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雲和月》劇照
關於電視劇的未來，近兩年充盈于耳畔的，是越來越疑慮的聲音。尤其是長劇，何去何從，答案似乎籠罩在一大團所謂“長劇向短”的霧靄中。
然而濃霧中總有逆行者。《沉默的榮耀》是一個，《太平年》是一個，四月裏又來了一部《八千里路雲和月》。
當真是久違的大劇氣象：歷史題材，時間跨度，班底陣容，乃至這氣吞山河的標題，復古膠片感的影像風格，巨細靡遺的美術置景。不過，在我看來，更本質、也更讓人興奮的，是劇作深具敘事野心的結構——現實是殼，古典是核。
死與生
《八千里路雲和月》的雙線結構，從1937年上海淞滬會戰爆發開始。
奉命奔赴上海戰場的少將旅長張雲魁，一齣場就是當下螢幕上較為少見的“儒將”形象。劇中交代他“師參謀長出身”，所以在後面的劇情中，我們能通過他整肅軍紀、部署戰術，乃至對麾下參差不齊的士兵的戰前動員中，窺見其抱負和謀略。而在第一集的“戰前辭別”中，編導只用了一場戲、幾句詞，就勾勒出一個書香滿溢、父慈子孝、夫妻和美的傳統士大夫家庭——那是張雲魁儒雅氣質的源頭。
在這場敘事效率很高的戲裏，臺詞裏藏著饒有意味的文化暗碼。父親張汝賢的教誨，意外地從顏魯公的書法切入，點出“氣”比“才”重要，進而——“能無懼而已矣”。
“無懼”的是什麼？父子倆心領神會，那就是一個死字。三言兩語之間，張雲魁的儒將氣質就加上了一塊更重的砝碼——死士。
這位死士，並不是以往刻板印象中粗糲勇猛的一介武夫，而是離家前“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的倔強背影，是泡在戰壕污水中吟誦的那一曲荒腔走板的《明月幾時有》；是柳鎮巷戰中身先士卒拼到最後一枚手榴彈的軍人，也是劇中如迴旋曲般反復出現的“雲魁主題變奏”：
“軍裝是我的棺材。”
“身膏草野……含笑九泉。”
“雲魁不怕死，但不可貽誤戰機。”
“若雲魁死而上海在，則心願了矣……我死，則國生……死國者，不分貴賤。”
張雲魁從第一集開始就慨然奔赴的“死”，建立在清醒的、甚至不無哲學意味的思辨基礎上，著墨不多卻力重千鈞。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第一集裏同時展開的另一條線：孟萬福的“生”。
也是在八一三當天，從山東到上海來混世界的廚子孟萬福準備在翌日迎娶安徽姑娘韓小月。他剛剛在兵荒馬亂的年月裏籌備起一桌喜酒，卻在取婚服的路上被抓了壯丁，強行塞進了八十七旅。
孟萬福是個非常接地氣的人物。我們從他身上，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升斗小民趨利避害的本能，樂天認命的性情和靈活應變的能力。他把“吃、穿、錢”的人生哲學時刻挂在嘴上，學著當權者的口吻嘲諷紛亂時局，把在亂世中茍全性命，當成惟一的信仰。
於是，在第一集末尾，編導就完成了一個漂亮的古典式閉環：主角悉數登場。張雲魁旅長下馬伊始，處理的第一件公務，就是抓住了想從狗洞逃跑的孟萬福。於是，視死如歸的將軍與亂世偷生的廚子雙線合併，人物與各自攜帶的理念展開第一次正面交鋒。
而《八千里路雲和月》原來的劇本，標題正是“廚子與將軍”。
家與國
第一集之後，《八千里路雲和月》結構上的分岔逐漸清晰。一方面，一心赴死的張雲魁絕處逢生，卻背上了“逃跑將軍”的鍋，只能孤獨地走上一條“報國無門卻四處找門”的求戰之路，此為前方戰爭線；另一方面，雲魁的家人與僥倖逃生的孟萬福相互扶持，流落到上海，在苦難生活裏“扒拉出一片天”，此為後方和平線。
“戰爭”與“和平”這兩條線貫穿始終，大多數時間平行，最終交織在一起。在電視劇中，用托爾斯泰式的宏大結構來展現一段早已刻入中國人基因的歷史記憶，不僅空前，恐怕也很難有後繼者。其中需要處理的信息分配、情節編織以及歷史評價上的問題，難度之大，令人望而生畏。
更為可貴的是，編導的野心，並不止于在表層搭起《戰爭與和平》的框架。隱伏于情節線背後的更為厚重的思辨之光，始終若隱若現，使得整部戲比一般的劇作凸顯出更鮮明的文學性。比如，從第一集開啟的“生死觀”之爭，其實一直延續到了最後。
第二集，白家宅一役，化名“孔二包”的孟萬福親眼見證戰場的腥風血雨，于連長眼睜睜死在他眼前。
大敵當前，究竟是走是留，孟萬福提出了一個小人物的質疑：
“我‘賤’出全民還不行嗎？你們是龍，我就是條蟲，你們吃肉的時候也沒分給我啊！”
面對如此樸素而實用的生存哲學，張雲魁的舍生取義的士大夫理論起不了什麼作用。他只能用血肉之軀來回應，讓命運的車輪從自己身上碾過：
“今天誰走都行就你不行，你要留在這裡，看著我，看看我們是怎麼死的。”
第四集，柳鎮巷戰的場面，刷新近年戰爭題材電視劇的鏡頭美學。鏡頭打點之準，演員狀態之飽滿，都經得起反復拉片。在這裡，情感濃度的推高，是靠肉身與鐵器、火光的撞擊來實現的，勝過萬語千言。
此後的風雲變幻，既是戰爭與和平的交響樂，也是兩個名字、兩段人生和兩種哲學互相交換的二重奏。在艱辛的流浪途中，張雲魁頂著孟萬福的化名孔二包，一路行軍打鬼子，足跡遍及南京、武漢、徐州和臺兒莊；孟萬福也冒用過張雲魁的身份，以這個符號曾經留下的威名，換取當下的生存機遇。在編導的筆下，將軍與廚子的身份互換，自然別有深意。
與“戰爭與和平”一樣，“交換人生”也是個經典故事型，我們在馬克·吐溫的《王子與貧兒》和海史密斯的《天才雷普利》裏都能看到迥然相異的變體。《八千里路雲和月》對這種模式的運用，則重在渲染兩者代入對方處境之後的漸漸憬悟，進而獲得精神上的重生。
我們可以依稀窺見這兩條人物弧光最終的落點：張雲魁意識到，帶著喪親之痛孤獨地活下去，堅韌地鬥下去，其實不比英勇犧牲更容易；孟萬福也終於真正理解了死士的精神境界，懂得生而為人，能有一些值得為之付出生命的東西，其實是幸福的。
值得為之獻身的究竟是什麼？答案也藏在劇作的結構中。連年抗戰，數個中秋，每一個都是戲眼，每一個都牽絆著人物內心深處的家與國，構成如地心引力般的“想像的共同體”。
劇中的第一個中秋，和平線上的丁玉嬌和張汝賢在防空洞裏舉頭仰望看不見的月亮，戰爭線上的張雲魁大口大口吃下孟萬福用菱角做餡的月餅。這一幕既是中國人的“千里共嬋娟”，也具有更普世的情懷，讓人想起《戰爭與和平》中，在戰場上受傷的安德烈躺在地上仰望蒼穹，説出了那個著名的句子：
“那高高的天空，以前不曾見過、今天才看到的天空。”
如是，《八千里路雲和月》的題旨不僅關乎一時一地、一場戰爭，而且試圖在歷史星空中構建起廣闊無垠的坐標係——橫坐標是家國，縱坐標是生死。劇中的每個人物，無論士農工商，都在坐標係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尋找那個儘管渺小卻關乎全局的點。
名與節
多年離亂，人物在坐標繫上運動不息。點與點之間的距離，差之毫釐，則失之千里。
在上海租界，張雲魁的堂弟張雲旗夫婦追求的是“生”與“家”的最大值，而老太爺張汝賢則堅定地把自己釘在“死”與“國”的交匯點——拒食“日本人的米”，寧死不願彎下他的腰。這兩種極致人格，構成了和平線上最大的衝突。
也正因為如此，丁玉嬌與孟萬福組成的臨時家庭，既要在煙火日常的夾縫中求生存，也要在種種關乎名節的選擇題上週旋，為老太爺遮風擋雨。
“名節”問題，是“生死”之外，貫穿本劇的另一個重大命題。
在本劇前半程，觀眾眼裏的張雲魁，就像一個被死死壓到底的剛硬的彈簧，幾乎找不到一點可以反彈的空間。一邊尋求申冤一邊繼續抗日，是張雲魁前半程最重要的任務。在這些戲份中，主演王陽奉獻了他從影生涯裏最困難，最內斂也最準確的表演——臺詞不多而字字瀝血，每一道眼神，每一滴眼淚的落點，都準確地控制在巨大的彈性勢能被壓抑與釋放的瞬間，在收放之間尋找表達的可能。畢竟，對於一個真正的死士而言，要接受自己的名節已經成了他人推卸責任甚至加官進爵的青雲梯，遠比死亡本身，更難以忍受。
隨著劇情發展，觀眾會發現，張雲魁並不是“八千里路”上的孤勇者，陸續背上黑鍋的還有田家泰和孟萬福。
民族企業家田家泰，為了不讓日本人將自己的廠改造成兵工廠，不惜與他們虛與委蛇，以至於一度成為軍統的“鋤姦”對象；孟萬福以“經濟專員”身份表面為日偽工作，實際幫助新四軍運送抗日物資；張雲魁本人則為了抗日大局，不僅沒有理會國民黨“官復原職”的承諾，而且拋卻個人名節，幫助新四軍打入了日偽內部。到了這裡，這個人物在本劇前半程最大的動力，得到了巧妙的反轉與昇華——此處往上翻的這一番，自然，動人，並且高級。
也就是説，張雲魁的命運設定，其實在全劇一開始就埋下了伏筆，成為一個隱喻層面的精神符號。孟萬福也好，田家泰也好，最終都成了“張雲魁”——置之度外的是個人名譽，捨身成全的是民族氣節。
輸與贏
一口氣追了十來集，最喜歡的是第九集——因為這一集的雙線結構，磨合得最為渾然天成。
和平線，玉嬌一家怒闖法租界的鐵柵欄。過程一波三折，即便萬福用金條收買了掮客，一家人還是在騷亂中失散，萬福和玉嬌被擋在租界之外。身懷六甲的玉嬌，不得不在離日軍只有一步之遙的房子裏，忍受即將分娩的陣痛和玉石俱焚的危險。
戰爭線，雲魁在南京申冤無門，反而親歷南京城的淪陷。他領著傷兵和難民逃往挹江門，為了拯救壓在廢墟中的母親和孩子耽誤了時間，沒趕上最後一班船，只能跟戰友一起抱著一輛廢棄的馬桶車，在長江上整夜漂流。
這一集的平行剪接堪稱均衡有度，盪氣迴腸。雲魁的九“死”與玉嬌的一“生”同時進行，戲劇節奏如有神助，宛若在絕望的懸崖上開出一朵絕美的花。我們看到長江上，屍體越漂越多，活人越漂越少，雲魁蒼涼而走調的《滿江紅》穿透茫茫夜空；而在長江的出海口，玉嬌在日本兵的眼皮底下，在孟萬福的舍命護佑中，生了一個叫月明的孩子。
那是“守得雲開見月明”的月明啊。
或許，在那一刻，我們能真正聽懂張雲魁在第一集裏為什麼會説——“我們中國一定贏”。
贏在張雲魁們的不怕死，贏在孟萬福們的不懼生，贏在密布于坐標繫上的千萬個端點。一場艱苦卓絕的持久戰，最後一定贏在人——每一個，具體的人。
也是在那一刻，我想，長劇也不會輸。當滿世界都在用切片追劇乃至“審判”演技的時候，這樣結結實實的一集，你是拆不開也打不散的。精妙的戲劇結構，賦予了長體量真正的合法性，構成了“長劇何以為長”的底氣與尊嚴。（黃昱寧）
