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放大》把鏡頭對準了“搖擺六十年代”的倫敦時尚文化。

蔡楚生導演的《新女性》在戲內戲外有著雙重歷史意義。

《自然至上：愛麗絲·蓋伊-布拉切不為人知的故事》

陳逸飛導演的《海上舊夢》。 製圖：李潔

　　開票一小時內，售罄600多場次——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創造了出票戰績的歷史。“歷史”，恰恰是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的關鍵詞。

　　1895年，盧米埃爾兄弟在毗鄰馬賽的海濱小鎮拉西奧塔放映《火車進站》，嚇跑了擠滿咖啡館的人群，電影從此啟航。十年後，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裏張起一面白布，伶界大王譚鑫培緩步入畫，他的觀眾是一台攝影機；幾天后，大觀園戲院裏張起另一面白布，一群觀眾看到了這場特殊的、譚鑫培既不在場又在場的《定軍山》，中國電影閃亮登場。今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成為一方特別的舞臺，130年的世界電影和120年的中國電影在此相遇。

　　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特別策劃影展單元“和合共生，中外電影的百年共振”，梳理中外影史發展的重要節點，以電影技術、美學風格和類型衍化三條脈絡，精選30部時間跨度超過100年的影史經典，締造了一場穿梭於時空的“銀幕對話”。這個特別策展單元並不是孤立的——從“金玉滿堂”的SIFF經典，到多元視角下的SIFF狂想，東西方傳奇不落幕；與電影同齡的默片“冷面笑匠”巴斯特·基頓和中國早期電影的“全能奇才”袁牧之如雙星輝映；華語新聲的雛鳳清音，並不因面對鋒芒畢露的名導新作而露怯……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完整策展思路，聯結著夢境和現實、經典和當下的兩端，譜出關於世界電影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多聲部交響。

　　女性之光

　　今年金爵獎主競賽單元的12部作品裏，有8部或出於女性視角、或圍繞女性主題、或與女性題材密切相關。女性構成當代電影表達的主體，也是一道重新勘測電影史的弧光。

　　1896年，愛麗絲·蓋伊拍攝了短片《甘藍仙子》，這是全世界第一個女導演的作品，更是第一部根據虛構故事的劇本拍攝的電影，僅有50秒的短片確立了未來100多年的電影敘事基因。2024年巴黎奧運會開幕式上，蓋伊的雕像和盧米埃爾兄弟的火車並置，這是遲到百年的致敬。上海國際電影節即將展映的《自然至上：愛麗絲·蓋伊-布拉切不為人知的故事》，把敬意轉化成一場“尋找愛麗絲”的影史考古田野調查，帶領觀眾深入時空的岩層，辨認這世界首位女導演留在電影史的足跡。

　　對女性電影人的發掘和重新認知，這是全世界正在進行時的影史課題。對於華語電影而言，修復並放映蔡楚生導演的《新女性》，不僅是為了重溫阮玲玉的絕代風華，這部悲劇的作品在戲內戲外有著雙重歷史意義。阮玲玉在影片公映後自殺，而影片講述的女性知識分子在傳統社會裏的困境，有著明確的現實原型，參照了中國電影第一輪黃金時代裏屈指可數的女編劇艾霞的遭遇。19歲的艾霞是中國共産黨電影小組的早期成員之一，21歲完成她第一部也是唯一的電影編劇作品《現代—女性》，這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女性視角下陳述女性被父權扼殺的作品，她因此死於輿論風暴。《新女性》和阮玲玉的現實終局幾乎是重演艾霞的悲劇，而這位一度鋒芒畢露的“影壇才女”更是在中國被遺忘太久了。

　　電影之城與城市電影

　　今年金爵獎頒獎典禮的主題是“遇見電影，遇見上海”，多項展映計劃推出“電影+旅遊”的服務，契合上海“電影之城”的定位——在電影裏看到上海的不同側面，在上海尋找電影的痕跡。電影和城市的關係，也是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展映片單裏等待被揭開的謎底。

　　今年是意大利傳奇攝影師卡洛·迪·帕爾馬百年誕辰。他在入行時是維斯康蒂《沉淪》劇組的跟焦員，之後加入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浪潮，見證並塑造了意大利電影的黃金時代。與安東尼奧尼導演合作的《紅色沙漠》和《放大》是帕爾馬離開意大利之前的巔峰之作。《紅色沙漠》是安東尼奧尼和帕爾馬搭檔的第一部彩色電影，影片在拍攝時大膽地把工業城鎮的景觀和女性陷入精神危機的內心世界並置。攝影師對色彩的大膽運用，配合女主角莫妮卡·維蒂不穩定的、神經質的表演，生動再現現代文明對人類情感與感知的侵蝕。1966年，帕爾馬隨安東尼奧尼來到倫敦，《放大》是他們合作的第一部英語片，這部影片上映後既是席捲全球票房的現象級作品，同時成為現代主義電影的豐碑。影片把鏡頭對準了“搖擺六十年代”的倫敦時尚文化，一位攝影師在公園意外拍攝到一樁可能的謀殺案，他在放大照片的過程中陷入對現實與幻覺的困惑。影片陌生化了人們習慣的倫敦景觀，也解構了傳統敘事，在謎一般的倫敦市景裏，展開視覺和知覺的迷宮。

　　之後，帕爾馬的事業重心轉向美國，他與伍迪·艾倫締結的嶄新搭檔關係中，兩人互相成就，共同創造對方新的事業高峰。1994年上映的《子彈橫飛百老匯》，帕爾馬在片場復刻1920年代紐約百老匯的浮華風貌，伍迪·艾倫寫作的妙趣對白串起紐約黑幫與戲劇圈的荒誕碰撞。

　　把視線轉回中國。今年適逢藝術家、導演陳逸飛逝世20週年，“大美術家陳逸飛”單元集中放映他導演的《海上舊夢》《人約黃昏》《逃往上海》和《理髮師》，溯源他用光影打造的“海派文化”。這些影片透過市井人物的離合，以獨特氣韻的影像重構上海，為這座城市打造一張獨特的海派名片。在這個“短平快”挾裹一切的時代裏，陳逸飛詩畫重合的電影語言給觀眾帶來另一種進度的時間線程。與藝術家重逢于黃昏時分的海上舊夢，這些電影把觀眾帶回已經消逝的上海風景中，夢境、回憶和歷史在銀幕上輪迴交織，在這樣自矜的藝術實驗裏才能體會到陳逸飛的那句：“上海不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種精神象徵。”（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