9月，趙頊任命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召王安石越次入對，君臣際會，共商改革大計。王安石果敢進言：“當今之治，擇術為先”，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提上日程，呼之欲出。

　　宋神宗登基時，只有二十歲，正是血氣方剛的年齡。據史書記載，宋神宗天性好學，留心治道，讀書常常廢寢忘食。他繼位後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勤於政事，勵精圖治。他仰慕先祖的雄才大略，立志洗刷國恥，掃除胡虜，恢復幽燕，經常找大臣商討富國強兵之道。

　　宋神宗與王安石都是富有雄才大略之人，志向相同，越次入對之後一拍即合。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以翰林學士兼侍講身份被召入朝。宋神宗早已聽説王安石博學多才，特立獨行，在地方做官政績卓著，多次推辭朝廷所封官職，在宋仁宗時曾上萬言書提出變法建議，但宋仁宗置之不理。宋神宗即位後，朝中大臣呂公著、韓絳、韓維等人屢次推薦王安石可用，宋神宗便召他為翰林學士兼侍講。

　　宋神宗與大臣商討國家軍政大事，按規矩應先找宰相、副相、樞密使或元老商量，王安石當時並非執政者，還沒有資格參與決策。宋神宗求治心切，召王安石“越次”入對。宋神宗問道：“治國之道，以何為先？”王安石答曰：“擇術為先。”宋神宗説：“唐太宗何如？”王安石説：“陛下當法堯舜，何乙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王安石認為只要“擇術”正確，不但可以實現大唐盛世，也可以達到堯舜之治，這種引導和激勵增強了宋神宗變法圖強的信心。

　　退朝後，王安石向神宗呈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這是王安石著名的奏章之一，人稱“北宋百年第一札”。透過宋王朝 “百年無事”的表面繁榮現象，揭示出北宋王朝所面臨的重重危機，並從吏政、農業、財政、軍事等各個方面提出了改革方略。

　　“越次”入對兩人相談甚歡，以至於他們聊到改革問題時宋神宗更感覺與他不謀而合。當即決定要與他共謀大事，於是把改革大事交給王安石全權負責。熙寧二年（1069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熙寧變法便開始大張旗鼓地實施起來。

　　新法頻出革故鼎新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擔任參知政事。熙寧三年（1070年），又升任宰相，開始以章悅為謀士，以曾布、章惇、蔡確、呂惠卿等人為變法派的中堅力量，全權主持變法，設置經義局、軍器監，成立變法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大力推行改革，浩浩蕩蕩的熙豐新政就此揭開序。

　　從熙寧二年到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與呂惠卿、曾布、呂嘉向等人圍繞富國強兵目標，陸續制定實施了均輸、青苗、募役、市易、免役、方田均稅、裁兵、將兵、保甲、保馬等新法。

　　1.均輸法。設發運使總管東南六路的賦稅收入，負責督運各地“上供”物資，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掌握供需情況，達到供需物資平衡，既保證朝廷所需物資供應，又減輕財政和百姓負擔。

　　2.青苗法。由農民自願申報，春天向官府請貸錢糧，半年為期，償還利息2分，使農民不誤農時，限制了高利貸者乘隙盤剝。

　　3.農田水利法。鼓勵興修水利，開墾廢田荒地，疏浚河道，修建圩堤，受益戶出工出料，興修較大工程，改良了土壤，修浚了汴、漳、滹沱河，熙寧三至九年共修水利10793處，受益田地達363000頃。

　　4.保甲法。農戶十戶一保，五十戶一大保；兩丁以上人家出一丁，農閒練兵，平時維持社會秩序，戰時徵集入伍；大保每夜五人在保內巡警，有盜賊、殺人、放火，如知不告者按法認罪，維護社會治安，寓兵于農，減少募兵，節省軍費開支。

　　5.募役法。改變過去不顧農民農事需要，強迫大批農民長期服役的辦法，讓農民按貧富等級繳納免役錢，由官府雇人服役。原先不服差役的特權戶按等級減半出錢，稱助役錢，安定了民心，調動了廣大農民生産積極性，提高了生産力。同時，也有利於官府統籌勞役，避免了強抓硬派，造成貽誤農時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劇。

　　6.市易法。在開封、揚州、常州、廣州等重要城市設市易務，收購市場上不易銷售的貨物，缺貨時，由商販們以産業或金銀作抵押，向市易務賒購販賣。半年或一年之後，加一二分利息歸還，限制了大商人操縱市場，防止哄壓物價，穩定了市場。

　　7.保馬法。獎勵養馬，願養馬者，每戶一匹，願養兩匹者給予獎勵，擴大並保證了戰馬來源。

　　8.方田均稅法。重新丈量土地，按土地的好壞，劃等定稅，防止豪紳兼併土地後隱産漏稅，貧苦農民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負擔。

　　通過一系列的變法措施，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裁減了部分軍隊冗員，節省了軍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由於變法過急過猛，措施不盡完善，或執行不力，或執法層層變通，導致一些地方百姓負擔加重，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變法圖強成效明顯

　　王安石變法從新法實施，到守舊派廢罷新法，前後近15年時間，變法雖然最後以失敗告終，但以“富國強兵”為目標推行的新法，基本上收到了預期效果，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1.國庫充裕，財政增加。王安石在變法過程中採取了一系列增加財政收入的措施，擴大稅收來源，開徵“青苗錢”“免役寬剩錢”“市易息錢”等稅收項目，既打擊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又防範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還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使得國庫積蓄大幅增加。到宋神宗年時期，國庫較為充裕，可保證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據文獻《玉海》（卷一八六）記載：京師每年的錢幣收入，宋太宗時平均為一千六百萬貫，真宗時為二千六百五十萬貫，仁宗時為三千六百八十萬貫，神宗時則驟增到六千萬貫。哲宗初年，戶部尚書李常説：“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場稅利錢共五千六百餘萬貫，京師米鹽錢及元豐庫封樁錢近千萬貫，總金銀谷帛之數，復又過半”（《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0七），國家收入總計達一億貫以上，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因而新法的推行，初步實現了富國強兵預期目的。

　　2.生産發展，國力增強。王安石變法有利於平民百姓和中小地主階級，得到他們的衷心擁護，從而大大緩和了階級矛盾，增強了北宋的綜合國力。多項新法的推行，推動了農業生産發展。如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戶的高利貸，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免役法使農戶賦稅有所減輕，讓農民得到實實在在的實惠，調動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農田水利法鼓勵各地開墾荒地，興修水利，對發展農業生産起到巨大的促進和推動作用。王安石推行的這些新法，既發展了生産，增強了國力，又減輕了人民負擔，使北宋出現了百年未有的繁榮景象。元豐初期連年豐收，農民生活大有改善。

　　3.整軍強兵，鞏固邊防。變法為實現強兵目標，以“整軍”為中心，開展了一系列強軍措施，使積弱局面得以緩解，軍事實力有所增強，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面。保甲法的推行加強了對農村的統治，農閒時在家接受軍事訓練，節省大量訓練費用，還可以用來巡查維持治安，戰時可以用來打仗，成為全國性的軍事儲備；裁兵法規定士兵五十歲後必須退役，提高了軍隊士兵素質；將兵法有效緩解了過去將不知兵、兵不識將的弊端，改變了兵將分離的局面，提高了軍隊的戰鬥素質；保馬法鼓勵保甲自願養馬，既降低了馬匹死亡率，使馬匹數量大大增加，又減省了官府開支；軍器監法加強了對武器的監督製造，增加了武器生産數量，提高了武器品質。這些變法強兵措施增強了北宋的軍事實力，收復了失陷兩百多年的熙、河、洮、岷、疊、宕六州，扭轉了西北戰爭敗局。

　　王安石變法是艱難的，甚至不為人理解，但只要心存黎民百姓，心繫國家社稷，一心精忠報國，大公無私，總能夠將記憶嵌入民族靈魂深處。（來源：微信公眾號“翻開江西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