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手機産業鏈聚落印度調查

2019-03-22 08:45:07 | 來源:證券時報 | 責編:陳晨

  從交通擁擠的印度首都新德里市中心出發,驅車一小時可達到位於新德里東南郊的新興城市——諾伊達。作為印度“德里孟買工業走廊計劃”的一個關鍵點,這裡正發展成為印度下一個手機製造聚落。

  IBM、三星、中國手機品牌OPPO、vivo以及印度當地手機品牌LAVA和支付之王PayTM都在此區設印度總部。三星去年宣佈在諾伊達投資約合47億元人民幣擴建其在全球規模最大的手機工廠;OPPO斥資22億元人民幣在大諾伊達地區置地建設新的印度總部;vivo則宣佈將投資超過約40億元人民幣在大諾伊達建造新的工廠,使其印度製造基地變得與中國工廠一樣大。

  諾伊達還有聚集了小米、傳音等品牌的OEM(代工)工廠,以及圍繞這些手機大廠的上游供應鏈,其中不乏A股上市公司,如航天科技、瀛通通訊、合力泰、長盈精密、裕同科技、欣旺達等公司。在諾伊達地區之外,TCL、京東方A等也在印度建設廠區。

  目前中國手機品牌已經在印度拿下50%以上市場,並期待拿下更多的市場份額。但如果想要在印度獲得長期發展,必須要滿足産品在印度生産。2016年印度總理莫迪提出“印度製造”計劃之後,印度對智慧手機機零部件漸次加徵關稅,在印度建廠是各大手機廠商發展的必要條件。

  關稅倒逼供應鏈進印度

  給小米手機和傳音手機做OEM的海派科技,是中國手機産業鏈向印度發展的一家典型公司。

  海派科技是小米重要的OEM合作企業之一。2016年8月海派科技在印度註冊建廠,當前每月生産約100萬部手機。目前海派科技已經在籌備建設二期工廠,承租了百米之內OPPO轉移而留下的廠房,新廠房建設完成後,每月將可以生産約280萬部智慧手機。

  2017年,海派科技被A股上市公司航天科技並購,成為航天係的一員。海派科技印度負責人張求生表示,海派科技進入印度市場一方面是戰略佈局,另一方面是滿足客戶要求的考慮。

  2016年開始,印度總理莫迪推出了“分階段製造計劃”,希望利用印度巨大的智慧手機市場推動本土生産。該計劃不僅包括對手機徵收關稅,還包括對手機充電器、電池、耳機和已經預裝印刷電路板的零部件徵收關稅。整機稅收達到20%,SKD(半散件)關稅在5%—15%不等。

  對競爭激烈且利潤率較低的行業來説,承受關稅意味著利潤被蠶食或喪失價格競爭力。“手機行業利潤微薄、價格競爭激烈,沒有企業願意扛著關稅參與競爭。蘋果iPhone的生産不在印度,所以價格全球最高,蘋果印度市場份額在2018年已經下滑到只有約1%。”一位行業人士介紹。

  為了避免關稅等成本,中國智慧手機廠商不斷擴大在印度的生産能力。品牌商也不斷“催促”其在國內的上游供應商赴印度建廠。“光是今年,傳音、小米、OPPO就組織幾波上游供應商組團來印度考察市場,傳音年後已經組隊三次來了印度。”正籌備在印度成立“印度中資手機行業協會”的楊述成對記者表示。

  海派科技是較早進入印度的代工廠之一,張求生不停接見來印度考察的中資考察團,主要詢問在印度辦廠的經驗。

  在他看來,越來越多的中國手機品牌商希望供應鏈企業到印度建廠,一方面是關稅政策影響,另一方面是産品競爭加速對製造的時間提出更高的要求。當前,印度沒有手機製造業基礎,散料都需要從中國空運到印度。“船運的時間太長,根本等不及。”張求生説。

  張求生介紹説,諾伊達地區最早是OPPO、vivo前來建廠,後來帶來數據線、充電器等供應商建廠,逐漸有了更多的代工廠以及供應鏈企業,慢慢形成了手機産業基地,是自發形成的集群。

  還有更多的供應鏈企業在諾伊達集群建廠,小米供應商合力泰已經承諾未來三年在印度大諾伊達地區投資約2億美元,並於2019年初啟動生産。小米印度首席運營官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該公司將在印度生産相機、觸摸屏模組和指紋感測器等組件。

  手把手教印度工人

  印度軟體産業發達,但工業製造業基礎較薄弱,尤其在手機製造領域,此前印度本土的智慧手機品牌多依靠中國OEM公司的支撐。中國企業在印度設廠也在一步步帶動印度本土工業製造。

  在海派科技工廠流水線,裝備了與中國手機製造産線一樣的SMT設備産線,區別之處是中國工廠有更多的自動化設備,而印度工廠則用了更多的勞動力。

  勞動力成本低是印度製造的優勢,海派流水線的印度工人包含公積金和社保的稅前月薪11056盧比(約1650元人民幣),人均加班費每月約300到400元人民幣,而且招工容易。“招100人能來四五百人應聘。”張求生説。

  在海派的車間,技術程度較高的SMT等設備操作還是中國工人。“技術工作要靠中國工人手把手教會印度本地工人。”他介紹説,印度人喜歡自由,生産效率要比中國員工差一些。海派工廠在2016年剛投産時,印度工廠的生産效率只有中國的60%,現在逐漸上升到約80%到90%。

  除了人口因素之外,印度製造其他生産資料並無優勢。比如廠房月租金每平方米約30元人民幣,水準幾乎與深圳工廠相當;工業用電採用階梯收費,價格與廣東地區差別不大,但是印度停電情況時有發生。

  瀛通通訊印度工廠負責人邱斌對記者表示,“印度電力設施就像上世紀90年代的深圳觀瀾,夏季用電高峰期每天斷電十幾次都是常有現象,廠房必須配備備用發電機,不然無法開工。印度的工人管理難度很大,經常出現曠工的現象,生産效率較低。”

  記者走訪獲悉,因為印度市場在快速發展,海派科技、瀛通通訊這樣的上游工廠主營業務能較保持穩定利潤率,甚至比中國工廠利潤率略高,現在還在不斷投入新的廠房、設備,試圖在印度高速增長的手機市場拿下更多份額。

  張求生認為,在印度置辦工廠,最大的問題還是印度的關稅政策變化太快,海關報關需要不停的變。印度素以監管嚴厲和産業戰略多變著稱,張求生説,要推動印度製造,印度還需要穩定和更有利於商業的政策體系。

  中國製造在印度,事實上並沒有享受到印度的政策支持,更多的是産業集聚效應。在印度投資也找不到低成本的融資渠道,商業貸款利息約在10%,近乎與國內的消費貸款利率水準相當。

  楊述成説,在印度的中資企業也開始形成集群,比如OPPO、vivo、TCL開始建設産業園,更多的企業形成産業合力,在未來與印度政府政策談判或更有籌碼。(記者 孟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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