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東
翻開近代中國的歷史篇章，如果説戰爭與失敗是每個篇章的醒目標題，那麼割地與賠款就是每個標題之下的主要內容。及至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不僅贏得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而且徹底洗刷了近代以來抵抗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由此成為近代中國歷史最為輝煌的篇章。回顧75年前的抗日戰爭，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是由於民族意識在抗戰時期達到了新的覺醒，團結合作在抗戰時期達到了新的高度，愛國精神在抗戰時期達到了新的頂點，民族精神在抗戰時期得到了新的昇華，民族復興在抗戰時期獲得新的希望。一言以蔽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因素。
一
民族意識在抗戰時期達到了新的覺醒
抗日戰爭推動了民族意識的新覺醒，中華民族的覺醒又形成了空前未有的強大力量。
近代以降，國門洞開，民族災難，接踵而來。而日本覬覦中國之野心尤甚。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軍國主義就將中國作為主要侵略目標。中日甲午一戰，深深刺痛了中國人的民族危機意識。李大釗即説，中日關係“鐫骨銘心紀其深仇大辱者”，曰“甲午”。他預言“日本帝國主義的干涉中國，即是世界大戰的導火線”。青年時代的毛澤東也敏銳地意識到，中日“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日本的強權真是“迫上了我們的眉睫”。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民族危機日益嚴峻；1935年的華北事變，戰爭氛圍愈益濃烈。一位青年學生在信中寫道，敵人的飛機在我們頭上掠過，炮聲震得教室玻璃窗發抖，機關槍不斷地響著打靶。這樣的環境下，“我們能唸書嗎？”青年學生的悲憤提問，正是抗日救亡情緒的真實顯露。與此同時，《風雲兒女》的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迅速唱遍全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更是喊出了中國人民的滿腔悲憤，日益迫近的戰爭使得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迅速覺醒。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炮聲一響，儼然表明事態之嚴重“已達到不起來堅決抗戰就不能保存平津、華北的地步”。中國共産黨于盧溝橋事變後第二天即發表通電呼籲，中華民族危機到了最為嚴峻的時刻，“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現時應“發揚抗戰的民氣”，立即動員“全國人民，用全力援助神聖的抗日自衛戰爭！”在中國共産黨的大力呼籲下，中國人民的抗日民族意識空前高漲。全體中華兒女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團體同仇敵愾，共赴國難。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到處燃起抗日的烽火，譜寫了一首首感天動地、氣壯山河的壯麗史詩。在這場全民族抗戰中，不僅涌現出了諸如楊靖宇、趙尚志、左權、彭雪楓、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等一批抗日英烈和八路軍“狼牙山五壯士”、新四軍“劉老莊連”、東北抗聯八位女戰士及國民黨軍“八百壯士”等眾多英雄群體，也有像舍家紓難，把丈夫和5個孩子送上抗戰前線，被人們譽為“當代佘太君”的英雄母親鄧玉芬的大義之舉，受到了人們的廣泛讚譽。
正如恩格斯所説：“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血與火的戰爭儘管考驗著每一個中國人，但中國共産黨高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指引著全中國人民積極開展抗日戰爭。“祖國如有難，汝應作前鋒。”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爭取民族獨立成為中華兒女的共同意志，實現民族解放成為中華民族的一致行動。全民族的抗戰熱情極大地推動了民族意識的高漲。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正規戰與遊擊戰，前方與後方，海外與海內，互相配合相互支援，民族向心力與凝聚力空前增強。雖然是弱國的地位，雖然是強敵的入侵，但中國不會滅亡，我們不會滅亡。巴金説，這是“因為我們還活在我們民族的生命裏”。民族危機越是加深，民族意識越是強烈。即便日軍自己也不得不承認，抗戰時期的中國人“民族意識高昂”。特別是革命根據地的民眾“均具有敵對意識”，大部分人在其潛意識內堅信，即使日軍“在開戰初期佔優勢，但在長期戰爭下，不可能獲勝”。抗日戰爭推動了民族意識的新覺醒，中華民族的覺醒又形成了空前未有的強大力量。正是這一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識的覺醒，匯聚成為民族而戰、為祖國而戰、為尊嚴而戰的磅薄力量，最終贏得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由此開啟了近代中國歷史最為輝煌的新篇章。
二
團結合作在抗戰時期達到了新的高度
沒有國家的前途命運就絕不會有個人的前途命運，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的結合起來，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我們才最終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
政治上四分五裂，組織上一盤散沙，是近代中國相當長時間內的一種現實狀態。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為此感嘆説：一盤散沙的民族如何才能崛起！然而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一改往日的局面。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成為中華民族面臨的共同災難。面對軍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和瘋狂殺戮，中國人民不能不奮起抵抗。中國是弱國，日本是強國，弱國與強國的對決，決定了各黨派、各階級、各團體必須團結合作共同抗日。“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生死決戰，只有團結合作，才是抗戰的出路。這是包括中國共産黨在內的全國人民的一致呼聲。
還在全面抗戰之前，毛澤東就告訴斯諾，作為中國的兩個主要政治力量，國民黨和共産黨如果沒有團結起來，其結果“對抗日運動不利的”。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産黨更是多方呼籲團結合作，以團結促抗戰，強調沒有團結就不能實現全面抗戰，團結是實現全面抗戰的基本條件，也是全面抗戰最本質的內容之一。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也説：“亡國的危險臨在每個中國人的頭上。即使過去有著怎樣的深仇積怨，便算是殺父仇罷，在這大難當前的日子，也不應再記往日的仇恨，而唯有團結起來一致對付當前最大的敵人，在‘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為著抗日’的原則下和衷共濟，為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奮鬥，才是出路。”民族危機迫在眉睫，團結抗戰不僅是一個口號，而且也是實實在在的行動。抗戰中後期，國民黨消極抗日發起摩擦，中國共産黨再次強調，中國的抗戰要“始於團結終於團結”，團結是全面抗戰的基礎，也是“一切任務中的最重要的任務”。抗日戰爭是正義的民族革命戰爭，只有團結各種抗日力量，才能發揮全面抗戰應有的作用。
民族危亡嚴峻異常，團結合作急需加強。緊急時刻，國民黨順應了時代的吁求，在中國共産黨的積極促進和各方愛國人士及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與中國共産黨達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團結起來一致抗戰，併發出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的號召，組織了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一系列大的會戰。這些會戰對堅定全國軍民抗戰信心、吸引友邦和華僑支援抗戰、贏得政府和企事業單位內遷時間，配合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軍隊開闢敵後戰場，具有重要意義。抗戰時期，不僅各黨派摒棄過去的成見團結起來，“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團結像一個人似的，只有一個心，只有一個目的，保障全民族戰爭的徹底勝利。”作家巴金深有感觸地説，“這一次全中國的人真的團結成一個整體了。我們把個人的一切全交出來維持這個‘整體’的生存。這個‘整體’是一定會生存的。”沒有國家的前途命運就絕不會有個人的前途命運，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地結合起來，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我們才最終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抗戰能夠獲勝，是由於“團結，團結，團結，這就是我們的武器，也就是我們的口號”。正是在中國共産黨的大力呼籲與倡行之下，團結合作在抗戰時期達到了新的高度，並最終獲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正是這次戰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鬥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
三
愛國精神在抗戰時期達到了新的頂點
遍及世界的華僑華人，與祖國的抗戰遙相呼應，為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偉大的愛國精神在這場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中達到了新的頂點。
愛國主義精神，凝結于五千年中國歷史的河床之上，蘊藏于創造歷史的人民之中，並在中華民族綿延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構築起了無堅不摧的精神家園。愛國主義作為一種最深厚的民族情感，總是與一定時期內國家的歷史任務要求、國家和民族生存相關聯。抗戰驟起民族蒙難，愛國主義再次成為中國人薪火相傳的精神力量。中國人民滿懷愛國熱情，爭先投入保家衛國的偉大鬥爭之中，形成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愛國主義篇章，並在這場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的激蕩之下達到了新的頂點。
“常思奮不顧身，而殉國家之急”。抗戰時期，各民族、各階層、各社會團體以及華人華僑等，以飽滿的愛國熱情積極開展救亡鬥爭。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東至台灣，南達海南島，西到新疆、西藏，北至內蒙古的廣大國土上，各少數民族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積極行動起來，以自己民族的方式投入到抗日救國的民族解放鬥爭中來。馬本齋領導的冀中回民支隊，從建立到1944年，共作戰870余次，打遍冀中平原，殲滅日偽軍3.6萬餘人，創造了輝煌戰績，成為回民堅持抗戰的一面旗幟。生産戰線的工人群眾，一方面冒著槍林彈雨加緊工業生産，另一方面組織各種團體積極支援前線作戰。不少有工人組織的地方及工廠，普遍建立了遊擊小組，他們經常破壞敵人的交通，襲擊敵人的輜重和運輸。農民是抗戰的主力，全民抗戰首先是農民抗戰。廣大農民群眾以糧食支援抗戰的同時，在敵後戰場上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知識分子一方面積極宣傳抗日，另一方面直接加入了八路軍隊伍。晉察冀軍區步兵第十團就被稱之為“知識分子團”，該團領導成員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北平大中學生和東北流亡學生。
“血濃于水一家親”。抗戰時期，臺港澳同胞與海外僑胞也以極大的愛國熱情，積極參加到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洪流中。據統計，全國抗戰爆發後，有5萬多名台灣同胞到大陸參加抗戰。他們在大陸組建了“台灣革命民族總同盟”“台灣青年黨”等許多抗日團體和抗日武裝。臺籍著名抗日將領李友邦，將旅居閩浙一帶的台灣同胞組織起來，在浙江金華成立了“台灣義勇隊”，成為台灣同胞直接參加祖國抗戰數量最多、影響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支抗日隊伍。日軍戰火迫近香港後，許多香港熱血青年紛紛要求到前線參戰，還有不少人帶領全家一起回鄉加入抗戰熱潮。香港女教師李淑桓先後把6個兒女送回東江參加抗日武裝。不久，自己也返回東江參加抗戰。為了支援祖國抗戰，“香港學賑會”發動青年學生募捐籌款，積極支援內地同胞和抗日部隊。同時，“香港學賑會”還先後組織3批回鄉工作團，奔赴內地直接投入到抗日戰場的烽火，衝鋒在槍林彈雨之中。1942年成立的港九大隊，採用靈活機動的遊擊戰法，在香港組織了上百場戰鬥，給黑暗中苦苦掙扎的香港人民以極大的希望和鼓舞。海外僑胞也以高昂的愛國熱情，從財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積極支援祖國抗戰。更有大批海外僑胞直接歸國參加抗戰。據統計，抗戰時期僅歸國參戰的粵籍華僑就達4萬多人。血濃于水、愛國一家。遍及世界的華僑華人，與祖國的抗戰遙相呼應，為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偉大的愛國精神在這場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中達到了新的頂點。
四
民族精神在抗戰時期得到了新的昇華
中國抗戰離不開世界，中國的革命道路也必須與世界革命道路聯繫起來。這就要求我們摒棄那種“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的錯誤做法，而是要將“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有機結合起來。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精神品質與文化氣質的獨特呈現。中華民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孕育形成了不少優秀的民族精神。抗日戰爭作為一場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無疑又在塑造著新的民族精神，並使其得到新的昇華。抗戰時期民族精神的昇華，首先體現在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得到了進一步增強。
“立天下正位，行天下大道”，反對卑躬屈膝、茍且偷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也是民族自衛戰爭中必須堅持的立場。還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中國共産黨就指出，在民族危機的緊急關頭，堅決反對那些“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和一些“投機的敗類”，要同全國一切黨派和同胞一道，保護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抗戰到底、血戰到底。同時也要堅決斥責那些認為日寇能夠覺悟和讓步的空談，利用“一切努力去反對投降和分裂”。汪精衛集團走上叛國道路後，在中國共産黨人影響和推動下，全國各界開展討汪和反投降鬥爭，有力地遏制了民族投降主義逆流的蔓延，維護了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一步推動了抗日戰爭向前發展。尤其是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更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抗擊了幾乎一半以上的侵華日軍和絕大部分偽軍，極大地增強了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八路軍、新四軍雖與近百萬日偽大軍血戰，“但沒有一個當漢奸的指揮員，沒有一個投敵的中委，沒有一連一排叛變為偽軍的軍隊，沒有一個日諜漢奸能在共産黨統治區域逍遙法外”。條件雖然艱苦，戰爭雖然殘酷，然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民族自尊與自信，始終是廣大愛國群眾的精神力量，這是抗戰能夠取得勝利的重要支撐。
抗戰需要發揚民主精神，抗戰也需要開放精神。在這場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中，民主精神得到進一步彰顯，開放意識進一步增強。抗日戰爭是全民戰爭，這就決定了必須要廣泛發動民眾，沒有廣泛的民眾動員，就不會有抗日戰爭的勝利。發動全國的力量抗戰，民主是必要條件。要支持抗戰到最後的勝利，“只有一條大路，就是民主”。只有把一切民眾都組織起來，“依著民主統一的路徑，來給垂危的中華民國，爭取光榮的勝利”。中國共産黨一方面大力呼籲民主，另一方面在敵後根據地實行民主政權、民主制度、民主作風，把群眾發動和組織起來，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經過中國共産黨的大力呼籲和具體實踐，民主意識在全國範圍內高漲起來。民主精神固不可缺，開放精神也需加強。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不是孤立進行的，必須與世界人民團結合作。中國抗戰離不開世界，中國的革命道路也必須與世界革命道路聯繫起來。這就要求我們摒棄那種“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的錯誤做法，而是要將“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有機結合起來。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産階級和廣大人民，也就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正是這樣的開放心態，我們不僅獲得了世界援助，更獲得了世界人民同抗日戰爭的同情和支持，從而贏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五
民族復興在抗戰時期獲得了新的希望
新時代的大潮中擊水行舟，唯有進一步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才能攻堅克難、勇毅前行，才能奮楫揚帆、勇立潮頭，進而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百年夙願，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抗戰時期實際也是對中國各種政治勢力和領導能力的大檢閱時期。怎樣領導抗戰，民族如何復興，不僅關乎抗戰的命運，也關乎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進而言之，誰能領導中國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的新中國，誰就是人民的救星，誰就是民族復興的領導力量。
戰時國民黨的腐敗專制，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對其産生了不滿。美國記者斯諾就説，“蔣介石是個獨裁者，他很聰明，但又無能，他不知道中國人民需要什麼，不知道怎麼為人民辦事。這一點和毛澤東大不相同。你要知道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民佔了一大半，不能贏得絕大多數的民心就很難統治中國。”著名記者愛潑斯坦參觀延安後説，“我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在那裏，“充滿希望，沒有饑餓，沒有失敗主義情緒”“八路軍是中國和亞洲的希望”。於是，成千上萬的青年知識分子和愛國民主人士絡繹不絕奔赴延安。“割掉我肉還有筋，打斷骨頭還有心，只要我還有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據任弼時説，抗戰後到延安的知識青年總共達4萬餘人。這是全面抗戰爆發後，大批有志青年突破日、偽、蔣的重重封鎖，腳踏崎嶇小路，風餐露宿，從四面八方通往陜北延安的真實寫照，更是進步青年在艱辛革命征程中砥礪奮進的壯闊場景。大批青年奔赴延安，是因為他們認同中國共産黨的抗戰路線，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從而“奔向共産黨幹革命”。正是這種希望，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中國共産黨不僅是抗戰的希望，也是民族復興的希望。抗戰時期，毛澤東植根于現實土壤和革命土壤撰寫的《矛盾論》與《實踐論》等著述，創造性地闡釋了理論與實踐、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馬克思主義經典原則，為引領中國如何立足於抗戰與革命的實際確立了一個哲學邏輯，提供了一個理論形態，開闢了一條思想路線，同時也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理論指南。在建國構想方面，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提出了在政治上建立無産階級領導下的人民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在經濟上建立國營經濟，允許資本主義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得到發展；在思想文化方面，建立無産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澤東對未來新中國的描摹，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可。許多在政治上處於中間立場的人，對國民黨的失望越來越大，對中國共産黨則寄予信任和希望。歷史的天平終於轉到了中國共産黨這邊，民族復興的希望也越來越多地傾注到中國共産黨身上，中國共産黨成為領導民族復興的核心力量，中國歷史由此翻開了新的篇章。
回顧75年前的那場戰爭，偉大的中國人民以“抗戰到底，血戰到底”的堅強意志，打敗了窮兇極惡的日本侵略者，譜寫了愛國主義的新篇章。75年來，愛國主義始終是激勵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強大力量，並在中國共産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中，繼續書寫著愛國主義精神的輝煌篇章。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接近自己的夢想。然而任何一項偉大事業的成功，都需要精神力量的強力支撐和持續推動。新時代是奮鬥者的時代，也是需要進一步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時代。我們仍將處於初級階段的歷史方位，需要繼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需要繼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全球化背景下的複雜世情，需要繼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需要繼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新時代的大潮中擊水行舟，唯有進一步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才能攻堅克難、勇毅前行，才能奮楫揚帆、勇立潮頭，進而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百年夙願，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為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商業大學基地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